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从生活消费视角定量评估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基于Kaya恒等式基本原理,采用LMDI分解法构建一个包括消费碳排放强度、消费结构、城乡消费比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和城乡结构在内的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对我国1995-2012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城乡消费比重各因素效应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均大于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消费水平、经济水平、消费结构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城镇人口效应对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减排意义重大,而农村人口效应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量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会带动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城乡结构达到一定程度,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生活碳排放的变化也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节能减排的对策及建议,引导居民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隐含的碳排放对比分析

可持续消费研究是产业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本研究首先采用综合生命周期分析方法(Hybrid LCA)核算 1997、2002和2007三年的居民消费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发现2007年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18.01亿吨.城镇居民消费已经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到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的碳排放量达到总量的76.44%.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变化的五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排放强度因子是"减缓"居民消费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力量,而人均消费水平因子是推动碳排放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同时,发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对碳排量的增加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未来应该通过持续降低能耗强度和加快研发低碳能源技术,来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另外,要充分挖掘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减排潜力,引导消费结构,提倡适度消费,促进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方向转变.     

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变化趋势

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是中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目前,居民食品消费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主要增长点,同时也是制约“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根据199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对比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碳足迹构成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年均达到23.26亿t,占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51%。(2)近3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持续高于农村居民,但近10年来差异逐渐缩小;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主要来自动物类食品,尤其是水产品、猪肉与牛肉,2015年以来动物类食品消费碳足迹逐渐超过植物类食品成为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碳足迹的主要来源,这意味着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已全面进入动物类产品主导的时代。(3)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动物类食品消费量均有所上升,但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猪牛羊肉消费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禽肉及蛋奶制品消费比例均大幅上升,说明目前中国食品消费结构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4)蔬菜及干鲜瓜果消费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农村居民...     

2000-2008年青海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本文根据与青海省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8个部门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评估了2000-2008年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0-2008年青海省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在总量和人均水平上均相差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碳排放是城镇居民远高于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61.02%,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和交通通讯3个部门,占总能源消费的71.77%。如果青海省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水平达到青海省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最低水平,会引起能源消费量及碳排量的急剧增加。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提高农村机械化,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缓解西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新途径

根据虚拟水与水足迹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对我国西北和中部地区虚拟水含量进行研究。首先计算2000年江西省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和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得出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为28481×108 m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量为76827 m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主要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为67017 m3。然后在前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将江西省与陕西省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虚拟水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虚拟水含量都低于农村居民，陕西省居民人均消费虚拟水含量中粮食虚拟水含量比重大于江西省居民。通过进一步研究居民的消费结构，得出调整区域生产与消费结构，增加虚拟水贸易，是缓解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新途径的结论，并指出调整农村消费结构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     

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重心移动与驱动效应研究

核算居民生活用水、厘清时空格局演变动因、量化时空差异驱动效应对提高长江经济带居民生活用水的有效利用举足轻重.通过核算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建立重心模型,并利用LMDI从时空上将居民生活用水分解为消费强度效应、人均消费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结果 表明:(1)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分别呈增加和减少态势,前者上游较中下游少,后者上中下游较为均衡.(2)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分别由咸宁和岳阳移至荆州,两者的非均衡程度分别呈现增加和减小的趋势,且前者大于后者,该过程中上游和下游省市发挥作用较为明显.(3)城乡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是促进和抑制居民生活用水减少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和人口增长会导致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增加,城乡人口比重变化的作用具有异质性.(4)在缩小与平均水平的差异上,无论从总体视角还是城乡视角,消费用水强度和人均消费水平均呈现相反作用,城镇化具有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关注居民消费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完善用水定额等建议,并指出需要进一步减小核算误差,深入探索家庭、行为、性别等因素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     

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对四川省2005-2013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表明该阶段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稳定增长态势。利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五方面效应,对四川省2006-2013年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表明该阶段人均GDP对四川省碳排放量具有强烈拉动作用,其次为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强烈抑制作用,而人口、能源消费结构逐年效应有正有负,贡献度绝对值较小。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性地对四川省"十三五"期间控制碳排放提出了建议。     

城镇居民生活能耗与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居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越来越不容忽视,开展这方面研究对于促进居民可持续消费、寻找新的节能减排途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考察量化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直接、间接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连续变化的基础上,探究了这段时期生活能耗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并分析其潜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999-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总能耗和碳排总量都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其中间接能耗与碳排始终大于直接能耗与碳排,但二者的差异正在逐年缩小;对于人均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二者总量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电力和煤炭是最主要的直接能源消费品种,也是最主要的碳排来源;对于人均间接能耗与碳排来说,虽然居民生活消费开支逐年递增,但由于各类消费项的单位产值能源强度在逐年下降,因此总的间接能耗与碳排并没呈现出一定的递增或递减趋势,而是出现波动性变化.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3项是居民生活间接能耗与碳排的主要来源;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是居民生活碳排变化的主要影晌因子.研究结论为引导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模式和节能减排措施的制定提供管理启示与科学依据.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江苏省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及脱钩效应

通过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测算了江苏省1995～2010年交通运输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并结合行业自身发展特点，扩展了Kaya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法进行分解分析。同时，在上述基础上采用Tapio模型对江苏省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江苏省交通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量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石油制品类能源消费碳排放表现突出;(2)正向驱动交通碳排放量增加的因素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负向驱动因素为交通能源结构和交通能源强度。其中，拉动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大，而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是交通能源强度的降低，相对于正向驱动因素，负向驱动因素抑制交通碳排放增加作用有限;(3)交通碳排放量变化与运输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以扩张负连接、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脱钩关系总体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要完全实现两者的绝对脱钩，依然任重道远     

城乡差距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对城乡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后,城乡差距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向不同。减小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却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此外,通过采用衡量城乡差距的不同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农村居民完全融入到城镇生活之后,能够在保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幸福。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变化趋势分析

基于能值理论，对比动物性荤食和植物性素食重量形态、能量形态和能值形态的数量关系，定量分析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变化趋势及特征。研究表明: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热量、重量和能值形态的动物性荤食分别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190%、911%和7029%，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中动物性荤食的重量形态和能量形态的数值远低于其植物性素食，说明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仍然以素食消费为主，另一方面其动物性荤食的能值形态数值已经远超其植物性素食，表明其居民食物消费方式已经向营养均衡多样化方向演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是保障居民食品消费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部分。201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荤食消费能值分别为110 E+15和631 E+14 sej，分别是其素食消费的172和079倍，说明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整体还表现出二元性特征，按城乡居民荤素食品结构变化演变趋势可推断城乡食品消费品质相差约20 a，并且近年来城乡人均食品消费结构差异程度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时农民且有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相对而言农村居民对食品消费的增长趋势更加稳定。又由于相同数量的动物性荤食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占用更多的农业资源，因此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变化对其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生产必将产生更大的压力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