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环境战略生态产生企业高绿色创新绩效?——基于SSE框架的组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在逻辑层面存在根源性差异,如何实现环境战略逻辑融合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该研究以长三角及珠三角工业经济带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供应链压力-战略柔性-管理者环境认知”分析框架并构建“绿色创新细胞模型”,结合NCA和fsQCA方法,运用动态视角探究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关系及演进逻辑。研究发现:①近年来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中“反应”与“前瞻”的逻辑权衡混合使得环境战略边界融合,双元混合主导型逐渐呈现出对绿色创新促进性更强、适用性更广的战略优势。②供应链压力中环境规制与竞争压力对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作用呈减弱趋势,而以市场压力为主导的单一驱动力的有效性正逐步凸显。③战略柔性与管理者环境认知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二者互补形成的绿色创新内在驱动力可近似替代外部供应链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但若二者无法协调甚至相矛盾则会对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产生抑制作用。文章引入时序fsQCA方法,探究环境战略要素的多元组态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动态驱动作用。     

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绿色技术创新是缓解经济-环境矛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的市场-制度技术三维框架,将其解构为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五个细分指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关键驱动因素和实现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依次递减,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集聚辐射效应更为显著。②NCA方法表明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均是实现20%及以上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充分),其中R&D经费投入、市场化进程和R&D人员投入必要性更为显著。QCA必要条件分析显示,R&D经费投入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不存在非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QCA必要条件分析结果集是NCA结果的子集,两种方法结论互补互证。③QCA组态分析显示,实现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技术投入主导下市场驱动型和技术投入主导下自主开放型路径;导致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有两条,分别是多因素匮乏型和市场局限下资源诅咒型路径。文章丰富了技术创新理论,凸显了非对称创新的中国情境,为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找动力、补短板、发现可实现路径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构建了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分别计算出两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再通过DEA法测算各区域工业企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进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开发阶段,考虑环境因素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效率要低,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三大区域绿色技术开发效率差距悬殊。2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中和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3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偏低,而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区域差距悬殊且存在继续扩大的风险,中、西部地区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方面均有很大提升空间。4辽宁、河北、黑龙江、新疆、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等区域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安徽、吉林、江西、广西等区域则要注重减少资源冗余,宁夏、甘肃则既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还要注意较少资源冗余。未来,中国应该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污染指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发挥东部地区引领作用,缩小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因地制宜,根据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绿色技术开发、清洁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绿色技术的扩散: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比较研究

基于对北京、上海-苏州和深圳-东莞三地的电子制造企业的调查,本文对比考察了无铅焊接技术在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生产者中的扩散.无铅焊接技术的采纳是应欧盟两项电子废物指令要求而开展的,对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产生一定程度的技术震荡.我们发现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在技术转换的过程中,扩散速率明显不同,深圳-东莞的扩散速率最大,上海-苏州次之,北京最小.该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企业绿色技术采纳决策的因素,重点考察了影响跨国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目标市场、地理集群、投资来源地和企业自身的一些特性.结果显示,在外部因素中,目标市场和地理集群是显著的解释变量,而投资来源地因素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与研究假设不符.在企业自身特性中,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及其环境管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而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系列技术创新性指标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该研究反映出在此项技术扩散中,目标市场的环境管制标准的确发挥出了较强的跨国影响,地方产业集群的特点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但中国企业普遍局限于被动应对,产品的环境属性尚未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绿色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已经有压力和动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但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因素,为政府推动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获得289份问卷的基础上,识别出制约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法规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影响最大,而企业内部的意识和能力是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激发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而企业只有主动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浅析企业“绿色化”支持系统可持续设计

所谓企业“绿色化”是指企业基于绿色化战略,以绿色技术采用为其内在需求,积极开展绿色营销,建立企业绿色文化,进而创建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优化为其目标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企业“绿色化”作为企业由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向生态人演进的必然选择,必须具备五大支持系统：绿色战略、绿色企业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基金、绿色企业文化。     

集群中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以电子制造的无铅化为例

以我国电子企业在欧盟指令的压力下，引入无铅焊接工艺过程为例，考察了集群中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文章回顾了全球无铅技术发展的历程，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特点，结合实证案例研究，指出在无铅化工艺的扩散过程中，领导企业的供应链管理、OEM厂商的制造技术能力、无铅元器件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及专业化的检验检测机构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而地理集群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密切配合提供了可能，但促使集群合作创新的动力却来自集群之外。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双创"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成为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结合中国第10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2 703家创业企业调研数据,在将制度嵌入划分为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三种类型的制度嵌入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并同时分析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嵌入中的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创业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嵌入比政党身份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市场嵌入比政治嵌入和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2)制度嵌入中的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费用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市场嵌入比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3)创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情境,凸显了碳减排制度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且为探讨企业的碳减排责任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因素,打开外部制度嵌入以及内部绿色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作用机理"黑箱",探索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和担当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companies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ed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n,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performed to these indicators f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se two phases,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estimated and factorized vi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low as a whole,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 Further, this huge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in these regions. And both PTE and scale efficiency (S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eave much to be expected. (2) In the first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concerned, the efficiency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without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Besid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In the second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re were still mo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ranked from highest to lowest. (4) Liaoning, Hebei, Heilongjiang, Xinjiang, Shanxi,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Qingha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technology; Jilin, Jiangxi, Anhui, and Guangxi should make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resource redundancy; whereas Ningxia and Gansu should try to solve the above two issues.     

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研究

以联合国"里约+20"会议为背景,在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绿色经济发展进程、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析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框架问题。认为:政府层面要加强对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努力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保障绿色经济的稳健发展,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价值的货币化;二是建立健全与绿色经济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三是实施绿色GDP考核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层面要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与调整。行业层面要着重节能建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农业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消费者层面要加强绿色理念宣传,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应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以帮助环保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ource-based cities face vit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ring thei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 traditional primary industrial pattern, which is resource-based and resource-intensive economy with low level technology and efficiency. They encounter tremendous pressure of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Resources of such cities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are becoming worse. The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issues and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y is inadequ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trategic innovations to realize the successfu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strategic innovations includ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goals, equal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eco-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y, and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zing diversified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addition, forming eco-industrial system and changing traditional growth pattern, strategy of resource and industrial substitution and supple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late-comer's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of new high-tech ecoc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systems.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环境规制是否能激发绿色创新?——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的可视化分析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波特假说近年来逐渐成为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5—2018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波特假说领域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整理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竞争力等相关主题的关键文献、历史路径和关键词聚类等内容。首先,在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波特假说研究中存在的四个热点方向,即学者们热衷于对波特假说的强版本、狭义版本以及弱版本进行检验;学者们对环境政策的研究细分至具体的政策如能源政策;倾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验证;探究环境规制和环境创新成因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文献共被引关系路径分析发现两种引证关系路径,即实证引证关系路径和理论引证关系路径。最后,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模块化分析,显示出了五个重要热点聚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环境管制与竞争力;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管理;环境管制与产业区位选择;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从而,得出了未来需要加强波特假说研究的五个方向的建议:一是文献研究对象需要扩展比较,理论支撑有待继续挖掘;二是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环境政策特性设计,灵活创新政府政策工具;三是企业主动性加强,推动形成企业层面研究新视角;四是关注跨国贸易,强化环境规制对国际碳转移和污染倾销问题研究;五是拓宽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多关注政策工具间交互影响。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hs toward green industry in China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reaching its limits and the decreasing margin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s been a major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various types of industries call for different approaches regar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ow to choose the most effective mod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industry has been a key issu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32 industrial trades using the Slacks Based Measure(SBM)-DDF method. The effects of three innovation modes i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dustry,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Ⅱ),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TI),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GS),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industry heterogene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ie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nergy input and the undesirable output of pollutant emissions.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ies of traditional high input,high pollution,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 trad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ith obvious green features. The year of 2009 is a leap year for the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or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II and the GS are th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For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TI is the best path to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while for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II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s.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on-compensating effect of the curr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the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has been revealed. Improving the overall scale and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industries is also beneficial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es.     

Environmental Capital,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Carbon Finance Innovatio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tern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novations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system, find the value of environmental capital,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d then transform the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 exogenous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into an endogenous factor. Of this, the key of market mechanism and system innovation is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that 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ital and negative externality; the government defines the initial property righ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es environment energy trading market, so as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trad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carbon emission permit trading) based on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to vigorously develop environmental finance and carbon finance.     

The pathway to a sustainable industrial society – initiative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RISS) at Osaka University

While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sound and viable pathway for humankind’s future, its attainment remains elusive despite intensive efforts and some successes.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ocie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in a variety of fields is not providing the expected results in addressing this important issue. In an attempt to carry out this unavoidable task, Osaka University’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RISS) introduces an integral and dynamic innovation system where technology plays a key role in fulfilling societal functions. This innovation system adopts a highly solution-driven approach that makes use of backcasting techniques based on long-term visions and mid-term strategic goals. Since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propelling effective innova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we propose a technology transitio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echnology push, demand pull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along with eight transition principles. RISS will develop this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se three components and through the design of dynamic scenarios and their roadmaps.     

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在产业集聚引导下，整体及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未因产业集聚而改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是处于产业集聚初级阶段的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处于产业集聚高级阶段的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采用差异化战略。依据结论提出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不平衡状况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