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人口迁移对地区差距影响的程度和趋势目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称之为"迁移谜题"。国内学者们大多数更倾向于认为人口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并因此可以促进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不这样认为,单就劳动力投入要素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将最终导致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文基于人口迁移提出了一个对人均产出进行剥离的分析框架,考察在去掉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前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产出及总产出的变化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增长差距的变化。结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显著地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中部地区的内部差距、三大地带间差距、以及中国整体的地区差距,只有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因为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显著地缩小了。     

中国各省环境效率及环境效率幻觉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深刻理解环境效率的含义,本文以全新视角对中国各省环境效率进行测量、分析。首先,基于中国各省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利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和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测算2011年至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其次,利用影子价格衡量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的优点,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出的环境效率测度公式,研究各省的环境负荷、环境效率,针对环境效率在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环境效率幻觉概念,结合二者对全国各省进行综合评判,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各省环境效率值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整体上环境效率值在东中西部呈递减,但东北各省的环境效率值已普遍低于西南各省,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出现环境效率幻觉的省份较少,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其数量在增加。再次,利用环境效率的上升和环境效率幻觉的下降判断,中国仅二分之一的省份环境质量在真正好转。最后,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人均收入以及对外贸易水平与环境效率正相关,政府规制与环境效率负相关,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政府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东部大于中部,而西部地区却存在负效应;产业结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环境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西部大于中部,但是东部地区却存在着负效应;对外贸易的继续增加对东中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消极的影响,且东部大于中部,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根据分析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状况高度相关,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区域内或区域问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明显,在1978-1987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增强了全国整体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但却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而在1996-2003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加剧了全国整体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却有效地减缓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趋势.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的退耦研究

采用退耦研究方法，探讨了近年来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退耦关系。并归纳其空间分异特点，进而对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5年中国及其多数省份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已呈现相对于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以及总人口增长的退耦过程。在空间上，耕地占用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城镇化水平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略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总人口增长的退耦程度则呈现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的特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已逐渐显现，经济增长、城镇化和人口增长驱动下的耕地占用压力已有所缓解。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n 2000–2014

In this study, we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n 2000–2014 by the 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 model which considers the undesirable outpu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s low and rank behind i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2000–2014 has paid high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xperienced “inverted U”-type trend 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presented differentiated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provinces were enlarg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ot o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ith a big gap but also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s. Through the convergence test, we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was gradually expanding; meanwhil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arrowing.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the tobit model and then addresses.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companies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ed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n,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performed to these indicators f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se two phases,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estimated and factorized vi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low as a whole,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 Further, this huge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in these regions. And both PTE and scale efficiency (S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eave much to be expected. (2) In the first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concerned, the efficiency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without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Besid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In the second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re were still mo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ranked from highest to lowest. (4) Liaoning, Hebei, Heilongjiang, Xinjiang, Shanxi,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Qingha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technology; Jilin, Jiangxi, Anhui, and Guangxi should make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resource redundancy; whereas Ningxia and Gansu should try to solve the above two issues.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工业绿化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带来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本文对中国工业增长的绿化度进行了考察。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5-2009年这5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平均环境污染指数从2005年的0.208上涨到2009年的0.267,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平均为0.34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1和0.154,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绿化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平均为0.68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0.435和西部地区的0.496,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正在积极向绿色转型;论文还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工业绿化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化度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为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获得协同收益;有效吸引清洁外资,开展绿色生产。     

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我国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提供产业竞争力方面的指导。首先构建我国港澳台外31省（市、自治区）森林公园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各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平均竞争力值较低，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状态；2004~2014年期间西部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进步较小，主要原因是受到“短板效应”的制约，表现为西部各省在产业效益方面与东、中部省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森林公园存在东北和东南两个高层次旅游产业竞争力集聚中心，并存在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周边省份提升发展的趋势；回归表明，国家扶持力度、管理投入、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品牌效应和交通便利性会在不同分位点上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产生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在不同分位点上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有针对性的提高各地区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Impa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on CO<Subscript>2</Subscript> emiss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 based on panel estim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₂ emission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a.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29 provinces of China into three group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examine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we did not confirm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eastern China, where CO₂ emissions increase monotonically with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differ considerably. There wa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However, the point of inflexion was very low, which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growth will promot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The share of the industry output value had a marginal incremental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s. There was a decreas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scale on CO₂ emissions.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trains CO₂ emissions, and the effect was higher in regions with low energy efficiency.     

信息化与省域经济增长研究

从信息化产业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来测算区域信息化水平，并对中国各省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显示：东部省区的信息化发展整体上处于领先位置，极化作用突出，本部各省只是在局部地区显示了信息化发展的相对领先，显示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中部还处于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均衡发展阶段。基于此，本文考虑将信息化作为一种内生经济行为，研究信息化对省域经济的影响。研究显示，信息化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贡献尤为突出。在西部地区，信息化设施对地理位置偏远的省区较工业基础相对优越省区的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即信息化是改善地理位置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重要手段。同时信息化对中部地区经济提出严重挑战。却在西部地区普遍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带动作用，也就是说信息产业对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