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同时,随着全国贫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文章从西部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以及地区贫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解析了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互为因果的耦合机理;分析了当前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生态环境、资金、人力资本、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即: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设计了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大生态扶贫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生态扶贫模式的特点、实施范围和基本内容.原地扶贫通过创造生态管护就业岗位,发展当地特色生态绿色产业体系,实现贫困人口在当地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通过拓展整村推进和本地教育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离地扶贫则以生态移民为主,并结合城镇化战略,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通过异地就业、生活实现脱贫.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扶贫战略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开发,以特色农副产品开发、特色生态旅游和绿色品牌建设为核心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及以生态移民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创新等.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影响和作用十分复杂.利用反设事实法,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湖南省2001-2011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并对于湖南省2001-2011年潜在经济增长进行了进一步推断.研究结果:如果不存在出省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同期湖南将实现净增长428％,年均经济增长率18.10％,比现实经济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尽管带来了可观的劳务收入,但也使得流出地区实际经济总量低于其可能的潜在总量,导致其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也间接证明了农民工大规模出省打工对于农民工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将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劳务经济”发展战略在带来较多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当前不宜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新疆于田县人口变化与持续发展

从多角度分析新疆于田县50多年来的人口变化状况，其变动由3个波峰和3个波谷组成。增长率最高峰为1984年的34．13‰。最低峰是1964年的-2．29‰。两者相差36．42‰。形成人口高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稳定、医疗条件改善、文化大革命及政策；而瘟疫流行、自然灾害、人口惯性及政策控制了其增长。同时，由于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其人口控制和变化比发达地区滞盾一个时段．并亵现出偏远、自给自足地区受外界干扰少——一种典型封闭系统的人口变化特征。各类人口模式的变化都表明于田县人口变化已趋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增长。为该县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呈现收敛而90年代后发散?人力资本究竟是怎样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已有的经验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积累自身的收敛性,因而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立互动关系.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的联立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自身收敛性,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同向变化特征；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直接发散和间接收敛双重效应,欠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考察

选择"十一五"末期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重点——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趋同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上述三大经济区所涵盖的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采取Onestep-System-GMM方法对动态面板趋同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三大经济区在2000-2009年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质,并计算出大致趋同速度。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条件趋同特征,趋同速度大约为-3.3%-2.0%,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缓慢的趋异。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且西部地区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初始经济状态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是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化推进的关键,而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教育及人力投资的比重则可以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差异。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扶贫研究脉络与主题谱系

反贫困历来是发展研究中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扶贫已日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工作重心任务,受到学界和社会的热切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其研究脉络与热点主题等内容进行深入探索,以更好地促进产业扶贫实践的发展。本研究以2000—2015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1 982篇产业扶贫研究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可视化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 Space,首先对中国产业扶贫研究总体现状进行了概述,然后着重分析了产业扶贫研究历经的四个演进阶段:初创期、探索期、爆发期和深化期,并描述了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所沿着的四条轨迹,即产业扶贫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演变为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并重;扶贫对象由农村贫困地区和人口逐步转向城市贫困人口,农村和城市扶贫两者并重;扶贫渠道由财政资金扶持逐步扩散到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旅游扶贫等多元化方式;扶贫思路由农村推进向城市扶贫过渡,再到协调区域发展的精准扶贫战略。在此基础上挖掘和探讨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产业扶贫的发展历程、内涵与理论基础、模式与机制、现实困境与对策,以及经济效应等五个方面。最后指出当前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与体系构建、实践模式提炼、研究视角和地域、实证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需要从高度重视产业扶贫与精准扶贫和参与式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加快推进产业扶贫的本土化特色研究,以及鼓励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协同三大方面展开探索。     

Poverty,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oring the links among three complex issues with specific focus on the Pakistan’s case

Eradicating poverty, reduc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re some of the major macroeconomic goals of Pakistan. There are, however, serious interlinkages among these issues.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se linkages and the existing evidence for Pakist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and test some hypotheses and answer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poverty-environment-nexus in Pakistan. The paper uses secondary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probe into these linkages. The paper finds that poverty lead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s a common belief but it is not clear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What is mo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is the fact tha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hurts more the poor. There is a need of studies that deal with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specific factors, and a need of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dynamics. More understanding on how levels and changes in poverty relate to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eeded. There is a ne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levels and rates of change vary with poverty. There is a need to know how and where the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showed that low income groups are the most affected wh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ccur, bu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Pakistan on the mechanisms. There is a need of empirical studies regarding effect on poor relative to non-poor. More understanding on how poor people depend on, interact with and use their environment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needed. Ideally, in Pakistan, we would need to relate data gathered in an area with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the same area, answering this way to questions such as, to what extent are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ffected by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by pollution? Finally, Pakistan should apply open minded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ny existing opportunities. Some suggestions are eco-labeling schemes, organic practices, fair trade and so forth.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Pakistan on the issues involving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attempt in this regar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expected to assume pivotal importance for policy makers, academics and other researchers. It may help policy makers how to design policy to ensure poverty alleviation vis-à-vi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t may also help academician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overty-environment-growth nexus. It will also open new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area.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及优化

摘 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更为艰巨。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5个子系统构建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节14个控制变量设计5条路径，模拟2018~203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协调发展路径更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但该路径模拟结果显示2020年后资源供需平衡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检验得出该路径2018~2030年间人类与自然系统未达到真正协调，需进一步优化路径；（2）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供需间的矛盾，设计了以加快资源开发为主的优化路径Ⅰ和在放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的优化路径Ⅱ，其中优化路径Ⅱ耦合度较高，能够更好地帮助该地区摆脱经济发展与内外部资源支撑不足的困境，故将其确定为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该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在完成脱贫任务的同时，需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与其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发展。我们认为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发展多元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资源,生存空间与扶贫战略

本文在对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讨论中,提出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概念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地理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并从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源贫乏及社会空间狭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从资源的整体性出发,开发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源、扩展生存的社会空间是制定扶贫战略的重点。     

基于PSR模型的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地区脱贫压力、脱贫状态和政府响应等脱贫进程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到2020年,四川深度贫困县整体性脱贫目标可达成;(2)深度贫困县脱贫基础与脱贫速度各异,脱贫进程呈现"集中+分散"的分布特征;(3)深度贫困县内部脱贫进程不均衡,脱贫面临潜在挑战。脱贫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应加快由脱贫速度向脱贫质量转变,引入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重点谨防"暂时脱贫"陷阱,将重心放在稳定脱贫,注重巩固脱贫成果和脱贫质量;而脱贫基础较弱的大凉山彝区现阶段仍需聚焦脱贫速度,依靠经济发展的益贫作用打破深度贫困陷阱。在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县的同时,还需细分片区内部差异,避免"平均主义"倾向和行动趋同,提高政策瞄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