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耕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切入点。论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两个角度,探讨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兼业户与非农就业户合计占调查农户的58%,农户非农化现象普遍;2）劳动力越多、人均耕地越少的农户,其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推力”;3）务农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其生计分化程度越高,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拉力”;4）随着生计分化程度的增加,耕地利用的生产要素投入强度呈递减态势,但是兼业户的耕地利用效率高于纯农户和非农就业户。农牧交错区同时面临着生态保护、农牧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挑战,政策制定需充分考虑当地农户的生计特征与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加强非农就业引导,鼓励农户土地流转,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发展。     

农户分化、技术约束与耕地保护技术选择差异——基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农户技术采纳理论分析框架

在不完全要素市场和农户分化背景下,探索不同类型农户、耕地保护技术约束与技术选择之间内在行为逻辑,以期为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利用Probit和Logit方法,通过微观数据剖析不同类型农户技术选择意愿、行为逻辑及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技术选择差异。研究表明：纯农户、I类兼业户和II类兼业户在耕地保护意愿方面具有统一性,但随着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耕地保护意愿逐渐降低;在行为逻辑方面,异质性农户耕地保护技术选择上差异显著,不同类型农户的禀赋特征与不同耕地保护技术间存在非对称性和偏差,主要受不同技术属性和风险偏好的约束。因此在耕地保护技术实施与推广应用时,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农户禀赋优势与农户风险偏好程度。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农牧交错区典型区域农户调查数据,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产足迹远远高于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分别对农户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具有决定作用;2）农户生态足迹,尤其是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3）少数民族户、畜牧业收入占比大、人均牧草地多的农户,虽然耕地生产足迹和耕地消费足迹较小,但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均较大。基于农牧交错区脆弱生态系统,建议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改变农户粗放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户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对本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

生计风险作为移民社会整合的标尺,已成为研究生态移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视角。以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市为例,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移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武威市生态移民的生计类型以非农户为主,纯农户比例不足10%,生计多样化指数仅为1.74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67.44%的移民面临着多重风险,以经济风险为主,生活开支大、新分棚圈耕地质量差、返贫是主要的风险要素。（3）应对策略主要为向亲朋借钱、银行贷款、外出打工和减少开支,后顾生计则多选择扩大养殖、长期打工和维持现状,不同县区移民的策略选择略有不同。（4）政策、福利和经济风险会显著影响移民对“向银行贷款”“减少开支”及“外出打工”等应对策略的选择,而后顾生计的选择更多受制于生计资本储量,而政策及经济风险的影响较低。移民户的类型对策略选择影响显著,非农型兼业户更倾向于选择“向银行贷款”和“扩大养殖”。     

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的功能异质性及个体差异评价——以湖北省典型地区为实例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典型地区为实证,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对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及贡献度进行评价,结合农户兼业类型与耕地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农户耕地利用功能指标强弱及个体差异。研究表明：1）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的强弱依次为：经济贡献功能>养老就业功能>选择馈赠功能>食物生产功能>生态保障功能。其中,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的农户尤其注重经济贡献功能,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偏重养老就业功能。2）从农户兼业情况来看,纯农户和非农户重视养老就业功能,兼业农户强化经济贡献功能。建议建立耕地多功能管理体系,深化以主体功能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转变传统单一的耕地保护模式,根据农户家庭耕地利用特征协调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目标与耕地保护管理决策的关系。     

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及其住宅形态的响应研究

以山东省沂水县3个村（核桃园、高桥、唐家庄子）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比分析法,剖析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与其住宅形态功能转型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新村建设提供决策指导。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农户以农业生计为主,修建“平房+庭院”形态住宅,利用庭院种植蔬菜;2）改革开放后,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禽畜养殖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农户在住宅内搭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饲养家禽。高桥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修建两层楼房,将一层的空间用于非农经营;3）21世纪以来,农户生计进一步非农化和分化。核桃园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将庭院硬化晾晒粮食,改造猪圈为储物间储存粮食和农机具;高桥农户为了扩大非农经营空间修（改）建三层楼房,将一二层用于非农经营;唐家庄子农户到县城非农就业,为改善居住环境修建两层楼房,住宅中用于生产的空间消失。可见：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转型是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新村建设模式应充分考虑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城市边缘区农户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的影响——武汉、成都、苏州1 022户农民的典型实证

在快速城市化及城乡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方式已发生根本转变,农业劳动力的农地生存依赖性弱化、生计多元促进土地转出市场活跃。论文以武汉、成都及苏州1 022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分析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城市边缘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利用在食物生产、经济贡献及养老就业等传统功能上明显弱化,在满足家庭成员未来选择及后代馈赠需求等功能有所增强,且存在地区差异。2）城市边缘区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强烈,转出率达59.39%,土地转出存在地区差异。苏州乡镇经济发达、农民非农收入比例高,农户土地转出意愿最强烈、转出市场也最活跃;而武汉、成都作为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城市边缘区农户的土地转出决策相对滞后。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转出意愿及行为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家庭耕地功能依赖性愈强、土地转出决策越弱。建议健全农村社会及养老保障体系,强化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产权及生态环境建设,促进耕地资源养老保障及选择馈赠功能的释放,确保农田生计依赖性弱化的农民依托市场转出土地,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适宜规模经营。     

东部沿海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研究

非农就业后农户如何利用农地资源成为决定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关键。基于生产决策理论剖析了不同情境下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采用东部沿海地区599个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①有剩余劳动力与无剩余劳动力情景,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并不一致;②非农就业改变家庭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力相对报酬,进而影响农地租赁行为;③东部沿海地区农地租赁行为响应是非农就业特征与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区位、非农就业逆向淘汰程度与农地租出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倾向于租出农地。非农就业规模的农地租赁行为响应存在门槛效应,而非农就业类型的总体影响较小。     

农牧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初始行为响应——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江西山江湖4县(市)的508户农民和青海三江源玛多县151户牧民进行住户访谈,使用生态时限法和EXCEL统计方法理解他们对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直接行为体现为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主导的山场造林,而三江源牧民的初始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以少畜或无畜牧户为主的生态移民。对农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仅需要进行产权明确,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益,而三江源的牧民行为调整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虑牧民宗教习俗的变迁;②山江湖农户的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胁迫或冲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产生有助于山场恢复的响应,主要受制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养殖风险增大等的驱动,而不是农户的自觉行为,而三江源牧民的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迁的结果,"禁牧-围栏-减畜"是适宜于草场压力减轻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牧民间接参与的首选响应;③山江湖农民转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低,而三江源牧民转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府主导为牧民提供培训、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转产后草场生态好转的反弹风险较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集中型生态重建和减压型生态恢复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和思路支撑。     

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山东省两市的农户调查

文章建立农户理论模型与回归模型,并基于山东省两个县级市——平度市与高密市282份农户问卷,对两市农户耕地中种植速生林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调查区80%以上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其占用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9 个百分点;②地块面积越大,农户将此地块转种速生林的几率越低;③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耕地质量与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关系不显著,说明速生林种植技术要求较低,普通耕地质量就可以满足速生林的种植需求,这也是调查区超过80%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农户种植速生林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非农工资收入的家庭,更倾向于种植速生林,而地块破碎、耕作距离较远会增加传统农业的总劳动投入量与强度,导致农户种植速生林;⑤邻地是否种植速生林对农户的速生林种植决策影响明显,说明速生林对耕地的胁迫效应严重。从保护基本农田的角度,需要避免新的速生林种植现象出现,重点针对常年举家外出的农户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政府亦应在推动土地向种粮农户流转方面作深入工作。     

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河北衡水为例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耕地休养生息,推行土地休耕制度,以提高地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华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华北地下水漏斗区作为土地休耕的三个试点之一,主要目标是退耕高耗水的冬小麦,实现"一季休耕、一季雨养",以减少地下水用量,修复地下水环境。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生产与经营主体,如何给予农户合理的补偿,使其有效地实施冬小麦休耕政策成为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因素。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机会成本法与Logistic模型对意愿与补偿标准进行分析,探讨了河北衡水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以便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抚养比、农户对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态度、农户对政府实行政策的信任度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2)务农工日、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负向影响;3)只考虑冬小麦对地下水影响,不考虑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建议河北衡水地区休耕农户补偿标准为518元/亩(7 770元/hm~2)。最后论文提出了因地制宜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的补偿政策,发展绿色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并做好休耕政策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碳排放量大部分来自发达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因此农户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论文将二氧化碳的质量作为碳足迹的单位,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测算了当地农户碳足迹,运用单因素分析法和Gini 系数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碳足迹的结构特点,并且运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户碳足迹的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张掖市农户碳足迹总量为1.63×10⁹ kgCO₂,人均碳足迹为2.14×10³ kgCO₂;②从碳足迹类型来看,农户的碳足迹主要来自于能源消费,其次是房屋建设,食物生产加工和交通运输所占比例最小;③从碳足迹内部结构来看,张掖市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碳足迹有较大差异,非农户的碳足迹最大,其次是兼业户,纯农户的最小;④从碳足迹占有量的公平性看,碳足迹占有量偏差最大的为交通运输,Gini系数为0.51,其次是能源利用,Gini系数为0.41,食物生产加工碳足迹占有量比较合理,Gini系数为0.35,房屋建设的碳足迹占有量高度平均,Gini系数仅为0.12;⑤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和非农化是影响碳足迹的主要因素,随着人口数量增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非农化程度的加深,农户碳足迹在不断增加。     

基于农户意愿的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和家庭生计。论文以鄱阳湖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通过Logistic方法建立了农户受偿意愿与单位耕地产值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分别以耕地、 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结构调整为主要补偿对象的三种典型生态补偿模式。利用回归分析和年龄移算法,对湖区未来20 a三种生态补偿模式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总额变化过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结构调整补偿模式较其他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为高效利用国家补偿资金提供了有效途径,还能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