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城市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

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住房价格的中介作用,构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选取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育比较完善的111个资源型城市,基于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型检验资源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住房价格,但是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再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大,成熟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最小。这种差异性与城市的资源保障能力相关。（2）资源型城市总体和成熟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再生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住房价格对土地财政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我国耕地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利用1978~2007年我国耕地、经济增长、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经济增长、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存在单向因果关系;②社会经济因素与耕地面积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在短期存在失衡关系,41%的非均衡波动将在下一期被修正;③在长期,城镇化、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5和-0.03,在短期,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4和-0.01。结论为：协调耕地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应采取长期和短期结合的策略;在长期应减少城镇化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对耕地的依赖,在短期应提高用地效益和加强耕地征用监督。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的耕地保护绩效测算

论文以农用地转用环节征收数额较大、改革相对较早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研究对象,应用2003-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率与建设占用耕地面积间动态变化的计量经济函数,采用混合OLS模型加以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的耕地保护绩效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2003-2008年间,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率每提高1元/m²,每省每年约能减少耕地占用面积47.26 hm²;②2003-2008年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实施累计抑制建设占用耕地面积152 410.00 hm²,其耕地保护绝对效果较为显著;③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保护相对效果随年份呈上升趋势,地域差异较大但未呈现规律性,其总体水平不高,耕地保护效应尚有提升空间与潜力。     

未来10 a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变化对区域粮食产能的影响——基于耕地质量等别的视角

基于全国农用地分等工作成果,采用定量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研究了未来10 a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变化对区域粮食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利用等别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耕地质量总体较优;②根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来10 a内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和质量均存在下降趋势,减少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利用等别较高、 质量较优的区域;③长江三角洲地区最高等别、 最低等别耕地的标准面积与统计面积相比,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比例为0.1∶1,减少和增加标准粮产量的比例为0.52∶1。相对于低等别耕地,高等别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产能影响更大;④耕地占补平衡中,由于占优补劣原因使耕地质量下降,导致补充耕地的粮食产能大大降低。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个谜,特别是在耕地面积出现几十年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居然比调查前多出了2亿多亩。论文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从耕地总面积和不同类型的耕地面积两个维度,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耕地面积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从区域尺度来看,“二调”多出的2亿多亩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与西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几近一半,华南是唯一减少的区域;从省级尺度来看,26个省份耕地面积增加,以东北三省和新疆、内蒙古居多,京沪苏粤陕出现减少,尤以苏粤为甚;从市级和县级尺度来看,耕地增减空间集聚明显,耕地增加的地市和县市均以东北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地市以珠三角和长三角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单元以粤苏云三省最为集中。2）耕地的三种类型都出现增加,但旱地最多（53%）、水田最少（10%）;水田和水浇地均“北增南减”;旱地的增减主要分布在北方,且增减的空间分布都非常集中,东北增加较多,黄淮海平原减少较多。耕地分布重心的持续北移,加剧了水土资源的不协调性,从而影响耕地的质量,未来中国政府在高度关注耕地数量变化的同时,更应强化耕地质量的提高与保护。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decoupling)评价

论文利用常熟市1985-2005年的建设占用耕地和相关经济数据,分析了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之间脱钩(decoupling)的机理和原因。揭示出：①建设占用耕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耕地占用引起的经济增长中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因而两者关系密切;②但当经济增长出现转型,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时两者会出现脱钩。此外,加大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发挥它们对于土地投入的替代作用也可以促使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③ 1993-1999年和2000-2005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非农GDP)的脱钩指数分别为0.319和0.671,均有脱钩发生;④1993-1999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和资本、劳动投入的大幅度增加;2000-2005年,常熟市耕地占用与经济增长脱钩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耕地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非是一种两难选择,加大耕地保护力度不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增长最快和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快速发展加剧的人地矛盾已经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论文利用近50年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5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揭示了长江三角洲高强度土地开发的特征和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并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作用。研究表明,近50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呈现明显的波动减少趋势,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基本变化过程,其中分别在1958～1963年、1985年前后和1993年前后出现了三次明显的耕地流失高峰,其形成机制主要是政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驱动。     

耕地地块细碎程度及其对山区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在务农成本持续上涨和省工性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山区地块细碎化逐渐成为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厘清山区耕地细碎程度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具有指导价值。基于重庆市武隆区、巫山县和酉阳县的101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别从地块权属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测算耕地细碎程度,并采用半对数经济计量模型评估耕地细碎差异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细碎程度严重,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分别为0.71和0.19,户均耕地面积6.19亩、地块数8.89块,地块与家庭平均相距430 m,即呈现出“块数多、规模小和距离短”的特征;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当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单位产量总成本依次上升33.8%和16.6%;具体到各单项成本,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化肥和种子成本,而限制机械及其他要素的使用。分作物的实证显示,耕地细碎化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物异质性。此外,优质耕地能缓解地块细碎带来的成本上升,同时扩大地块面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政策启示：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建立低成本的农地流转网络,并鼓励农户或村庄之间的土地互换,提高地块规模和减少耕作距离,同时政府还应推广和普及适合山区农业的微耕机械。     

新农保能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吗?——基于CHARLS三期面板数据

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构建了三期具备农村户口且拥有耕地的微观农户 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背景下新农保能否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耕地的平均转出率和转入率仅为14%和6%,2011-2015年中国耕地呈现转出率逐年递增、转入率逐年递减的趋势,凸显中国耕地出现集聚现象。（2）中国土地流转行为区域差异性明显,耕地转出率顺序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耕地转入率除西北地区较高外（2015年为9%）,其余各区均在5%左右。（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耕地转出。政策启示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以弱化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完善耕地集聚化背景下的土地管理制度,培育一批具有带头作用的新型农民;发展区域差异化的农村耕地管理政策,首先重点针对土地流转潜力大的地区推行土地流转交易。     

张家港市耕地资源安全与城市化时空动态分析

在1991、1996、2001和2006年Landsat遥感影像的支持下,研究了张家港市近20 a间的城市增长模式和城市化土地利用强度,结果表明:在3个研究时期中,张家港市主城区的城市化由以新发生型为主兼有延展型的扩张模式,发展成为以填充型为主要的扩张模式,而农村地区城市化则由新发生型为主的扩张模式,转变为新发生型与延展型并存的扩张模式;张家港市的城市化土地利用强度I有明显的阶段性,1991—1996年为主城区城市化时期(I峰值出现在4 km处),1996—2001年为城市化缓慢发展时期(I值较低且变化平缓),从2001—2006年开始张家港市进入了农村城市化时期(I峰值出现在22 km处)。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张家港市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小型城市的耕地不断被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吞噬,耕地资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只有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发展与农地保护之间的客观矛盾才能保证耕地资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的影响效果评估

为评估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的影响,论文把目标分解为两个问题:即土地督察制度的实施是否对土地市场化程度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的效果如何。论文收集了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的影响。通过相关检验,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在模型估计的基础上,对影响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土地督察对土地市场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007—2009年专项督察覆盖度每提高1%,约能促进土地市场化程度提升0.14%,例行督察覆盖度每提高1%,约能促进土地市场化程度提升1.12%;②通过实施专项督察,2007—2009年全国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了2.06%、 0.19%和0.55%,通过实行例行督察,2008—2009年全国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5.01%和12.47%;③2007—2009年通过开展土地督察,全国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高了2.04%、 5.21%和13.02%。     

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

论文基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交互耦合机制,以陕西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中度耦合协调发展为高度耦合协调（0.549~0.800）。耦合度方面,以2009年为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两两及整体耦合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协调指数方面,以2007和2009年为拐点分为3个变化阶段,其中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₃以及三系统总协调指数T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₁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2）从空间序列上看,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驱动下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土地政策是影响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论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数量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全国及各省(市、区)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促进了农地整理工作的开展。但是,该政策对中国耕地的质量变化的影响却相反,在全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的总体生产能力呈下降趋势,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可行性,以“保护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替代“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根据土地资源区域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等对该政策加以调整的思路。     

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江苏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土地利用变化和经济增长二者关系更为明显和完整,具有极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论文利用近20年来耕地面积、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长序列统计资料,对江苏省1981～2004年间的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及城市化水平的协整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耕地面积、GDP与城市化水平均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是不严谨的;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具有长期的协整性;江苏省耕地面积与GDP、城市化水平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通过研究,认为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极不合理。因此,降低耕地减少速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非常紧迫的战略问题。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0—2013年间的城镇人口与碳排放数据,选取城镇化进程中影响碳排放的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化面积等因素,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并利用格兰杰夫因果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二者的因果关系与时间效应。最后,从降低工业碳排放、加快低碳城镇化试点建设、推进低碳社区发展,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城镇化SD模型与模拟

中国正处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与林地、牧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将如何变化,以及建设用地是否仍将快速增长?这不仅是国家宏观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广大学者和普通民众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土地利用的中国城镇化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本文构建的模型是有效的,具备可靠性和稳定性。（2）若要保持国家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25亿亩,到2050年需补充83.17万~412.67万hm²耕地资源。（3）到2050年,如果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8%左右,建设用地总量将达到4007.29万~4214.25万hm²,较2020年净增加了155.87万~342.88万hm²。（4）2020—2050年生态用地数量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其中,林地显著增加,牧草地减少,水域略有增加。研究成果可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多方案模拟、评估和决策提供科学服务。     

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绩效分析

利用1980、1995和2000年的LandsatTM数据对苏锡常地区的土地利用进行测量,取得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转移矩阵,据此对研究区1980-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绩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建设用地总量迅速扩展,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城镇用地同速增长;耕地大量流失,呈现破碎化和分散化的趋势;建设用地以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核心向外扩展;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绩效较优,环境绩效较差;城镇用地变化的绩效较农村用地更为显著。     

近10年来长江下游地区耕地动态变化特征

基于遥感资料和GIS分析,对1988～1998年长江下游地区耕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转变数量特征,以及耕地变化强度、耕地流失强度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对耕地变化导致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1988～1998年,耕地与林地、灌丛、水体之间的转变,对其数量动态变化起着主要作用,在上述转变过程中,耕地总体表现出数量明显减少、质量降低的趋势;②农田向城镇的单向转移,体现了区域快速城市化对耕地的侵占过程,从空间分布看,该过程主要体现于上海、苏锡常地区、南京、杭州等城市化过程最为剧烈的地区;③长江下游地区1988～1998年耕地年均流失率为0.77%,流失的主体部分是位于长江三角洲和巢湖平原自然条件优越、水利灌溉配套设施完善的传统优质耕地,新形成的部分则主要来自于滩涂湿地开垦及低山丘陵地区毁林开荒。总体而言,长江下游地区耕地流失体现在数量锐减、质量下降两个方面,并伴随着一系列生态破坏问题的出现。     

苏州市耕地保护等级评价

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与PSR 模型提出环境压力、土壤质量、破碎度、粮食单产等耕地保护等 级评价指标。单项指标评价表明: 苏州耕地环境压力突出、土质较好、破碎化明显、粮食产量高。基于 指标相关性分析, 选用层次聚类分析法, 对样本特征聚类分为4 等, 各等面积百分比S1∶S2∶S3∶S4= 33.6∶32.4∶26.7∶7.3。S1 在乡村区和湖荡区, 各指标良好; S2 在沿江平原及城市化边缘区, 土质良好, 粮 食产量较高; S3 散布在城市化边缘区及湖荡丘陵区, 各指标中等; S4 散布在城市周边及湖荡丘陵区。 进而基于各等级的地域特征及指标关系, 将耕地保护等级又分为9 级, 并指出各级耕地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