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测度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为例

构建了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测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0—2015年庆阳市及其各区县的系统内部协调度、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复合系统的协调度、综合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15年庆阳市经济、社会、资源系统的内部协调度明显提升,但环境系统内部协调度波动较大;庆阳市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县区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波动变化较明显,部分县区甚至出现了下降;庆阳市整体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复合系统协调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提升不显著,且波动变化明显;庆阳市及各区县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度属于基本协调以上类型,综合协调发展状况相对较好。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测度分析了2001—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经济—社会—生态分维度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空间上以中低水平类型为主,三大维度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错位现象;(2)高质量发展呈持续上升趋势,空间上以中低水平为主且均衡性逐步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有待增强,高协调区仅呈点状镶嵌分布于面状低水平区;关联集聚特征显著,由下游到上游呈圈层式热冷点集聚分布;(3)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呈等级化特征,与城市行政等级高低保持一致;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优于其他城市;呈职能化特征,综合职能型城市发展相对较优;呈区位化特征,下游及沿河城市发展相对较优;(4)地理区位、经济技术、战略政策、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及因子综合驱动高质量发展格局。     

中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效率时空格局

以我国2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度2008年和2013年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水平及效率,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匹配状况,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呈"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级协调状态;呈"梯度化"分异特征,总体呈东部中部西部的时空格局。(3)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水平且呈下降趋势,多数城市群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东、中、西部城市群效率普遍偏低,但东部优于中西部。(4)城市群经济社会协调度与其效率空间匹配度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有效识别问题区域且依据区域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是提升两者空间匹配度的关键。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从水污染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构建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淮河流域整体及各省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采用耦合模型分析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从淮河流域整体地域协调性看,"十二五"期间的协调水平比"十一五"时期上升,而流域南部(安徽省)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并不理想,地区协调性水平差异较小,重点提高流域南部经济实力,努力提高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2)从淮河流域内各省系统协调性看,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越来越好,整体协调发展水平随时间呈"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系统综合协调发展状况在逐步改善。同时,淮河流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受经济系统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正处于升级阶段。(3)从淮河流域系统相互关系看,水环境和社会系统耦合保持在拮抗阶段,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较大,而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随时间由高水平逐渐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更大但作用力逐渐减小,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两者实现强脱钩,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青海省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青海省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价值巨大,深刻了解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与相互关系,对青海省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有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文章基于2000~2014年《青海省统计年鉴》及《青海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通过构建青海省经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熵权法对指标权重的确定以及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了青海省2000~2014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度及协调类型。结果表明:青海省2000~2014年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三种耦合协调类别:2000~2006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类;2007~2009年为初级协调发展类;2010~2014年为中级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别等级不断提升。耦合协调类型方面:2000~2009年为经济损益型,2010~2014年发展成生态滞后型。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变及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动能。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EQ(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三系统的综合得分,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观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方面,三系统均呈现持续攀升的变化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2)结构性差异来源方面,全国层面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数字经济,七大经济区的差异来源和时序变化各不相同;(3)全国的DEQ协调度等级有所提高,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七大经济区的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好转的变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4)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七大区域三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云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研究

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赋权法、功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结合ArcGIS10.2软件,对云南省各市州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与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2006—2015年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极化效应显著,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市州数量较多;(2)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由"单极"向"面状"转变,分布不均衡;(3)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勉强协调型,发展协同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在空间集聚方面的"趋同俱乐部"现象明显;(4)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耦合协调度越高的区域对经济、科技、资金、人才等要素"流"的集聚效应越强。     

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内蒙古2008—2017年经济生态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内蒙古经济与生态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与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总体而言,2008—2017年,内蒙古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2012年以前发展水平较低,2012年以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2008—2011年,耦合协调等级处于失调衰退类,2012年开始,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高较快,进入了勉强耦合协调发展阶段;2016年开始,耦合协调度达到0.7以上,进入良好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西北干旱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态势分析——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

根据2000—2014年甘肃省民勤县人口、农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该县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民勤县的人口—农业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度C为0.372—0.696,经历了颉颃耦合和磨合耦合两个阶段,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D为0.325—0.639,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到协调发展的良性转化,虽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有所改善,但耦合协调程度较低。根据这一发展态势,结合民勤县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与环境恶化形势不断加剧。基于社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熵值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截取2001年、2006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对北方农牧交错带26个地级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略有增加,但整体水平较低;②大部分低度协调类地区逐步向中度协调类地区转变,高度协调类地区数量增幅小,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山东邹平市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以山东省邹平市为研究对象,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分别对邹平市2011—2020年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和发展速度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邹平市社会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而后逐步下降的变化趋势,自然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前者发展速度总体上快于后者;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323 6增长至0.596 6,反映了该区域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断改善,较好地实现了二者的协调发展;剪刀差呈平缓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二者发展趋势之间的差异逐渐增大。研究结果为当地制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耦合协调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研究

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以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划分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了2005—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在一体化进程中各系统的协调水平，并运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2005—2019年，黄河流域7个城市群在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各系统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水平最高，社会次之，经济发展最后。(2)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较高水平，系统间交互作用逐渐增强，耦合协调关系不断趋于优化。7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类别呈现出“过渡发展类—协调发展类”的改变，制约各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滞后型和社会滞后型两大类。(3)2020—2025年，各城市群协调度将稳步提升，但仍不会达到优质协调，实现高水平的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仍需较长时间。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青海省旅游—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评价模型,对青海省旅游—经济—环境系统(TEE系统)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2000—2014年青海省TEE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总体上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但耦合度处在磨合阶段,协调度也仅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旅游业与经济系统之间呈高度正相关,但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在2008年后高于环境阈值,环境成为青海省TEE系统协调发展的短板。今后,青海省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着力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以促进青藏高原地区TEE系统的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区域旅游经济与交通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

借鉴物理学上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对2000—2015年我国西南地区交通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及其时空分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地区交通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值呈逐年增长态势,耦合互动效应显著,但耦合协调等级还处于较低水平,到2015年只达到初步协调;空间分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说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和发展环境的稳定,区域旅游经济整体的适应和发展,促使差距不断减小。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西南地区应建立与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并积极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区为考察区域,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构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对两大子系统发展、综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子系统呈相对稳定或显著上升发展特征,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发展等级较高,而西北内陆省区较低。②2006—2018年,多数省区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且优势型省区均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③科技创新与旅游经济系统间联系不断增强并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多数省区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重点。④旅游人力资本、创新支撑环境和科技创新产出是两大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浙江省城市生态文明耦合协调及时空演变研究

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与ArcGIS分析2009—2018年浙江城市生态文明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及其空间演变.结果表明:浙江城市生态环境得到较好保护,生态经济与社会有序提升,生态文化成为制约因素;整体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实现低级向中级转变;浙江城市生态文明子系统得分与耦合协调性均呈现两点突出、环杭州湾与沿海尚可、浙西南内陆...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