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CO2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及情景分析

山西作为我国的能源大省,其碳排放强度更是持续位于全国最高水平,分析山西省CO₂排放影响因素,探究其发展模式,对于山西省的低碳发展意义重大.基于STIRPAT模型,将山西省能源CO₂排放的影响因素确定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均GDP、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能源强度.在岭回归拟合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灰色GM（1,1）模型对山西省CO₂排放驱动因素值进行预测,以提高能源CO₂排放预测的准确性,并结合情景分析方法,为山西省的CO₂减排设计了10种不同的发展情景.结果表明:①人口对山西省CO₂排放影响最大,其次是城镇化率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②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能源强度和人均GDP等因素对山西省的CO₂排放影响不大,但能源强度对CO₂排放的抑制作用不可忽略.③山西省CO₂减排最佳的情景方案为适当控制人口数量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技术的革新、降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能源强度,并且大力推广新能源和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在该情景下,山西省2020年的CO₂排放量可以控制在5.16×108 t.      

矿产资源利用的循环经济分析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偏少。为了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江西铜业公司坚持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铜矿采掘、分洗和铜冶炼等各个环节,把生产中的废弃物加工成有市场需求的产品,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能量有效地转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必须树立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遵循市场规律,大力开展科技创新,研究开发废弃物再利用的关键技术,尽可能将污染物在企业内部转变为产品,形成循环经济产品链或产品网,提高经济效益。政府要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健全法制、加强宏观管理,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     

基于化石能源消耗的重庆市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预测

首先利用重庆市能源平衡表,采用IPCC方法 1对重庆市1997—2012年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其次依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LMDI因素分解法将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系数;然后利用扩展的重庆市STIRPAT碳排放模型,在9个情景模式下对2013—2050年重庆市碳排放进行预测;最后对比分析了各情景下的峰值大小及出现时间.研究发现:基准模式下的重庆市碳排放在2035年出现32135.38万t的峰值;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能在不降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有效降低碳排放;消极因素中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比碳排放强度下降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积极因素对碳排放峰值的影响比消极因素更有效.     

池州市2000—2010年能源足迹动态测度与驱动因子分析

能源足迹测度分析是揭示能源消费对区域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基于能源足迹的碳吸收计量模型、能源足迹强度与生态压力分析方法,利用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费数据,对2000—2010年池州能源足迹及生态压力与强度进行了动态测度,运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2015年、2020年能源足迹进行了预测,并借鉴STIRPAT模型对能源足迹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池州人均能源足迹由2000年的0.1173ghm2(全球公顷,下同)上升至2010年的0.8993ghm2,呈波动上升趋势.2000—2003年,人均能源足迹的供给大于需求,EPIEF<1,2004年开始人均能源足迹的需求已超过供给,供需状态严重失衡,EPIEF>1,2010年,EPIEF比值达2.4,能源足迹为森林对能源足迹承载力的2.41倍.煤炭足迹为能源足迹的主要贡献者,平均贡献率达90.21%.能源足迹强度整体呈倒"U"型趋势.人口规模、人均GDP、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能源足迹呈正相关关系,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5698、0.590、1.468、0.144.可为池州市政府动态了解能源消费对环境形成的压力,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而为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微观尺度区域能源足迹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中国减物质化趋势及循环经济成效评价

物质流分析通过测量经济活动物质投入的数量、强度及其变化即物质化或减物质化趋势,能够反映可耗竭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的总体情况,也是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成效尤其是资源综合利用对物质消耗影响的一个有效工具。论文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2000-2013年直接物质投入及其与特定经济特征的关系,确定了资源利用强度变化趋势,评价了中国循环经济实践尤其是资源综合利用的成效。发现2000-2013年中国直接物质投入总量持续增加、单位GDP直接物质投入先上升后下降,说明中国已进入了相对的减物质化阶段;第二产业比重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是直接物质投入强度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中国的资源综合利用总量增加但综合利用率仍很低,未对直接物质投入强度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未来中国直接物质投入总量和人均值在很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增加。     

基于函数极值条件下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情景分析

基于函数极值条件提出了碳达峰出现时间和需要满足的理论条件,并对主要发达国家作了验证,同时对中国现状做了分析,最后采用了基准和强化两种情景分析了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后进入2060年碳中和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结果显示：（1）根据IPAT恒等式将碳排放函数分解成人口、人均GDP和碳强度三个因素时,碳峰值出现时间为三个因素年增长率之和由正转负的正数值年度,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证实了这一条件。（2）中国三个因素年增长率之和自2003年起已经开始降低,最近几年一直在0.01~0.02徘徊,表明总体上朝着有利于碳达峰的方向发展,同时按照三个因素的预期发展目标计算得出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的上限为112.2亿t,若2021—2035年保持相同的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碳强度年均复合增长率的绝对值需要比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高0.14个百分点。（3）在能源消费总量逐渐回落的前提条件下,2060年基准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占比约为65%,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约为31.4亿t,强化情景下非化石能源占比约为70%,二氧化碳排放约为26.6亿t,而碳汇和CCUS等固碳技术还存在不确定性,碳中和任务依然艰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终需要控制能源消费,践行低碳消费行为。     

基于沼气综合利用的乳业循环经济模式探讨与实践

为了解决乳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分析探讨乳业循环经济模式,以镇江市长江乳业有限公司为例,建立“奶牛—沼气—种植—奶牛？的良性生态循环经济模式,企业的年运行效益为24．51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为7.7年。研究结果对于实现乳业可持续发展,为相关企业节能减排,提高效益,探索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的技术途径,建设乳业循环经济模式提供了参考。     

中国产业部门水足迹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水资源是中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对中国产业部门水足迹及其强度进行定量核算,分析其演变趋势,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及政策完善三个角度剖析中国水足迹变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7-2007 年间中国各行业完全水足迹强度的年均下降率约为9.1%,而大部分行业的水足迹却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4.2%。1997、2002、2007 年中国以贸易形势输出的虚拟水总量占完全水足迹量的比例分别为12.0%、14.6%、22.5%,呈递增趋势且均高于输入总量。中国各部门水足迹强度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节水技术的发展、节水管理政策的完善、产业间的经济联系。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导致水足迹上升的决定性因素。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总量的扩大化是导致虚拟水呈现输出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探寻节水技术的新方向,利用部门间经济联系转移部分行业节水压力,完善发展中产业的节水措施,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实施地区性虚拟水贸易战略是中国节水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     

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

将扩展的Kaya恒等式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相结合,以2005~2016年东北三省主要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化的碳排放分解模型,测度并分解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通过与中国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对比分析,考察各产业（部门）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2016年,东北三省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84%,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贡献最大为188%,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产业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为59%,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经济政策体制是今后促进东北三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基于TOPSIS的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以上海市为例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基于TOPSIS法及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上海市2003~2012年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间演变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上海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其协调发展类型从初期的失调衰退类过渡到亚协调发展类,进而步入到协调发展类。(2)2004年与2007年是上海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年份,2004年是上海市从失调类转为亚协调发展类的过渡年,2007年是上海市从亚协调发展类转为协调发展类的过渡年。(3)在经济-环境系统的内部关系中,2005年之前,环境发展优于经济发展,其后环境发展劣于经济发展。     

浅谈节约型城市的构建

构建节约型社会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节约型城市的构建应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推行循环经济、加强节能科技的创新,发展替代能源,同时结合政策手段、宣传教育和法律手段来实现。     

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选择和路径

提出陕西省应制定"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的低碳发展战略,分析了该战略对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规划出低碳发展过程中应遵循的"先紧后松"路径,与各发展阶段的工作重点。     

碳交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在中国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不仅给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工业企业带来较大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也给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其随着碳交易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够产生"减碳促经"效果展开深入研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等方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够明显提升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同时该种作用效果会随着试点区域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该政策能够产生显著的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和能源结构优化效应.建议通过加速完善环境规制层面法律制度、加快构建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和加速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向低碳化发展转型.     

基于LMDI的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变化分析

基于LMDI分解模型,探究了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密度、运输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强度、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及时空特性,并使用泰尔指数测算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是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第一主导因素,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为116.33%,其次是人口规模（6.19%）;运输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其负向驱动率分别为-26.18%和-16.25%;而技术水平（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的提升有助于抑制碳排放增加.此外,基于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泰尔指数均显示长江经济交通碳排放量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其中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且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最后,对长江经济带交通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北京市能源消费碳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量化人口、城市化和技术等因素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引入修正的碳足迹方法计算1990~2011年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STIRPAT模型和偏小二乘模型对城市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市化、人均收入、人口是碳排放最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和研发投入比重等因素导致碳排放降低.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城市碳排放总量虽然整体状况还在增加,但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尚未实现协同.根据模拟结果,降低碳排放和建设低碳城市的建议是发展集中型和紧凑型的城镇功能组团,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合理引导居民绿色消费,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     

探索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上可持续发展新的战略取向,并且正通过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国际合作与贸易方式的转型,以及管理、政策、技术的组合与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和竞争格局。中国由于长期高速增长和巨大的社会经济规模,不仅使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异常复杂,而且其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的结构具有一致性。经过过去20年的努力,中国在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未来5-10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以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主线,通过阶段目标和长期目标、效率和总量、计划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演变特征分析与因素分解

在研究近16 a(199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碳排放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采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探讨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变化的原因与规律。结果表明:①八大区域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②东北、京津和东部沿海地区碳排放比重逐年下降,其它地区正好相反或维持不变;③经济发展效应对碳排放有最强正影响,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有最强负影响;④人口规模效应对包含直辖市的区域碳排放有较大的正影响,经济发展效应对经济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正效应弱于其它地区,能源强度效应对经济结构调整活跃地区的碳排放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受宏观经济形式与能源政策影响,对碳排放的影响有较大波动。     

基于城市化的浙江省湾区经济带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与2003-2017年浙江省湾区经济带面板数据,分析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并应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实证考察城市化视角下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浙江省湾区经济带各地市碳排放规模逐年增加但增幅不大,增速放缓,碳排放量差异明显,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空间上呈现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加大的趋势;（2）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是碳排放的主导因素,其他依次为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和城市化;（3）各影响因素呈现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不同时间、地区各驱动要素的波动方向和强度并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各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影响情况,为实现区域差异化碳减排策略提供指导。     

秸秆气化商业化发展的驱动与制约因素分析

秸秆气化是一项方兴未艾的新兴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而在秸秆资源气化的商业化发展过程中,明显的驱动因素和不利的制约因素并存。论文在调研后认为,其驱动因素包括:农户对包括秸秆燃气在内的高品位能源具有较强的需求;有利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缓解国家商品能源供应压力等明显的外部性效益;政府在初始阶段对秸秆资源的重视和推动。其制约因素包括:由于秸秆燃气价格偏低,提价可能性小,燃气用户规模小,用途单一,秸秆气化站初始投资较高,使得秸秆气化站的经济效益尚不明显;政府扶持过程中暴露出非市场行为的缺陷;秸秆气化技术的成熟性与实用性不强,秸秆气化设备及施工验收体系的标准化不够完善。     

基于Theil指数KAYA分解的中国碳排放差异性分析

为了量化2005至2010年中国各省区市之间碳排放差异性及其变化趋势,本文运用Theil指数KAYA分解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人均碳排放差异逐年减小,能源强度是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均GDP是人均碳排放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区域划分方法的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且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是造成全国差异的主要原因;相对"十一五"能源强度目标分解,"十二五"碳强度目标分解已考虑省市区差异,但其基本上根据人均GDP差异进行分组,且很大程度沿用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区域划分。因此,建议在对各省区市分配减排指标时,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同时兼顾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并根据中西部地区内部排放差异将目标分解方案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