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俱乐部”收敛了吗?

近年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俱乐部"的收敛现象。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否也呈同样态势?对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历经了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个认识阶段,判定收敛的方法和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从分解泰尔指数的方法到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方法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来判定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克服传统横截面回归判定中忽略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空间关联性影响的问题。在借鉴空间计量分析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收敛性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利用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Moran’s I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本空间聚集性检验和聚集类型判断,然后利用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LISA对人力资本空间聚集的热点区域进行筛选。文章使用的人力资本数据,是本研究在参考国际标准,界定中国劳动人口年龄范围、经济活动范围和人口统计范围后,使用教育成就法测算得到全国及各省1990-2010年期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数据的初步统计发现,20年间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经济欠发达、原有水平较低的省份。使用空间计量工具,初步的全局空间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水平的极化现象基本稳定,H-H型"俱乐部"省份数量最多且比重略有上升;进一步的局部空间分析对空间聚集热点进行了筛选后确认,中国存在低程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正向聚集现象,即低水平聚集的现象并不显著,高水平聚集的"俱乐部"出现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并有逐渐向南扩展的趋势。这种低程度的人力资本地区"俱乐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俱乐部"的形成。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在一个动态收敛框架下应用经典收敛理论分析了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通过横向对比发现:越是相对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单纯受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越弱；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越大.其次,由于相同时期的人口迁移所引致的不同经济集团到达各自的稳态存在时间差,从而加剧了不同集团间的增长不均衡,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差距的不断扩大.纵向的对比也发现,富裕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不大,但是影响趋势却逐渐由促进收敛转向减缓收敛；中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影响的趋势也是由促进收敛逐渐转移到减缓收敛甚至于增加发散,与富裕地区相比较,其影响的程度增强了；贫穷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最大,并且人口迁移使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最初的引致发散逐渐转向引致收敛.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

运用协整和VAR模型,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东部地区经济有更强的自我稳定机制;②东部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投资见效快,对经济的影响能持续4年;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还不能吸引大量投资,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的大量投入,投资变动是引起经济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投资见效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而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小于东部。     

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农业用能强度收敛性

农业能源的消耗及其增长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农业大国,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全面考察农业能源的利用效率,对于农业以及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β收敛模型的适当改进,构建了具有时滞因子的调整模型,分别考察了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和区域农业用能强度的收敛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用能强度随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收敛或发散情况。结果表明:第一,总体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收敛的,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最快,半生命周期最短,其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在三者中最慢;第二,我国区域农业用能强度也具有收敛性,即我国农业用能效率也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到不同类别,尽管煤、油、电使用效率都呈现出收敛性,但是电的使用效率最高,而油的使用效率最低,同时,我国农业用能效率主要体现在农业用电上;第三,我国区域农业用能效率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结果,并显示出个体属性差异、区域差异和结构特征。就政策建议而言,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增强农业用能的替代弹性,优化农业用能结构以及通过资本驱动农业发展和培育农业人力资本等途径是提高农业能源使用效率的适宜选择。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对于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演变轨迹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①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呈现从东到西逐次递减的格局。②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且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③全国与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不存在σ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东、中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则在整体上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各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最终向自身的稳态水平趋同;空间效应加快了全国与东部服务业碳生产率的β收敛速度。④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部门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力资本则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重视服务业碳排放问题,构建服务业低碳绩效评估体系。②探索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强服务业低碳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合作。③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空间互动和优化重组。④调整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业稳增长。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0～2007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宏观基本数据，分别从绝对差距、相对差距、收敛性等角度，对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在考察期间都是逐年扩大的；〖WTBX〗δ 收敛和绝对β 收敛的实证检验，都证明各城市间的经济增长趋于发散；在加入了反映该城市圈经济增长差异的经济结构变量和产权结构变量后，构建的3个模型检验都证明了其存在条件β〖WTBZ〗 收敛。且农业产值比重和国有企业职工所占比重与各城市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两项指标越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慢；而工业产值比重则与各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城市，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缩小各城市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途径。     

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人力资本变化的视角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之际,增长动力也发生了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如何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遵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文中考虑了三种数据来测算人力资本,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非线性和投入时间,采用大量调查问卷得来的公民科学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研究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下,C-D型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0.59和0.57,这一结果与过去三十多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相近。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短期经济波动,分别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预测,并预测了2018—203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02%～5.25%,其中2018—2025年期间为5.72%～5.91%,2026—2030年期间为4.69%～4.96%,2031—2035年期间为4.22%～4.50%。可以看出,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增速和收益率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将不断下降,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减缓这一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减速成为新常态的情形下,长期内政策考虑到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投资,财政上加大对基础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投资,税收上鼓励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减免;短期内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需求管理,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加大政府对于经济周期的调节,防止经济剧烈波动,未来十五年中国还会平均保持一个5%以上的中速增长。     

空间视角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与分异特征

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将空间效应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其空间收敛性,并分区域、分时段讨论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增长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②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空间条件β收敛的速度为0. 105,条件收敛速度显著快于绝对收敛,空间因素对收敛趋势具有加速效应,使得地区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③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同样显著,空间收敛速度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不同地区间收敛速度均大于经典收敛,这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存在关联性,而除2004—2016年外,其他时段的空间收敛速度均高于经典收敛速度,且表现出逐步递减的变化过程。由于空间收敛性的存在,各地区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资源禀赋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邻近地区之间应加强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态合作机制、生态政策联动机制。     

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Impact of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 Provincial-level Analysis

Abstract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has documente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income disparities that accompanie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behind this.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its turn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as a consequenc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avings,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It start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come inequality may affect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may be relevant in the case of China. Next, provincial data for the year 2002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fferent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come inequality does not affect aggregate savings levels. Rising inequality, however, contributes to lower health and possibly also to higher fertility levels. It also lowers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in agriculture and therefore is likely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Other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not affected.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考察

选择"十一五"末期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战略重点——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增长趋同性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上述三大经济区所涵盖的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样本,采取Onestep-System-GMM方法对动态面板趋同模型进行回归,考察三大经济区在2000-2009年之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质,并计算出大致趋同速度。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条件趋同特征,趋同速度大约为-3.3%-2.0%,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缓慢的趋异。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且西部地区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初始经济状态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是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化推进的关键,而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教育及人力投资的比重则可以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经济差异。     

流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异研究——基于2001～2009年长江流域数据的面板计量分析

流域经济是以水系为轴线的区域经济，其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其研究为区域开发提供新视角。在理论方法上，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采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包括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要素的流域经济增长框架。在实践论证上，以长江为样本域，运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测度生产要素对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生产要素对流域经济不同域段作用强度不同，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即沿江而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加大，物质资本则恰好相反。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流域经济的不平衡程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促使流域上游地区人力资本开发、实施流域大开发战略和推进流域城市化等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利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1990~2013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对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经济增长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RD短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2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对RD人员的依赖性更大;3RD投入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但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中西部大于东部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东中西区域经济特征不同。最后,从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制定RD投入中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The disappearing sustainability triangle: community level considerations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triangle to conceptuali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looking at how weak sustainability can be obtained via the reinforcing increase in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ften visualised as a triangle consisting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spects.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conceive a flattened system, with diminishing economic resources or without refilling financial resources? The possibility involves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economic dimension relates to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such as degrowth, zero-growth,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hat has been revived in the face of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imposed extreme budget cuts in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and in 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When the economic resource is not at a satisfactory level, can we rely on the reinforcement betwee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for sustainability? Although it is not new to acknowledge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capital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research has long ignored the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prototype model to demonstrate how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 can reinforce each other. The prototype is studied and verified at the community level using a comparative method.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that may encourage sustainability with merely the reinforcement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natural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