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视角下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人口变化对商品房价格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和城镇化视角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面板回归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对房价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老龄化对房价的冲击是负向的,城镇化对房价的冲击是正向的。面板回归的结果与线性回归结果并不一致,在不同地区,老龄化和城镇化对房价的冲击有正有负。分析其原因,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储蓄的代际转移和人口迁移等。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在预测并评估老龄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制定住房供给政策和建立应对老龄化影响住房需求的住房预警机制的建议。     

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既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城镇化成果的主要方式。文章从财政制度和财政资源双重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财政能力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分析框架,基于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样本期内,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均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且在公共服务影响居留意愿的路径中,财政能力表现出增强型调节作用。②分区域检验发现,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关注度更高,但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较弱,需求侧与供给侧不匹配反映出财政职能履行存在短缺,中部地区财政能力对公共服务供给的调节效应最强。③财政能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提升会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财政自主权、财政配置能力、财政透明度均产生干扰型调节作用。④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主要体现在硬公共服务增加上,并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溢出,而针对软公共服务的户籍限制会削弱居留意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人均GDP差异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财政激励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策略行为,当地区人均GDP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财政能力对软公共服务的调节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研究认为,应尽快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矫正不当的财政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切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     

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通过查阅并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多于城市地理学领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7个区域,调研他们在该市的居留意愿。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社区环境、居留意愿等情况做全面了解;然后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增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化发展;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这些建议为新疆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上海市居民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研究

绿色电力在具有环保属性的同时,生产成本也远高于火力发电,因而其市场价格要高于传统火电。在面对电力市场改革的政策背景下,需求侧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是绿色电力保持市场竞争力、能够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上海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对上海市绿色电力发展的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本研究使用双边界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了上海市居民对绿色电力环境属性的额外支付意愿,并分析了影响该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上海市居民对于绿色电力的支付意愿受到被访者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生活条件、对环境的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年龄较低、收入水平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较高,相比于自有住房居民,租住用户的支付意愿相对较低;居住在较为老旧住房的被访者对绿色电力的额外支付意愿相对较高,该支付意愿也将随着被访者对上海市电价水平以及环境情况了解程度的加深而增高。进一步,根据本文对绿色电力支付意愿的测算结果,结合2016年居民部门用电总量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本文测得2016年居民部门的额外支付意愿能够给予绿色电力约3.34亿元的支持。本文认为,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绿色能源的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居民部门为代表的需求侧将成为促进中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发挥需求侧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农户分化、土地退出意愿与农民的选择偏好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提速发展加快了我国农户的分化。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农户对土地有不同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和产权偏好,也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意愿。本文立足于农户人口分化、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的现实背景,运用全国23个省(市、区)64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把农户退出农村土地的方式分为长期出租、政府征用、宅基地换城镇房和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四种,在多重共线性和模型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人口、职业和经济因素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除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耕地亩均收入外,劳动供养率、脱离农业的程度、成员在城镇定居、参与土地流转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退出意愿,而且不同类型农户有不同的土地退出方式偏好。具体来看,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越愿意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受教育程度和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愿意以宅基地换城镇房;有成员在城镇定居的农户,对除政府征用之外的其他三种退出方式都比较支持;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没有参与土地流转和流入土地的农户,对任何方式的土地退出都更为排斥。结论表明,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要根据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为农户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土地供给、房价与中国人口半城镇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人口半城镇化率也随之迅速上升。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首次将土地供给、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有效克服模型的内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了人口半城镇化率,抑制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房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人口半城镇化率大约上升0.189 4个百分点。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房价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地区偏移是导致东部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的重要根源。另外,还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相反,财政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有序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1)调整土地供给政策,并且健全住房供应体系,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为此,需要增加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土地供给,使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房的供应。(2)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地区人口城镇化。(3)深化户籍制度,切实放宽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同时还需要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增加地方公共服务并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研究

在论述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含义基础上,基于超效率的SBM网络模型,构建评价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效率的指标体系,从分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城镇化效率以及两个子效率系统组成的系统效率时空分布差异出发,探索各种效率值的变化趋势,并根据超效率SBM模型的分析结果为系统效率的改善提供指导。结果表明:(1)系统协调效率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协调效率逐渐降低;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Moran’sⅠ的数值大小由0.5逐渐降低为0.18,空间上逐渐显现集聚效应。(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与人口城镇化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头高,中部城市低"和"伞状扩散"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都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3)系统协调效率的改善方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缩减投入冗余要素包括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人均建成区面积;二是提高产出不足要素包括教育资源以及城镇人口比重。文章最后,根据城市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城市群内部的投入产出管控政策:首先,为促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除了继续提高效率较低的城市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深度和广度外,还应当对于专项资金的流向进行督查和监管,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其次,对于强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合理控制人口城镇化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于弱有效的DEA单元区域应当适当配置要素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再次,在效率改进方面,应当精简公共服务岗位,采用竞争上岗机制;对于二三线城市应当严格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放宽一线城市的户籍准入制度,改善非户籍人口的就业环境。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向、结构、流动模式和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滋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社会融合问题受到各界最广泛关注。社会融合问题从城市层面看就是"城市包容度"问题,该命题新、难度大、范围广,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以此为核心,创新性构建了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准则的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进而通过非线性离散选择模型探讨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落户难度、就业稳定度与城市包容度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2014年)开展研究,主要结论为:中国城市包容度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越强、落户越容易、就业越稳定。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完善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和安置政策体系,直接和间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形成有效融合机制,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及城市协同发展;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户籍制度,引导匹配城市产业结构的人口流入,实现合理布局;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现城市包容性增长与制度改进。本文归纳总结出"两个新体系":建立了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测算体系,及应用城市包容度指数定量研究的范式体系。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湖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是地区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变异系数、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2008～2017年湖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分异与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2008～2017年湖南省各市(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空间格局上呈自东向西衰减的半环带结构。(2)基本公共服务在市际上具有显著全局与局部自相关特征,随时间呈"集聚-分散-集聚"的演变模式;H-H集聚与L-L集聚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明显。(3)空间杜宾模型检验表明湖南省基本公共服务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支出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对基本公共服务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生态效益、经济租金对生态保护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保护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量生态效益。然而,对农户而言,生态环境的改善也造成了胁地效应、野生动物攻击等困扰。与此同时,生态保护行为改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生态保护前后的收入发生变化,形成经济租金。农户的利益变化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却鲜有研究在分析受偿意愿时全面地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因素。本文将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引入农户的效用函数中,将生态效益分解为生态正效益和生态负效益,将经济租金分解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和土地的经济租金,分设三种情景探讨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影响。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考察陕西省851位退耕还林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右端截取模型对样本总体和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生态正(负)效益对受偿意愿的弱(强)化作用、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以及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陕南和陕北在受偿意愿、生态正效益、生态负效益、耕地产出和劳动收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2)从陕西总体来看,生态正效益每增加1项,受偿意愿减少14. 97%,生态负效益每降低一个等级,受偿意愿减少27.46%,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得到验证;(3)耕地产出和土地租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劳动经济租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土地的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得到验证;(4)从陕南和陕北地区分别来看,陕北地区生态正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陕南地区生态负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得到验证。据此,本文建议:(1)结合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确定补偿标准,建立针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制度;(2)瞄准低效益土地开展退耕还林,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提高退耕农户收入;(3)建立退耕还林任务配额交易制度,引导退耕还林任务向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倾斜。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