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环境权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环境权益由“环境”和“权益”两个词构成,其中环境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是指围绕着中心存在物的存在的总和,即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和状况。我国环境保护法关于环境的定义,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公民环境权在向我们悄悄走来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日益重视和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 ,广大人民群众对保护环境的认识逐渐提高 ,有关环境权益的民事纠纷和诉讼案件明显增加 ,“公民环境权”,这个对目前多数人来说还十分生疏的名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视屏报端 ,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那么 ,什么是公民环境权 ?它有哪些具体内容 ?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现状如何 ?公民的环境权一旦遭到侵犯又如何进行保护呢 ?环境权的概念环境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在适宜健康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是狭义的环境权 ,也就是公民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是一种新型…     

公民如何依法主张自己的环境权

当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受到各种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自身的环境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通常想到的往往就是举报和信访；一旦采取这两种形式环境污染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就会觉得“求告无门”。其实，主张自己环境权的途径还有多种。 其一，申请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因此，环保部门负有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法定职责。根据公民的申请，环保部门应采取相应的…     

常态性水污染呼唤“现代环境产权制度”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机制，就是要深化环境保护改革，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环境产权制度，完善环境权益，突破环境保护的“公地悲剧”，一方面应强调提高政府的管制作用，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明晰环境产权，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产权制度，通过完善产权制度，调节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同时应扩大社会环境权益，形成“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     

对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思考

农村环境保护是我国环保工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当前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如何认识当前农村面临的环境形势，应对日益突出的环境污染，建设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环境权益的农村环境保护制度，是探索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作为环境保护部的派出机构，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的核心职能就是执法督查。如何从监管的角度推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生态文明的基石——《环境权益保护论》

20世纪严重的环境危机日益威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自身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亦愈加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攸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维护和实现环境权益既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目标,也是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并把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提到落实科学发展现、实现经济发展科学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环境权益保护法制建设迅速推进,但面临环境权益保护范围狭窄、保护手段缺乏以及保护机制亟需健全等问题.     

妇女,环境保护的一支生力军

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阻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危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妇女由于其性别特点及在人类社会繁衍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则更多地承受着环境恶化的苦果,有权利保护自己正当的环境权益.妇女也更深地感受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有义务加入到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妇女     

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建议与思考

作者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战略发生变化、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保护需要、与现行环境单项法律、法规冲突,立法过于原则和粗略等方面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了分析,认为《环境保护法》亟待修改完善,并提出赋予《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地位、增加环境权和生态保护内容、完善和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及强化法律责任等立法修改建议。     

生态文明视野下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化

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公民环境权的正当性源于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二者都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体现了对人的本质关怀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公民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对公民环境权的高度肯定和保障,我国应积极顺应生态社会潮流,在宪法和法律中确认和保障公民环境权。     

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公示制度、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和工业企业环境企业信息公开化制度是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制度的实践创新。这些制度的实施对维护公民佥的环境权益，完善环境管理制度，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沈阳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规划研究

以制度体制推进环境管理的有效性,是改善环境质量、解决环境问题及实现绿色发展最为直接且经济有效的手段。通过规划,对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沈阳市制度体制改革内容,明确改革方向。设计以空间管控、生态补偿、环境监管、治理市场、绩效追责、公众参与为核心,以绿色环保产业为承接的沈阳市"6+1"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明晰政府部门责任,建立联动机制,将单项制度孤岛联系起来,以制度创新及制度体系构建推动环境管理制度改革及沈阳市生态文明建设。     

汉口地区深基坑开挖中的环境工程地质问题

近10年来，汉口地区兴建了众多的高层建筑，一般都建有地下室，本文在叙述汉口地区地质条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深基坑开挖的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及其防治对策，对深基坑施工的顺利进行及保护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新形势下环境维权发展与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形势的加剧、社会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维权开始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虽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诉讼维权困难、相关体制不健全等众多问题,但环境维权在新形势下已经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外"事件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目前环境维权事件所具备的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政府职能、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加强法治力度三个角度出发,对政府管理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够完善环境维权制度、促进环境维权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滏阳河流域的水资源问题

根据对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最严重的滏阳河流域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部门和上下游用水者之间用水竞争程度的加剧,流域从开放向闭合的转变,地下水位的逐年下降及引致的环境问题,节水的空间也变得十分有限。解决未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如何运用政策、制度和经济措施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管理,提高灌区的运行绩效和实现有效的产权制度创新。     

增强环保科技创新能力支撑环境管理决策:需求·挑战·对策

新时代我国环境保护形势面临着深刻变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生态产品需求成为环保工作的主要矛盾.为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牢固把握"环保科技的人民性",在对未来环境形势和环保科技创新需求分析判断的基础上,紧密围绕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提出了加强环保科技创新发展的4个重点任务:面向国民经济绿色发展主战场,全面提升环保科技供给能力和水平;加强环境科学基础研究,引领环境质量改善;研发关键技术,突破环境治理技术瓶颈;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提出了完善环保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5点建议:实施平台化、国际化、产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助推现代环境科研院所制度建设;加快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和补强科技创新链条;完善管理决策支撑机制,解决科研与管理脱节的问题;统筹全国环境科研力量,创新重大科研项目组织模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调动人才创新活力,为环保科技创新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California's CALFED Water Program

Both for its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nd for its history of conflicts, California's water system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observed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nd this Special Issue on the CALFED Bay-Delta Program continue in this tradition. CALFED is likely the most ambitious experiment in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the world has seen to date. This Issue moves beyond the celebratory tone of other analyses of collaborative, adaptive management and looks closer into how collaborative networks work to produce innov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reflect also on their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limitations and “dark sides”. Whi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nhances mutual understandings and can be a source of innovation, it appears ill-suited to resolve alone the distributive dilemmas at the core of many water –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 conflicts. A lacuna in existing research concern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effective boundaries and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tic politics, legitimate authority, and adaptive governance, i.e. the mix of institutions that can provide sufficient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without choking off the self-organizing interaction, shared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collaboration. A painful realization in the Delta is tha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further growth may be fundamentally at odds; efficient win–win solutions, institutional or technological, seem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competing demands posed upon the system. Radical decisions and changes might be necessary, but they seem unlikely under curr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论排污权交易与清洁生产的关系

为解决在排污权交易的前提下,企业如何积极主动地实施清洁生产,处理好排污权交易与清洁生产的关系。在排污权交易对清洁生产激励效果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对比和类比的方法,论证出排污权交易对清洁生产实施提供了经济支持,清洁生产对排污权交易的实施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这种互为动力、支撑的关系,构成一种良性循环模式,为企业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提供了依据。     

日本环境管理咨询体系研究

环境执政能力已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议题之一.政府通过立法、政策、行政和制度手段,可确保实现良好的执政.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制度手段之一,环境咨询体系(EAS)在日本得以建立.其针对公众不断增长的对环境净化和保护的需求,增加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力度.强化环境执政能力的经验教训:①EAS产生的背景,即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几十年的环境退化和环境立法的艰难历程表明,公众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压力与日俱增.②识别了从"防治污染措施咨询委员会"(ACAP)发展到"中央环境咨询委员会"(CEAC)和"内阁全球环境委员会"(CGEC)的主要变化因素、内容和作用.ACAP主要考虑制定污染防治政策,监测、评估和补偿环境污染(如水俣病、痛痛病、呼吸道疾病等)造成的损害.CEAC和CGEC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环境保护中,包括地方、国家及全球尺度的污染预防和环境应急准备.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环境容量与排污权的理论基础及制度框架分析

排污权制度是解决环境容量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已在一些国家运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中国其仍处于试点的阶段,亟待理论研究的支撑。研究认为,物质平衡、外部性和产权构成了排污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排污权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着眼于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制度特征和运行条件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