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基于修正场模型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空间整合——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及其面临问题,长三角泛化已成为必然,研究泛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态势,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问题依据。以场强模型为基石,根据扩散理论,构建了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从城市场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泛长三角区域空间演进过程。泛长三角城市影响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疏点-"之"-"几"-"皮皮虾"-"鳊鱼"5种空间形态;根据这一空间形态极其演变规律提炼出疏点类型、散块类型、条带类型、团块类型、板块类型五种空间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由"以点建轴,以轴布面"思想,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为引导,对泛长三角区域进行空间整合,形成由三级中心城市、三级发展轴线以及内核城市群、邻接城市群和外缘城市群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三级产业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基于城市群视域,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Tobit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视角探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85个城市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生态效率水平呈降-升-降-升的“W”型变动趋势。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三大城市群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2)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多数城市表现为低低集聚,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呈显著的“东高西低”型空间集聚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集聚、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视区域发展异质性、引进培育创新人才以及积极开展对外开放交流等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及趋势预测

在梳理耦合跃迁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重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科学测算与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发展情况总体向好；(2)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状态向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呈“中心-边缘”与“Z字型”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生态环境水平城市的空间错位分布特征显著，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优，但在经历前期快速融合后，现面临难以继续深化的难题；(4)预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个别西部城市仍无法跳出失调衰退的发展状态。最后，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基于修正场模型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空间整合〖HT2”SS〗——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及其面临问题,长三角泛化已成为必然,研究泛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态势,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问题依据。以场强模型为基石,根据扩散理论,构建了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从城市场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泛长三角区域空间演进过程。泛长三角城市影响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疏点-“之”-“几”-“皮皮虾”-“鳊鱼”5种空间形态;根据这一空间形态极其演变规律提炼出疏点类型、散块类型、条带类型、团块类型、板块类型五种空间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由“以点建轴,以轴布面”思想,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为引导,对泛长三角区域进行空间整合,形成由三级中心城市、三级发展轴线以及内核城市群、邻接城市群和外缘城市群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三级产业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讨城市空间“三生”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城市空间优化、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以“三生”理论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方法,研究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倒“U”型逐步趋于波动平稳发展的态势;(2)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东高西低”的格局,高值主要集中在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并且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向周围梯度递减;(3)影响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治理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研究认为：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优势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城市空间“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结果可以为城市空间优化、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及空间特征

绿色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区域是绿色创新的载体,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准确评价和区域间绿色创新能力空间特征的分析,有助于联系紧密的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综合运用共线性-变异系数分析方法对已有文献涉及的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立由绿色创新投入、绿色创新产出、绿色创新基础3个一级准则层,46个评价指标构成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然后,基于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借助ArcGIS10.2和GeoDal.12软件工具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进行空间格局及空间关系特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共线性-变异系数指标筛选模型构建的区域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62.2％的指标反映了 92.1％的原始信息,能够客观地检验和衡量研究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水平和问题.(2)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整体偏低且发展不均衡,26个城市指数得分的平均值仅为0.225,得分第一的上海市是最后一位铜陵市的7倍,城市绿色创新能力和区域协同创新有待提升.(3)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高的城市多沿长江或者沿海岸线分布,在空间上呈"之"字型的分布特征;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和空间联系,印证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绿色协同创新发展,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可行性.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及效应分析

创意经济是全球进入新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推崇个人创造力与智慧、推崇创新,强调基于个人创造力的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作用的新经济。创意产业发展的质与量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国或城市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较高新技术、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对城市群影响,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群的哪些方面、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这恰是创意时代城市群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重要理论和城市产业政策实践难点。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测度视角研判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1）梳理国内外研究阐明了创意产业的空间性,由此糅合城市体系理论与创意阶层理论构建创意城市体系,并从其核心组分“创意环境、创意能力、创意活力”构建测度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2）采用长三角16城市2005、2009年度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判识出影响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主要因素：城市便利性、创意阶层的规模与质量、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投入强度、城市休闲设施,且前3者影响程度较大;（3）采用层次聚类法综合测度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迅速上升、城际差距缩小,且创意产业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演进趋势虽弱但已初现,即以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指数观察长三角城市位序 规模,上海仍位于首位,但第2层级中却多了苏州,第3层级却呈现无锡、镇江、泰州、常州优于宁波、扬州的格局     

极化与扩散:长三角在区域均衡发展中的作用——来自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出发,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经济增长的空间外部性理论模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SAR)等方法考察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均衡发展的演化趋势,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扩散效应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1)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并未扩大其与长江中游的发展水平差距,事实上,两大城市群“组间差异”的缩小是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组内差异”缩小的影响则相对微弱.(2)长三角城市群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即长三角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两地的发展水平差距,但如果忽略长江中游内部的空间相关性则会明显高估长三角的扩散效应.(3)长江中游内部的均衡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长三角扩散效应的充分发挥.(4)长三角不同城市的扩散效应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等因素与地理距离的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模式.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体系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状2010年与规划2020年的长三角综合交通设施网络为基础,选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加权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未来演化的影响,揭示了高速铁路将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可达性水平,大大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通过都市圈、经济轴带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在新的高铁格局下应探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的互动响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旅游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上海都市旅游发展,探析都市旅游与其周边区域旅游发展的互动响应,具有重要的先导和示范效应。基于上海都市旅游发展面临挑战及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进程的梳理,在对长三角旅游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长三角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等指标的测评分析与研究基础上,提出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互动响应路径首先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 南京 杭州）网络化发展,通过旅游产业网络化、市场网络化、组织网络化、服务保障体系网络化等各个子（分）网络共同构成互补、协作和理性竞争的长三角大旅游产业体系,尝试构筑“上海都市旅游 长三角区域旅游”共轭型的旅游地域综合体,旨在推进上海都市旅游与长三角区域旅游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长三角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优势。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铁路高速化对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影响

为探讨高速铁路线网格局及运营组织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实证,采用2008及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铁路时刻数据,对比分析普速铁路与高速铁路对区域可达性及城市联系紧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运营一方面改善了城市间铁路旅行时间,另一方面产生"时空收敛"的不均衡效应,铁路可达性水平以沪宁通道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沪、宁、杭、合、甬等中心城市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依托重塑一日交流圈,其范围沿高速铁路延伸且重叠范围不断扩大;高速铁路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区域联系强度呈现出多核心、多层次的结构特征,并呈现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核心区域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一体两翼"结构拓展为沪宁杭多向联系的"黄金三角"结构,其他不同等级节点城市依托高速铁路连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网络"的组织模式。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异性研究

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评估和判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其25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人口—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关系和区域分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均属"良",空间分布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呈南高北低中间差的特征。2010年较2005年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好,浙江省和沪宁沿线的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政策调控下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是其好转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类型以可持续型为主,而以苏北五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则表现为生态脆弱型。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新态势

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全面调整优化空间载体战略布局等因素将对上海人口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利用灰色理论模型对人口分布变动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10-2020年期间,上海市人口继续向郊区集聚,近郊区是人口集聚和流动的最显著区域,同时远郊区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近郊区,成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区域.今后一段时期内近郊区和远郊区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新城镇将成为重点建设区域,上海将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建议:加强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解决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问题,统筹考虑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实施城市人口发展功能区战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城市形态、区域功能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