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条件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

旅游活动不仅能够为景区创造经济效益,而且也给生态环境体系形成负面影响,因而对环境约束下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进行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参照网络DEA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法,将环境因素纳入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框架,结合以景区碳足迹表征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标,构建了考虑环境因素的景区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测度模型,规避了传统DEA方法的"黑箱"问题,更为准确地涵盖了环境治理效率。以四川省成都市26家景区为评估对象的研究结果显示,各景区旅游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多数景区旅游生产率差异受旅游服务产品生产环节效率主导,囊括环境治理效率的旅游效率与旅游生产率评估更为科学、合理。最后本文在发展理念、旅游服务产品结构、能源结构、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景区旅游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旅游环境承载力实证分析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度、分析、研究，不但是对一旅游地进行开发、规划的有效工具，也不仅是被动地控制游客流量，不使其超过承载力的某一阀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指导我们主动地对旅游地进行合理管理，更好地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这对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模糊线性规划测度模型来分析云南丽江云杉坪景区的合理环境承载力及合理的资源配置，以期为旅游规划和景区开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量化方法。     

环鄱阳湖旅游圈旅游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策略

旅游圈是推进区域旅游发展的有效载体,对区域内各地区间旅游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以资源主导型的环鄱阳湖区域为例,根据该区域旅游经济现状,以该研究区5个地级市所属的国家3A级及以上67个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从景区景观质量引力指数、旅游规模和交通可达性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测度2003~2015年各地区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及其演变情况,揭示环鄱阳湖区域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呈现出快速增长且联系紧密、区域差异较明显、交通作用逐渐增强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环鄱阳湖旅游圈区域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以及圈内各地旅游经济联系的思路,形成多极核的网络化结构旅游圈层格局,并演进为区域旅游圈的一般结构模式,为推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旅游业能源消费、CO_2排放及低碳效率评估

本文以投入产出分析思路与IPCC的CO2折算方法为基础,对湖北省17个城市的区域旅游能源消费与CO2排放进行了估算,并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对区域旅游低碳效率及其全要素生产率作出了测度与分析。研究结论显示:湖北省旅游业能源消费量从2007年的2 008 518吨上升到2011年的5 121 460吨,对应CO2排放总量从2007年的6 340 302吨上升到2011年的15 773 041吨;住宿、餐饮、景区游览、购物、娱乐、邮电通信及其他服务等二级部门间接能源消费量(间接CO2排放量)远高于直接能源消费量(直接CO2排放量),而交通部门直接能源消费量(直接CO2排放量)远高于间接能源消费量(间接CO2排放量)。效率评估显示,若不考虑非期望产出,则旅游业发展效率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湖北省旅游业低碳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区域旅游业的低碳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旅游经济系统内部生产要素使用潜力尚待发掘;在分析期内,湖北省区域旅游业低碳效率整体上处于上升状态,规模性因素所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区域低碳旅游经济发展效率攀升的关键动力,而纯技术效率变化则不利于生产率提升。     

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与量化测度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判依据,目前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仍显不足,多以静态评价分析为主,缺乏动态预测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定量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尚需深入探索。本文结合滨海旅游的自身特点,构建由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四个承载子系统构成的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按照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运用物元评价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量化测度与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环境各个承载子系统存在一定的承载差异,滨海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滨海旅游经济和社会环境子系统还有较大的承载空间;从时序变化上看,滨海旅游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高,并呈现可持续的运行态势;从空间差异上看,青岛、烟台、潍坊和威海四个城市滨海旅游环境承载状态处于"良好"等级,而东营、日照和滨州三个城市滨海旅游环境承载状态处于"一般"等级。因此,提高区域整体承载潜力,平衡地区承载差异,对于促进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资源有序开发和滨海旅游产业合理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省际真实环境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不断消耗,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刻不容缓。而有效的环境效率测度可探究出造成资源过度消费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从而推进环境治理政策的改进。本文基于2006—2015年省际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评价了相同环境下各区域的环境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探讨了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误差因素的影响,为测度环境效率的真实水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结果发现:(1)三阶段DEA模型可有效剔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能客观真实地测度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从而获得比传统DEA模型更有效的环境效率状况。(2)排除随机误差与外部环境因素作用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全国的平均环境效率值和平均纯技术效率值均被低估,平均规模效率则在不同程度上被高估,环境效率的提升主要受规模效率水平不高的制约。(3)调整后的东部、中部、西部真实环境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不平衡现象。(4)规模收益的变动受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省份处于规模收益递增行列。故为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效率水平,应优化产业结构比例,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产业转移;适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转变"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根据规模收益变化情况,各省市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切实提升企业生产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能源的节约和污染排放的减量化;发展城市群,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治理效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贸依存度。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演变特征

本文在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AHM权重和熵值权重相结合的方法及协调发展度测度模型,对1996-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0余年来,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2010年11省区均已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总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②我国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但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③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对比分析显示,我国东部省市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区域,而中西部省区多为旅游经济滞后型区域。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碳排放约束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因素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是当前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对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总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别运用传统DEA模型和非径向SBM模型分析碳排放对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探究碳排放约束下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长江经济带整体旅游碳排放总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上海市始终保持最大,其次是四川省,而安徽省是唯一一个碳排放总量下降的省份;(2)碳排放对旅游产业效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时序上看,长江经济带环境约束下旅游产业综合效率较低,贵州省始终处于高效状态,上海市降幅较大.从空间格局上看,上下游地区空间差异较大,中游地区逐渐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分解指标的不协调发展,特别是规模效率.(3)从影响因素上看,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专门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耗水平对碳排放约束下的旅游产业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旅游产业专门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影响程度较大.而产业资本和交通发展水平不利于碳排放约束下旅游产业效率的提升.     

旅游规划的环境影响识别探讨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旅游规划也是其中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写环评报告书的10个专项规划类型之一。但是目前我国旅游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与技术性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改进。例如,处于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承上启下重要环节的环境影响识别就缺乏成熟的技术方法。在阐释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识别的定义及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及实践案例的分析与研究,总结与探讨了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识别的主体、受体和效应。最后以青海湖景区旅游规划为例,应用矩阵法识别了所规划项目与活动对青海湖地区自然资源、景观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敏感区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可能影响,以给类似旅游规划的环境影响识别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时空结构分析

根据68处4A级景区所依托的主要旅游资源，将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的时空结构概括为4种类型：周末型——圈层结构、节假日型——多节点结构、四季型——面状结构及其它时闻型——单节点结构；由此提出该地区旅游产品亦构建为具有更加精细市场针对性的4类产品类型：周末型、节假日型、四季型和单节点型；认为通过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时空结构分析，可以促进区域旅游资源的集约化开发。改变目前“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租放的现状，推动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测算与时空演变分析

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是将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纳入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框架,表征旅游业绿色发展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在借用"自下而上"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评估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非参数DEA法及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11年间的旅游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引力模型对该区域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仍处于增长态势,区域内省份旅游经济与两者(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正向关联显著,且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与两者(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并未实现脱钩。②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发展绩效有所提升,但因粗放型发展模式致使其绿色生产率增长迟缓,技术进步已成为该区域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效率驱动作用薄弱。③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可分为发展进步型、发展停滞型和发展衰退型,不同类型省份应基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此消彼长采取适当措施促进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实现俱乐部趋同。④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势能值从下游到上游呈"L"型,长三角成为该区域核心增长极,长江中游实现中部隆起而长江上游出现塌陷状态,江西、安徽两省成为长三角和长江中游旅游业绿色生产率联系的重要枢纽,而长江上游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尚未与长三角、长江中游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结构。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旅游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DEA-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2001~2016年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动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进行探究。主要结论为：(1） 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逐步提升，主要表现为规模效率驱动综合效率优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10.9%的速度上升，旅游产业集约化经营程度提升较快。(2）旅游产业效率及分解效率显示出明显的圈层集聚特征，表现为一定的距离衰减现象，纯技术效率则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政府宏观调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5大因素对旅游产业效率的正向作用较其他因素更为广泛和显著；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组合方式和复杂程度也有所不同，是造成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旅游产业效率低梯度区域受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相对较少，高梯度区域所受复杂因素作用的疏密和强度情况更为复杂。     

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研究

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提出了优化配置方案。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平均水平较高,但城市群间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对综合经济效率影响显著,拥有高新科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效率较高;剔除环境和随机影响因素,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由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且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城市群数量增多。政府应加强城市群间的联系与交流,注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结构的调整,从而提高城市群综合经济效率。     

旅游景区周边环境及范围界定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现代化的推进,旅游景区周边涌现出了许多与景区不协调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者对景区所处背景环境的要求和标准却在逐步提高,旅游者对景区的观赏已不仅仅局限于景区内将景区作为一个孤立点对待,因此将旅游资源圈起来进行封闭式开发而忽视周边环境与景区完整性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游客越来越挑剔的目光。提出了旅游景区周边环境的概念,指出周边环境与旅游景区有密切的关系,是旅游景区的组成部分。论述了周边环境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周边环境分类,同时基于规划和评价的实际需要,建议在今后旅游规划中应专门对周边环境进行保护整治规划。认为周边环境应有较确切的地理空间范围,据此提出了确定旅游景区周边环境范围的方法。〖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环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环境绩效恶化问题已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异质性效应的不足,本文利用SBM-DDF-SML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来源和成分分解。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份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区域间差异显著;污染物过度排放和能源过度利用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尽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并未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3)就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规制强度的高低对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人均GDP、技术创新、FDI、结构因素对环境绩效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人均GDP、K/L和FDI的影响最为显著。依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构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保证环境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审慎设计和制定环境规制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治理的关键不是"哪一种规制工具效果最好",而是"哪一组规制组合效果最优"。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制组合,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一点对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绩效尤其重要。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与极化研究

伴随着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空间非均衡性已成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对此部分内容进行研究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认知中国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旅游产业专业化作为旅游发展的度量指标,依据较为前沿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指数测度方法,分别在三区域与八区域分组设定下,依次分别对中国旅游发展的空间非均衡与极化水平进行了定量刻画。研究结果为:与核密度非参数估计预期判断一致,基尼系数测度及其分解表明,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整体上逐渐降低,即中国旅游发展正在向均衡方向演变;组间差异是主导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主要来源,但这种贡献率存在逐渐缩小态势,同时,剩余项对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影响逐渐增强,意味着省际旅游发展在组间交错程度有所上升,组间显著差异正在减弱;分组样本基尼系数对时间的稳健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显示,除东北和西南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分组区域均呈现"俱乐部"收敛,再次证明了中国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程度随时间演进而降低;三类极化指数表明,三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逐渐减弱,但八大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略有起伏,近期中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具有增强趋势,主要原因在于组内认同程度与组间疏远程度反向变动,组内认同程度提高与组间疏远程度下降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空间极化程度降低的内在动因;此外,三大区域极化减弱程度大于其非均衡程度,八大区域与之相反。     

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旅游业是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发展产业之一,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协调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家界市是我国著铭旅游景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所在地,本文从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引入协调发展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对张家界市1996-2010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张家界市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子系统的评价值存在一定的波动变化;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中度协调发展类;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正在以经济发展超前型逐渐演变为旅游发展超前型。这说明近年来张家界市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但相对于旅游发展的而言,其生态环境的发展与改善还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城市山岳型旅游地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分析——以岳麓山风景区为例

确定景区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是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以旅游地资源空间数量、游道长度及分布作为衡量指标,利用面积法、线路法分别对城市山岳型旅游地——岳麓山风景区的旅游资源瞬时空间承载量、日空间承载量以及不同季节空间承载量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木桶原理"确定了景区的旅游资源综合空间承载力。研究表明:岳麓山核心风景区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夏半年为11449人/天,冬半年为10304人/天,年均承载量为396.97万人次。以上结果可为岳麓山风景区的旅游规划及景区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