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审视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脉络、知识演进与新兴热点

自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中国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及其治理方面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和研究进展。作为国内唯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办刊宗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收录并出版了过去数十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质量研究。回顾分析其近年来的出版特征和演变趋势对我国未来多方位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治理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借助文献计量方法,以2010—2018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出版的2 543篇论文为样本,对国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题脉络、知识演进与新兴热点进行系统性审视。研究发现: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在过去八年中收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视角和范围较为全面,主要涵盖了碳排放、生态与环境、能源与资源、农村与农户、城市与城乡以及经济与产业六大主题。②其总体的知识演变是由可持续发展相关主题的概念、指标和评价逐渐转变为单一主题的细化、延伸和深入研究,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探讨和治理协同。研究方法上则是由初始的理论框架、影响评估和因素分析逐渐转变为问题导向和数据支撑的计量实证、效率测算和时空分异。③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效应,近期的新兴热点为精准扶贫、城镇化、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绿色发展、雾霾、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和韧性城市。这项研究的讨论与结论可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期刊编辑、作者、审稿人和读者以及对相关领域最新技术水平感兴趣的人员提供研究参考。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鲜有研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准确估计。本文首先借鉴国际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方法及相关研究文献,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以及精神依赖三个维度构建产业扶贫结果变量指标体系,测量产业扶贫效果;借鉴SPO理论与RHB模型,从个人因素、精准识别以及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效果协变量指标体系,用以测量选择性偏倚。其次,按照建立倾向得分概率模型、均衡性评价、处理效应估计以及敏感性分析的标准程序处理陕西省贫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且该结论得到不同匹配方法的验证,均衡性较好,研究结果不敏感。具体而言,陕西省产业扶贫效果在一对一匹配下,人均年增收1 510.04元;产业扶贫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提升没有显著效果,对精神依赖改善同样没有显著效果;贫穷系数、劳动能力、技能培训、产业适应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六个显著因素。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家庭劳动能力强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接受技能培训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得到金融支持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相较于产业适应性强的地区,产业适应性一般地区的贫困户更少参与产业扶贫。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调整扶贫贷款政策,关注底层贫困户;突破原材料供给扶贫方式,构建扶贫产业精准识别体系以及建立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秦巴山区农户贫困动因识别及精准扶贫满意度调查

精准扶贫对广大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苦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文章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陕西南部两贫困县农户的贫困动因,及其对于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状况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导致两地农户贫困的主要外因是经济模式单一、产业增收渠道不够广,首要致贫内因是缺乏一技之长。两县贫困农户对于政府精准扶贫工作在识别、帮扶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但对于目前的精准扶贫监督情况不甚认同,参与度较低。两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扶贫合力不足、农户参与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发现,从优化乡村环境、完善工作机制、深化产业创新、增进农户参与四个方面提出推进精准脱贫工作的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以科技兴农推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对策思考——以福建省建宁县为例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新时期特色现代农业的重点与方向,与此相对应的常规扶贫工作也必须转变方式,即由传统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型升级。对此,依靠科技创新与科技创业来带动精准扶贫是一项重要举措。本文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与计划优化实施要点;分析了科技兴农与精准扶贫的联动发展的优势;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建宁县实施科技扶贫的对策思考。力求为县域科技兴农与山区精准扶贫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与制度构造

随着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进入新阶段,资源型经济强大的挤出效应和传统上采纳的以政策为中心的发展策略逐渐成为资源型城市现代转型的障碍。这一制度难题表明,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路径的研究和选择应当成为破解这些难题的首要问题。为了减少设置消除这些问题,本文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的策略转换这个视角出发,以政策性保障路径带来的沉淀成本为切入点,采用比较分析和建构的方法,指出了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的保障策略应当改变传统的以政策为导向的传统路径,代之以法律为主导的法制化路径。在厘清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利益结构、资本结构的基础上,尝试以资源开发与补偿、资源产业衰退与援助、新旧产业接续、民生与经济发展、投入与模式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等关键性矛盾为核心建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并对《条例》的建构提出8个方面的建议,即内容上,建立包括资源开发补偿、产业衰退援助救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发展规划、责任追究以及激励手段等诸多制度在内的长效机制。     

浅析五大发展新理念下的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

本文解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内涵,从如何调动脱贫攻坚积极性、统筹平衡扶贫资源、筑牢脱贫攻坚的生态屏障、拓展精准扶贫资金渠道、释放扶贫成果红利等方面分析了精准扶贫与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契合性,以秦巴边片特困地区为例,从重视制度创新、注重多元关系、强化生态保护、拓展脱贫空间、促进红利释放五个方面阐述了五大新发展理念下指导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路径。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贵州省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2003～2015

研究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贫困发生率为研究指标,采用变异系数、空间统计模型、空间变差函数、双变量LISA模型等定量方法对2003～2015农村贫困化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在加深,区域差异日益加剧,在空间上呈东部、南部、西部高,而中部和北部低的"U"形空间分布格局。(2)县域贫困化重心在107.047 2°E～107.174 4°E,26.668 5°N～26.713 2°N之间变动,总体上向东南方向移动,贫困化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农村贫困化空间格局演变同时受到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其空间分异主要体现为南—北向,而西北—东南方向则较为均衡。(4)农村贫困化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与农村贫困化的负相关关系最为明显,各因素与农村贫困化的双变量LISA聚类图的空间差异明显。最后,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差异化扶贫措施和走产业扶贫的道路等方面提出了破解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     

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与评价

国外自19世纪末期开始开展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经历了起源阶段、展开阶段和多元化阶段。主要从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和卫生科学、可持续和生态学角度展开研究。国内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展较快。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生态环境效应。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城市、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等。文章归纳和分析了东西方的界入视角和关注重点。并指出研究中仍存在不足。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基于PSR模型的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深度贫困县脱贫进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地区脱贫压力、脱贫状态和政府响应等脱贫进程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以四川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到2020年,四川深度贫困县整体性脱贫目标可达成;(2)深度贫困县脱贫基础与脱贫速度各异,脱贫进程呈现"集中+分散"的分布特征;(3)深度贫困县内部脱贫进程不均衡,脱贫面临潜在挑战。脱贫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应加快由脱贫速度向脱贫质量转变,引入风险识别与防范机制,重点谨防"暂时脱贫"陷阱,将重心放在稳定脱贫,注重巩固脱贫成果和脱贫质量;而脱贫基础较弱的大凉山彝区现阶段仍需聚焦脱贫速度,依靠经济发展的益贫作用打破深度贫困陷阱。在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县的同时,还需细分片区内部差异,避免"平均主义"倾向和行动趋同,提高政策瞄准度。     

农地选择价值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为全面评估农地总价值、进一步深入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的选择价值，采用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综述了国内外有关选择价值的研究进展与趋势。研究发现，国内外关于选择价值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成果也有差距。国内学者将选择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三者进行综合研究，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研究方法也以定性分析为主。而国外学者偏重于将选择价值单独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选择价值的概念、内涵及估算方法，并将选择价值应用到是否保护资源以及是否进行投资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当中。可见，国外对于选择价值的研究比较成熟，我国学者应在研究方向及研究方法上吸取国外的研究经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到我国土地价值评估的研究中去，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重庆市工业化进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探析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5个方面入手，对重庆市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判定，得出了重庆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的结论。针对该结论以及重庆市工业化进程中现行阶段存在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协调等结构性问题，结合新型工业化要求，有针对性地对重庆市推行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几点建议。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