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空间尺度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运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和地级市空间尺度下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及其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和地级市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在2008年前均呈扩大趋势,以后差距缩小,且县域尺度大于地级市尺度。在县域和地级市尺度上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不断增强,在县域尺度空间集聚更强。在地级市水平上,苏北的低水平集聚是其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县域尺度上则苏南的高水平集聚是江苏区域差异主要原因。针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重点关注县域尺度的区域差异,在地级市尺度上侧重提升落后地区发展水平,而在县域空间尺度上以促进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扩散为主。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演变特征

本文在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AHM权重和熵值权重相结合的方法及协调发展度测度模型,对1996-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0余年来,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2010年11省区均已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总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②我国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但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③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对比分析显示,我国东部省市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区域,而中西部省区多为旅游经济滞后型区域。     

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研究

采用2000-2011年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生态效率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来探寻影响中国生态效率区域差异变化的空间机制。研究表明:我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处于0.854-1.050之间,整体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0-2011年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依次为1.821,0.559和0.381,生态效率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0-2011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效率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指数取值范围在0.236-0.400之间),表明中国各地区生态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近邻效应显著;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80%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H-H集聚和L-L集聚),其中H-H集聚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生态效率的重要增长极,有着较强的正向辐射效应,有向周围扩散的趋势,而位于L-L集聚区的西部、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及东北三省则在空间分布上较稳定。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巩固节能减排效果;二是把握区域发展特征,因地制宜促进发展;三是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寻求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嘉陵江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

认识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特征是科学决策、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嘉陵江流经的主要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度量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的1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揭示流域经济差异，并用Geoda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流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并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性；流域内基本形成了“点 轴”式空间结构，且存在两个明显的经济热点区--绵 渝“双核区”，以及一个较大的经济盲区，即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边缘区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流域空间经济分异的主要原因，提出盲点区与热点区的发展策略，防止流域内“极化”效应加剧，为缩小流域经济差距，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依据.     

江苏淮河流域工业点源负荷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搞清流域工业点源的空间分异特征,可为水环境整治与工业规划提供参考依据。采用工业污染源普查数据建立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在GIS技术、密度分析法与ESDA方法支撑下,探析江苏淮河流域工业点源与工业污染负荷空间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工业点源集聚于城市、县城及专业乡镇,污染行业地域分异现象显著,其中,河流、港口及临湖地区成为高负荷工业点源集聚地区,化工、造纸、化纤与医药等行业的工业集中于临海、临河及临湖地区,饮料制造业、副食品加工业点源集中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北部流域的少数乡镇,工业氨氮多数来自化工业。在不同工业化水平下,工业污染负荷空间差异大,南部流域负荷整体水平高于北部,北部流域高负荷区分布于少数乡镇与城区     

中国旅游扶贫地空间分布格局及成因

旅游扶贫试点村是中国实施旅游扶贫的重要载体,是精准扶贫理念的集中体现。本研究以全国56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成因。研究表明:1试点村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凝聚型分布状态,地带间分布差异较小,西部分布稍多于东部,中部相对最少,与传统认知上的贫困村分布格局存在错位现象。2试点村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贫困山区集聚的情况,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3试点村分布密度最大区域为燕山-太行山、罗霄山、沂蒙山和武夷山-南岭山区,其次为六盘山、秦巴山、武陵山、大别山和滇桂黔等山区,且大都高密度分布在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旅游扶贫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原因有旅游资源禀赋、地形海拔高度、交通因素及政府政策导向四个方面。5优质的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形海拔高度、落后的交通条件以及强有力的地方政策支持可以作为试点村的评选标准;并从空间上建议增加中西部试点村布点;对空间上集聚在贫困山区的试点村其旅游扶贫应注意保护性开发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深挖地域文化符号;各省区边缘和交界地带试点村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最后结合试点村的分布和致贫的原因,把试点村划分为资源利用不足型、山地环境制约型、交通区位非优型、政策支持欠缺型四种类型,从而提出针对不同类型试点村旅游扶贫路径。     

黄河流域技术创新对PM_(2.5)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黄河流域是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技术创新是破解流域PM_(2.5)污染防治难题的关键手段。该研究以2004—2019年黄河流域79个地级市PM_(2.5)污染数据为样本,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PM_(2.5)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关联性特征,并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气温、降水等自然解释要素纳入同一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黄河流域PM_(2.5)的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识别和甄别技术创新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和溢出效应,解析技术创新对PM_(2.5)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PM_(2.5)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异质性和相关性,浓度值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于漯河、濮阳等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均大于0.80且显著为正,空间关联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类型为主;②专利授权量的增加通过排放源管控治理、移动源消减治理等路径对本地区PM_(2.5)防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由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补贴等绿色技术壁垒的存在加剧了邻近地区污染治理难度,表现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③流域城市人均创新指数的提升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激发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等机制同样促进了本地PM_(2.5)浓度下降,但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未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研究基于技术创新对PM_(2.5)防治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出适应性对策建议,突出技术创新在空气污染防治中的关键作用,搭建和完善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流域间联防联控机制与竞争合作机制,助推黄河流域空气质量改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不平衡增长中寻求和谐发展——论河南省国土空间战略思路

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大、综合承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且面临着省域内部区域间和谐发展的压力，选择适宜的国土空间战略对河南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手段，通过对河南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分析，通过河南省和广东省不同时段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规律对比分析，通过对省内区域间及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分析，结果发现：河南省经济和人口集聚水平比较低，且并未朝着集聚的方向发展；河南省两种收入差距均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最后，提出在不平衡增长中寻求和谐发展的河南省国土空间战略新思路，提出河南省国土空间战略应继续向着经济、社会和人口集聚的方向发展，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缩短经济空间距离，调整省域福利格局，实现和谐发展。
     

多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

多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对维护区域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以云贵地区县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0~2015年人均GDP及其平均增长指数为研究指标，运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云贵地区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云贵地区经济差异持续下降，市辖区下降幅度最大，民族县差异已下降至最小，一般县差异贡献率逐步提高，组间差异下降幅度小于组内;（2）云贵地区县域经济水平呈弱集聚空间模式，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度更高；（3）经济热点由滇中单核空间结构向滇中-黔中双核心空间结构演化，经济热点区分布在大城市市辖区及其周边一〖JP+2〗般县；经济增长热点呈东移趋势，民族县是主要经济增长热点区;（4）区域产业发展、城市辐射能力以及政策引导作用的差异是导致云贵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及耦合研究

交通与经济系统相互影响又互为合作,二者的良性反馈与循环是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切实保证。基于安徽省77个县(市)域研究单元,利用公路交通路网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交通优势度模型、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量分析了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安徽省县域公路交通路网密度北高南低,总体较优;交通可达性呈"单核"圈层分异;区位优势度呈"多核"圈层分异;交通优势度正介于"多核"向"单核"圈层转变的过渡状态。(2)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分化,低发展水平单元基数较大;优势单元多集中于皖江城市带地域;地级市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周边县(市)。(3)全省县域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整体良好,但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绝大多数县(市)公路交通发展超前经济。如何依托既有公路交通支撑,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是打造全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关键。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发展可决定一个地区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格局,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可为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为评价单元,建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值,将其划分为最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最低5个等级,进而运用多元变量回归分析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总体趋势为自西向东逐渐降低。地形、区位及交通3者是造成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远离重庆主城区、海拔高、坡度大的山区,交通通达性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因而,要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县域协调发展,应首要解决交通问题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研究——以河南省镇平县为例

优化县域城镇空间结构是科学决策、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河南省镇平县1990～2008年社会经济数据和ETM数据，利用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经济增长强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现状特征、形成机理和优化趋势。研究发现：河南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具有廊道效应明显、复合通道地带城镇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城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镇生态环境效益较差等现状特征，其形成机理为边缘效应作用、交通道路促动、产业簇群支撑等，具有“廊道效应”进一步强化、“交通节点作用”更加突出、以镇平县城为副角的南阳都市区雏形显现、重点小城镇建设日益凸现等发展趋势，今后的优化重组必须科学规划县域城镇体系，积极培育县域增长核心，尽快形成特色产业簇群，进一步加强生态城镇建设。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