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的节能效应与机制

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能耗强度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中国纵深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否降低了能源强度,有利于节能效应的发挥？其影响机制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能源强度,具有明显的节能效应,并且该节能效应存在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2)试点政策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拓展环境治理渠道,驱动试验区能源强度的下降。(3)试点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节能诱发作用更强,而对市场化程度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小,节能效应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在总结现有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以能源效率...     

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推动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相关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还非常有限。文章对14个地级市在1998—2013年所实施的纺织行业绿色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基于中国纺织行业27 827家企业在1998—2013年间86 988条企业运行、环境排放与专利申请等企业级数据,通过双重差分以及动态双重差分方法评价了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同时提升企业的环境与创新绩效,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而且这些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在相同的绿色产业政策冲击下,国有企业在环境绩效方面会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多次双重差分方法下的政策评估显示,尽管绿色产业政策促进了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同城市的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综上,基于本文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能有效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距离全面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督导,深化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本研究为构建"绿色制造"的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是打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核心途径,具有赋能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是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的严峻考验。该研究聚焦“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产业试点政策,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发展？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6和2017年设立的30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其影响绿色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应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性。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驱动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多轮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制造业集聚城市、高工业智能化城市和高数字金融发展城市开展试点政策将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产生“锦上添花”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引导产业升级和强化环境监管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期间内试点政策尚未触发驱动城市绿色发...     

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

创新驱动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绿色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的双重属性,研究构建了涵盖创新效率与绿色效率的DEA-RAM联合效率模型,对中国16个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基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间存在的交互属性,使用能够处理多重交互、组合式路径问题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加以探讨。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重污染行业处于"创新却不绿色"的转型阶段,创新活动运行良好,但行业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依然明显,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重污染行业各行业绿色效率普遍低于创新效率,行业政策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绿色效率的拖累,改善绿色效率成为提升绿色与创新效率协同效应的关键;组合式效率提升模式中,小规模重污染行业企业应该以环境规制、外商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的科研人员,而政府科研支持此时并不重要;抛开企业规模大小因素,重污染行业企业应以环境规制、政府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科研人员和少量优质外商科研支持。基于研究结论,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需要不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继续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高企业绿色环保自觉性;转变政策实施理念,积极探索绿色创新政策的多元互补方式。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动态调节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有效减碳的新视角,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剖析了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机制。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有助于产业升级,但这种激励效应只有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方能显现;碳排放在绿色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着正向倒“U”型调控角色,过低或过高强度的碳排放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红利损失,而唯有适度的碳排放策略才能有效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果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呈现倒“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调节特征;现阶段碳排放总体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但积极的调节效果仅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尚未显现;在不损害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良性协调的前提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体尚存在较为广阔的碳减排空间,但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应实施更为严厉的碳减排约束。以上发现对于未来国家科学处理持续减碳、绿色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演化关联具有重...     

绿色治理规制下的产业发展与环境绩效

"绿色制造、转型升级"是中国政府为了平衡制造业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所提出的国家级绿色治理方案。由于各地产业发展重点存在差异,地方政府推进该方案时通常会突出当地的产业特性,即针对城市重点行业的发展情况,采用特定的绿色治理政策组合。但是,这种地区性的行业绿色治理方案对当地产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往往难以评价,尤其是治理政策在微观层面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效果与影响机制都还没有揭示清楚。本文选择浙江省湖州市治理纺织印染行业废水排放污染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将国家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湖州企业的污染排放数据进行匹配,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与面板数据回归,系统地评估了当地政府在2011年颁布的《湖州市印染行业转型升级发展规划(2011—2015)》的政策执行效果,研究重点关注了该政策对企业排污行为与企业经营表现的影响。基于湖州市694家企业在2010—2013年间1 271条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湖州市政府针对该市纺织印染行业绿色治理政策的颁布,显著降低了相关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但是并没有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分析研究数据,还发现绿色治理政策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影响,受到了企业所属权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其中,绿色治理政策显著降低了内资企业、大中型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而对于外资企业的废水排放强度影响不明显。总之,基于数据分析认为,湖州市的绿色治理政策有效促进了城市纺织印染行业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绿色制造"政策提供了经验与实证支撑。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基础,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作用这一视角来分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及假设,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以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采用结构方程(SEM)分析法,按照Baron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4个条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接着构建了整体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模型检验和路径假设检验。结论显示: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约束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外部环境约束总体上对绿色创新的起正向驱动作用;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有正向激励。最后在统计分析基础上讨论了绿色创新活动的一些影响因素。     

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证分析

在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骤降的情况下,中国工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各类工业行业的特征与异质性,使得不同方式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如何根据工业行业的特征选择有效的技术创新方式是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本文采用SBM-DDF方法测算了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行业异质性实证分析了自主创新、技术引进、政府支持三种创新方式在工业行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在考虑了能源投入与污染物排放非期望产出后,行业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绿色差异性。传统高投入、高污染、高耗能型的工业行业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绿色特征明显的工业行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文教、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绿色"无烟"产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排名靠前。2009年是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跳跃期。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上,自主创新与政府支持是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方式;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技术引进则是实现绿色转型的最优路径;对于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自主创新仍是推动该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此外,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已在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中率先发挥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工业行业的总体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也有利于工业行业的绿色转型。     

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活力——基于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能源转型政策对能源供需结构调整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能源替代的关键。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作为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试点工程,当前尚未有文献科学评估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缺乏对示范城市政策作用机理的深入解读。鉴于此,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实施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行为动机,从地方政府激励与约束视角剖析该项政策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活力的影响,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城市特征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绿色创新活力,该结论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主要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行为,提高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得以实现,约束行为的“倒逼”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3)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对中西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创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出口企业立足国内国际市场，紧随全球低碳发展趋势，紧贴国际绿色技术前沿，具备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技术资源，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约束与推动下，可能表现出更为活跃的创新意识与更加积极的创新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忽视“出口-非出口”这一异质性视角，导致对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缺乏开放性维度。为此，该研究基于2004—2020年沪深两市A股出口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梳理其中的作用机制，并从所有制属性、污染程度、技术水平等多个维度开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地激发了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实现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同步提升。(2)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更加显著。(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出口企业层面，对于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该绿色创新激励效应在重污染出口企业与高新技术出口企业层面表现得更加显著。(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资金投入增加机制和海外业务拓展机制推动出口企业...     

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吗?——来自《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环境保护费改税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税制的重要改革,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实现了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平稳过渡。文章借助《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6—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地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换言之,当《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后,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明显提升。(2)环境保护费改税主要通过施加更强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从而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可见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过多、强制性和规范性缺乏等问题,进而提高环境合法性压力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3)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委托代理成本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会弱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政府应当继续完善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实施细则,建立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征管协作机制,切实保障环境保护税的征收和缴纳,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压力。同时,政府还应当建立企业绿色转型的融资机制,引导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取向,出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控指引,与环境保护税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行业特征对低碳约束下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

工业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主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强的能源与碳排放约束,工业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的投入导向型转向创新驱动的效率导向型,提高低碳约束下的绿色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推动以绿色TFP增长为核心的工业低碳转型。该文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这一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全局DEA方法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TFP的动态变化。考虑到中国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费结构及行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分别利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数回归,就上述行业特征因素对工业绿色TFP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平均企业规模和行业企业集中度对行业绿色TFP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行业资本深化则抑制了行业绿色TFP增长,行业私营企业比重的提高并没有促进行业绿色TFP增长,FDI和煤炭消费比重均对行业绿色TFP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对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绿色TFP指数的行业来说,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绿色TFP增长的边际效应较弱,行业特征因素对处于中间分位的行业绿色TFP指数的边际效应最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上述结论对我国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启示。     

长三角与环渤海地区的企业绿色竞争力测评比较

采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来评估企业绿色竞争力是有效培育企业绿色竞争力的前提和依据.该文通过构建熵权模糊评价模型,以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对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4个重污染行业的144家上市公司的绿色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测评和比较分析.测评结果显示:两地区企业绿色竞争力状况总体水平相当,且都有待提高;两地区行业绿色竞争力平均水平排序相同;长三角地区内部企业绿色竞争力两极分化程度大于环渤海地区.讨论认为:由于两地区的产业政策、环境管理协调、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等较为一致.而出现企业绿色竞争力状况趋同的现象.但是,环渤海地区的科学发展具有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