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农村聚落功能评价研究——以启东市为例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聚落功能多元化趋势明显，空间异质性深化，但针对农村聚落功能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从效用价值理论和供需分析视角出发，剖析了农村聚落功能的服务内涵和时空动态特征，提出农村聚落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分类体系，构建了功能评价指标和基于信息熵的综合评价模型，以村为单元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农村聚落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案例区西部和北部远离城镇、交通干线地区农业生产功能较强，城镇周边以及沿江地区工、商、文化教育等功能集聚，东北部吕四港地区休闲娱乐和自然人文景观保护功能较强；农村聚落功能多元化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多中心”的格局特征，从“中心”向外围地区，随着距离增加，聚落功能多元化程度逐步衰减，且不同“中心”的功能构成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的特征研究

从空间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有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特征。道德是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性。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流域内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同空间差异。其次是流域经济发展与自然条件和资源的空间耦合性。区域自然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和影响，突出地表现了上游经济发展属资源密集型、中游经济发展属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并存、下游为资金技术型。第三是流域经济     

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科学评估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可以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文以黄河流域504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熵权灰色模型、Jenks最佳分类法和Kernel分析等方法,基于人均、地均组成的经济密度综合指数构建经济密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密度综合评价模型,从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状态两个维度对2000年、2014年黄河流域县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的特征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流域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异主要受人均密度系统影响,地均密度系统只是强化或减弱人均系统的分异强度。(2)黄河流域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密度差异明显。东部经济密度水平高,且形成了以郑州、济南为中心的高级别集聚状态,中东部以西安为中心形成了次一级集聚状态,而中西部经济密度整体水平低且仅有少量的弱集聚核心和集聚影响区。(3)流域中西部内部经济空间分异也发生变化。内蒙古、河南的经济密度水平较高,而其他省区的水平相对较弱;流域中西部高水平、中高水平经济密度区域及实力较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河南中部、陕西南部、山西中部,其他省区的集聚核心和扩展轴带较弱。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成都都市圈县域经济时空差异及空间结构演变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和区域经济差异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下，区域经济差异在空间上就表现为该区域某一时段的经济空间结构，区域差距变化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运用变差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对成都都市圈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和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时候特征进行了分析。变差系数分析表明，成都都市圈县域经济差异在研究时段内大致沿“倒U型”的变化轨迹，县域经济差异不断缩小。通过县域人均GDP的全域自相关分析发现，Moran’s 从1999年的070下降到2007年的066，说明从总体上，成都都市圈经济空间结构的集聚效应是减弱的。局部自相关分析将成都都市圈59个县分为4种县域类型（HH、HL、LL和LH），HH和LL型县域数量在研究时段内有所增加，HH县域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成都和德阳两市所辖的县域内，而LL型县域分布在距成都较远的区域，表明成都都市圈县域经济空间相关程度有所提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发达地带和边缘贫困地带.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

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地区人、地、资本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两难选择。为此，运用归纳演绎法和风险系统分析法，系统剖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农地流转风险可以分为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3个方面；风险受体为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土地生态子系统；风险源存在流转阶段差异，约定阶段风险源包括产权边界不清、制度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激励政策不合理、政策执行主体能力偏低和准入机制缺失，执行阶段风险源为监管机制缺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各类风险源通过“聚合反应”释放“产权公共领域”、“行为空间”、“合谋”、“选择行为”及“负外部性”等逆境胁迫因子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流转风险。因此，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产权处于“公共领域”、缩小强势集团“行为空间”、防止权力与资本走向“合谋”、防范利益集团“选择行为”、降低流转“负外部性”可以有效管控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可以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风险管理     

河南省县域经济空间演化格局及机制分析

通过ESDA相关分析,利用ARCGIS9.2及GeoDA软件提供空间分析方法,本文描述了1990年以来河南省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地极化分异,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其次空间格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结构多表现为以郑州、洛阳、焦作为核心的圈状空间结构,且不断的向西北方向集聚,冷点区域则向豫东南的黄淮四市集聚。值得注意的是热点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演化和迁移的现象,但是幅度比较小。再次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不稳定性,经济增长高值聚簇区的数量减少且位置向豫北转移,然后向西转移;而低值聚簇区的数量呈现出波动的趋势,其位置不断地靠向豫东、豫南地区;比较分析,可以得知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与经济格局的热点区域在第一时段完全不耦合,而在后两个时段两种格局呈现出相对耦合的趋势,热点区域均分布在豫西北地区,而冷点区域均在豫东平原区,这种增长空间格局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后,将河南省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5个方面:投资政策倾斜、旧有基础、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区域发展战略。     

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与机理研究

文化整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城乡文化整合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的关注焦点。围绕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测度，遵循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城乡文化资源整合、城乡文化要素整合、城乡文化产业整合与城乡文化发展整合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进行测算，据之将其分为4个等级。阐述了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空间分异整体上呈以武汉市为圆心，随距离的递增向周边地区递减的网络化格局，其中沿“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县级单元的城乡文化整合度强于同等距离的其他区域。论证了城乡文化资源差异是城乡文化空间结构分异的根本，城乡文化系统改善是城乡文化整合度提升的关键，城乡文化产业协调是促进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城乡文化科学发展是城乡文化整合的最终目标     

长江三角洲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及其一体化发展策略

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与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探讨区域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提出优化策略，对提升区域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三角洲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策略。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

基于1990~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圈域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可划分为1990~1999年剧增阶段、1999~2006年滞涨阶段和2006~2010年稳步增长3个阶段；（2）圈域人口格局表现为东西向的交通廊道（宜黄 黄黄 黄小高速）指向且不断得到强化；（3）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异系数先升后降，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但空间差异的绝对水平即空间异质性特征仍较为突出；（4）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格局表现为“圈层式”空间分异，圈域人口分布的主要方向为西北 东南向，且在进一步的往东南方向集聚；（5）圈域人口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低碳经济"谈江西发展核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低碳经济”概念应运而生，并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核电以其高效、清洁及供能的稳定性而成为各国追求“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江西省位于长江中游，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自“十五”后江西有了快速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电力能源缺口及环境污染的加重。江西省尚未发现油气资源，煤炭及水能资源产量严重不足，一次能源主要靠外省调入,但江西有着较为稳定的地质构造、较为发达的水系和充沛的雨水、丰富的铀矿资源、以及象东华理工大学这样的核工业人才储备基地，因此,江西既有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发展核电既能为江西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后盾又能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从而实现江西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城市化背景下喀斯特流域生态服务价值时空分异特征——以贵阳市南明河流域为例

以贵阳市南明河流域1990、2000和2013年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尺度空间单元格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结合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描述了南明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进一步揭示了喀斯特区域城市发展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1990~2013年,南明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增加6.87亿元,林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而耕地、建设用地的变化造成生态服务价值的损失;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存在较强空间聚集性,生态服务价值"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流域中下游,"冷点"区主要集中在流域中游;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加,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的空间自相关性增强;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对价值系数缺乏弹性,林地敏感性最高,对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贡献最大,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建设用地对总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增加。     

金沙江流域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

金沙江流域是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地区,是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建设工程的重点实施区。首次利用遥感数据的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采取线性相关分析方法，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定量化的分析金沙江流域生态建设工程对流域植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8年，金沙江流域年均NDVI在波动中呈显著增加趋势，变化趋势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增加速率最快的是农田植被，增加趋势最显著的是灌丛植被；季节平均的NDVI空间分布与年内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不同季节NDVI的变化趋势也存在空间分异性，春、夏、秋和冬季金沙江流域NDVI呈增加趋势的像元分别占总像元的1650%、830%、1170%和1403%；春、夏和秋季都是灌丛NDVI的增加占主导地位，冬季则是草地NDVI的增加占主导地位。基于分析，在“长治”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等生态建设工程的综合治理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下，金沙江流域环境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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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