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吸引FDI的环境政策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成为中国吸引FDI、地方政府吸引FDI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使用1990-2007年中国省份之间的面板数据,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加大环境投资则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环境投资而不是放松环境管制的环境政策来吸引FDI。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环境管制与FDI企业的行业进入

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及其进入壁垒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FDI企业行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企业进入我国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数量增长不仅没有阻碍作用,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环境管制强度的加强而急剧增加。同时,行业技术水平、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程度与利润率也对FDI企业的行业进入数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中国,企业进入壁垒对FDI企业存在"负效应",这与FDI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相对比较优势有紧密的关系。该研究结果为协调环境保护政策、自主创新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依据。我国各行业应该尽快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和强度,积极实行自主创新政策,这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的FDI企业的进入,实现招商引资政策的战略目的,也能够形成自主创新与吸收FDI外溢技术的良性互动。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钢铁行业环境管制标准提升对企业行为与环境绩效的影响

通过文献计量的方法,构建了钢铁行业环境管制的标准强度;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环境管制标准强度提升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及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钢铁行业的环境管制标准强度累计提高了122个单位,是1999年(基期100)的2.22倍;数据还显示标准强度提升较快的年份集中在2004和2005年以及2009、2010和2011年。环境管制标准强度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企业采取环境友好型技术。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前一期的标准强度提高会促进下一期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在管制初期,标准强度的提升能够带来环境绩效较大幅度的改善;随着标准强度的进一步提升,环境绩效的改善程度逐渐减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显示:环境管制标准强度的不断提升是促进企业行为改变的重要原因;这也表明,采取的文献计量的方法能较准确的计量环境管制标准强度的提升。数据还显示,2001-2012年间,除吨钢废气排放量有所上升外,吨钢能耗、吨钢二氧化硫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吨钢废水排放量、吨钢化学需氧量、吨钢一般固体废物均呈现逐渐下降的变动趋势,表明企业对环境管制标准强度不断提升的应对行为,促进了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减少了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认为,虽然2000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的环境管制标准强度提升显著,但管制标准还有提升空间;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强度对于环境绩效的改善仍有较大空间。     

采矿权安全性、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采矿权安全性是影响采矿企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文章聚焦采矿权安全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和L-V模型,分析了采矿权安全性影响下,政府规制行为选择与采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而采用2019年中国采矿权交易数据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发现:(1)当采矿权安全性较低时,其对采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倒逼作用,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和研发周期的增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断降低。(2)当采矿权安全性较高时,研发投入过高或过低均难以激励采矿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但是,研发投入越低,政府越倾向于采用规制策略。(3)当采矿权安全性处于中等状态时,企业演化稳定策略与研发投入有关,而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为规制。(4)绿色技术创新增长率具有促进采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增长率越高,采矿企业对绿色研发投入的预期收益越高,绿色创新意愿也越强。(5)采矿权期限限制了技术影响因子的作用。受私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只有在中型矿权中,国有企业才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而在大型矿权和小型矿权中,国有企业不具备绿色技术创新优势。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政府在以政策手段引导采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该强化绿色技术水平在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中的作用,并结合不同规模与类型的采矿权特征深化矿业权制度改革;通过营造采矿业绿色创新环境,加强政府配套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提高多种政策的协同有效性,推动采矿业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跨区流动？

绿色低碳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厘清绿色发展理念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并适时引导纠偏，对于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企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从异地投资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首先，文中基于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作用机制；其次，以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1)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的异地投资规模显著提升。(2)作用机理检验显示，生产成本、技术创新水平、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效率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原因，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企业资产质量和市场机制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环境规制对异地投资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污染行业、低活力市场和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内化了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Industrial layout reconstruction,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variation of pollu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have bee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Certa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 place accordingly in various regions, but the pollu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risen sharply.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provincial panel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this paper calculates high-pollution industry dynamic agglomeration index,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index and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ex, and uses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whole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waste gas pollution are deepened, which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transfer is not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tensifie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oes exist in China,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e of labor cost and quality will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国际R&D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转变方向的非一致性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但学者们普遍忽视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二者的关系。本文以1999~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和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U型关系,即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初始比较弱的环境规制强度抑制了国际技术溢出,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国际RD溢出水平不断上升;(2)采用不同的环境规制方式会影响国际RD溢出和环境规制的U型关系,改变环境规制水平的拐点;(3)目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环境规制水平比较低,大多处于U型左侧。最后本文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否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

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手段,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最典型的跨国经济活动之一,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净额都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强度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受到国内环境规制加强的影响值得探讨,而2013年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此,文章使用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开展是否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研究结论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合成控制法(SCM)、安慰剂检验等检验后依旧稳健。此外,潜在机制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满足"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假说",进而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通过净效应的初步讨论,文章发现"污染避难所假说"仍旧在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意味着:(1)未来要继续推进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持续探索激发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创新产生的激励效应;(3)完善投资便利化的制度与措施,搭建国际技术交易或信息平台等。一方面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促进对外投资水平的增质提量。     

No Sustainability without Technical,Fiscal and Social Innovation

Abstract

Migration proces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ent research on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A majority of the existing 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With the largest rural-to-urban migration flow in world history, and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ccompanying its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provide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ase for 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ews major migration theor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migration, with specific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multilevel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developed for studying the environmental cause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The effects of land resources on household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s in rural China are explored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framework.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除改进环境源效外．环境规恻对本国企业竟争力的影响也是政策恻定的关键影响因素。传统假设认为环境规铆会负面影响企业竞争力。波特假设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可提高企业竟争力。本文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对上逮假设进行了剖析。然后讨论了该领域研究的新动向．即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环境规恻与企业竟争力关采的影响。提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的竟争力还依赖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因素。     

工业水环境监管契约研究

对工业污水排放的有效监管是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分析了我国目前监管主体所处的困境，考虑中央监察与公众参与的监督约束作用，构建了水环境监管体系。并设计出具有激励约束惩罚效力的水环境监管契约，建立委托 代理模型，通过求解得出监管契约中污水排放标准、监管频率、补偿额度以及罚款数额的最优值。在此基础上，以太湖流域两个成本类型差异较大的印染企业为例，定量设计两级水环境监管契约，分析公众参与程度和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程度对契约取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可以有效降低罚款额度，削减政企矛盾；当公众参与程度和惩罚额度一定时，通过环境问责等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的程度，能够减小监管频率，从而削减监管执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