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DEA和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

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区域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以大湘西地区为例北大核心

从综合效益最优视角探究区域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涵及其演化特征,对旅游城镇化转型提质、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泰尔指数、修正的引力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7—2019年大湘西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差异特征、联系强度及驱动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大湘西区域旅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点显著,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格局。②区域差异在缩小,怀化市和张家界市的县区是差异缩小的重点区域。③联系强度随时间明显提升,联系网络呈密集化趋势和非均衡性,以武陵源区、吉首市和鹤城区为代表的县区间高质量发展联系密切。④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状况是显著影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因子的协同效应最突出,民生改善状况与城镇化水平、城乡差距程度的交互作用强度随时间显著增强。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传承与开发

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及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建构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及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等，对2002—2020年协调发展时空演化规律及2021—2030年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与预测，并使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总体不断提高，并由初期的旅游城镇化滞后状态向同步发展状态转变；（2）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增强，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良好协调的转变，预计2030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3）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显著，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4）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物质基础和保障为主，但非物质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汶川地震对四川及周边省区旅游业的影响

依据本底趋势线理论和1997-2008年统计数据,从更高的时空分辨率上,完成了汶川地震对四川及其周边省区旅游业影响的分析,结果显示:①2008年5-12月地震共使四川入境旅游损失112.1万人,国内旅游损失4 410.7万人,损失率分别为61.4%和22.4%;②四川北部主要旅游景点旅游业损失惨重,各景点游客损失率均达到了67.0%以上,其中,九寨沟、都江堰游客损失量较大,分别为212.2万人和194.7万人;③四川周边省区入境旅游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湖北、甘肃损失量最大,分别为35.1万人和26.9万人;各省区受地震影响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地震影响期以甘肃最长,其影响期将超过8个月;④2008年汶川地震对四川及其周边省区旅游业的影响,其游客损失量与客流量基数(本底值)成正比;游客损失率与2008年本底值(基数)成反比;损失量和损失率两者均与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以汶川为中心大致成同心圆状分布。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1—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揭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受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三轮驱动”,旅游酒店空间辐射作用由一级集聚中心向邻近次级集聚中心靠近,对城市边缘区的扩散力尚弱。(2)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域所在街道单元为沱江沿岸的历史街区,呈现由沱江中游向上下游扩散的趋势,形成“首尾疏、中间密”的格局;旅游酒店空间演化过程经历了萌芽阶段（2001—2007年）、发展阶段（2008—2012年）以及涌现阶段（2013—2019年）。(3)在历史选择基础、城镇用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实现生态空间景观化、生活空间商用化和生产空间旅游化,改变旅游酒店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