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基础,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作用这一视角来分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及假设,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以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采用结构方程(SEM)分析法,按照Baron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4个条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接着构建了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模型检验和路径假设检验。结论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约束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部环境约束总体上对绿色创新的起正向驱动作用;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有正向激励。最后在统计分析基础上讨论了绿色创新活动的一些影响因素。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绿色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已经有压力和动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但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因素,为政府推动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获得289份问卷的基础上,识别出制约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法规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影响最大,而企业内部的意识和能力是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激发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而企业只有主动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一方面源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另一方面源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多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意愿对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54家知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在绿色供应链视角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探讨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均对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意愿在市场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在客户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强制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优化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组合方式,保证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型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应重视企业绿色创新意愿的养成,培养和引导员工绿色创新意识的建立,通过培训班、研讨会以及比赛的形式促进绿色创新意愿的传播;时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和需求的变化,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方向,并及时对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     

组态视角下企业绿色双元创新驱动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双元创新是企业获取绿色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基于TOE框架,探讨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要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驱动企业绿色双元创新需要技术、组织和环境多重因素的联动匹配。突破式绿色创新存在三条组态路径,分别是政府环境规制下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驱动型、市场绿色压力下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依托绿色技术能力的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驱动型,绿色技术能力、高管环保意识和高管绿色创新支持是突破式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渐进式绿色创新存在四条组态路径,分别是政府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能力与组织因素驱动型、市场绿色压力下高管绿色创新支持与技术因素驱动型、依托绿色技术能力的高管环保意识与环境因素驱动型以及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下的绿色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突破式绿色创新与渐进式绿色创新路径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联系,但突破式绿色创新在技术、组织和环境方面的要求更高且更丰富。因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绿色双元创新实现路径,针对突破式绿色创新,应该进一步加强绿色技术能力、高管环保意识与高管绿色创新支持,关注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突破式绿色创新的支撑情况。针对渐进式绿色创新,应重点关注绿色技术能力与高管绿色创新支持两个核心条件,有助于加快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研究结果从多维交互视角系统归纳了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驱动路径,为促进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提升提供了重要参考。     

干旱区流域水制度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将制度分析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进行修正得到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研究框架;然后将WIAD框架应用于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对水制度绩效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水行政绩效在水制度子绩效中水平最高且对水制度综合绩效影响最显著,而水法和水政策对水制度综合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经济因素中,被访者的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三种因素对水制度综合绩效评价水平有显著影响。说明当前的政策的目标指向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除提高水行政水平之外,还需进一步挖掘分析水法和水政策绩效对水制度的可能影响。同时要重视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3种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水制度总体绩效评价时所产生的影响,尽量降低负向影响、提高正向影响,这可以改善流域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干旱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     

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研究

企业绿色管理已有研究将制度和技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忽视了绿色管理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影响.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要求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整合制度和环境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已有文献普遍强调作为强制性制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而较少关注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是制度压力和环境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制度压力的反应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其对技术压力的响应方式.针对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现状,本文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全民环境共治背景下参照群体对中国居民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离不开全民环境共治,而居民积极广泛地践行绿色购买则是全民环境共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并不是一种"经济人"的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准则的约束。本文基于"社会人"理论,以参照群体影响的三个维度——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为自变量,引入绿色信任和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参照群体影响对绿色购买意愿作用机制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共收集46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形成受参照群体影响,其中受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显著,受参照群体的功利性影响不显著。绿色信任、感知价值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分别形成三条中介路径:第一条为通过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二条为通过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第三条为通过绿色信任影响感知价值进而影响绿色购买意愿的链式中介路径。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发挥参照群体影响作用,启动居民绿色购买,借助于参照群体的影响传达和彰显绿色产品价值,提升民众在绿色购买过程中的获得感、荣耀感、幸福感,与此同时,利用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提升民众的绿色信任,消除"漂绿"疑虑,增强绿色消费信心,从而促进绿色消费,使居民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全民环境共治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