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产出效率研究

根据我国粮食主产区11个省1990~2004年地均种植业产值、地均劳动力及各种农业生产物质的投入情况,以耕地产出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出各省历年来的耕地产出效率值。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耕地经营仍以人力与物质成本的投入为主。与机械化生产相比,化肥等化学和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更能与小规模农户经营的体制相适应;我国耕地产出效率的整体水平不高,耕地的实际产出与现有投入水平下的潜在产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省际间耕地产出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且其差距有着缩小的趋势;近15年来,我国耕地产出效率虽然逐渐提高,但提高的速率却在下降。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农业高产需要依靠大量物质投入来维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继续增加物质上的投入对耕地产出效率的提高意义不大。因此,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依靠生物技术的进步,即作物品种的改良来提高耕地的产出,是提高我国耕地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1997-2010年29个省级单位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分别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就全国来说,无论以人力资本量投入指标还是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均为正;但与产出指标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较大。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为分析单元,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以投入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西部,以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产出对劳动报酬比例影响的正向作用明显;在中部,以人力资本量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为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报酬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为提高劳动报酬比例,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的政策。第一,政府率先应启动劳动报酬比例增加机制;第二,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第三,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     

FDI技术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创新产出分析

要建立了将区域R&D投入、FDI、能源以及人力资本效率作为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4-2009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分析能源约束对区域创新产出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测算能源约束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阻力”的大小及决定增长阻力大小的深层次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仍然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只是长期以来,在忽略能源约束作用的条件下,FDI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被夸大了.FDI、区域R&D人力投入和区域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而能源限制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能源所占区域创新产出的份额越低,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越快,则能源所带来的“增长阻力”越小.R&D人员投入增长越快,R&D经费投入所占份额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来自能源的“增长阻力”越大.此外,人力资本效率作为衡量区域对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影响了FDI对区域创新产出溢出效应的大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分异、质量与空间结构初探

旅游产出规模与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息息相关,综合运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基尼系数（G）、离散系数（CV）、赫芬达尔指数（Hn）、首位度（S）定量分析了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县市2010～2015年旅游产出规模分布与规模差异变化;通过旅游规模的质量指数来评价具体县市的旅游产出规模质量,并根据规模高、低和质量的优、良、普、差划分为8个等级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网络节点、空间结构再分析,通过Pajek和GIS进行可视化展现。研究发现：⑴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的旅游产出规模的集聚程度较高,旅游收入规模与旅游人次规模在分布演进的趋势上存在非同步性,当前阶段旅游产出规模的绝对差异程度表现在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上较高,但是相对差异程度在逐渐减弱;⑵旅游产出规模质量等级Ⅰ型占比仅1/4,Ⅱ型、Ⅲ型、Ⅳ型空缺,总数占3/4的低规模的4种类型的县市旅游产出规模质量亟待改善;⑶中心度、结构洞等指标的变化反映了随着片区内旅游流的流动与扩散效果的加强,传统旅游县市在整个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程度在降低,而新兴旅游县市的影响力在逐渐提高,因此缩小了县市间旅游经济发展的差距;⑷大片区旅游发展规划有利于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的均衡化,更大程度的释放旅游扶贫的效用     

中国新农村建设资金配置效率评价及政策取向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的配置效率作了实证分析。投入指标中选取了2006-2011年国家财政投入农村的资金、金融机构资金、农村投资、农户投资4项数据,产出指标中选取了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第一产业对GDP增量的贡献率。根据数据处理结果,2006-2011年,在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的配置中,从规模效率看,仅1个年份有效,其他5个年份均未达到有效前沿。说明我国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分散,未能集中财力,发挥规模效益。从技术效率看,不同年份差异较大,资金使用上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从纯技术效率看,5个年份显示有效,2009年的数值相对偏低。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加大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整合力度,强化过程监管,优化结构布局等提高配置效率的政策取向。     

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机制研究

本研究采用1995-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项支出会随着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千人床位数的增加而增加;而老龄负担比和人均实际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对该项支出在不同时期和地区产生了增减不一的作用;保险设立也增加了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研究认为供方诱导是推动医疗支出增长最主要的因素,而老龄化则是未来拉动医疗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建议:规范政府支出的流向、改变对供方的激励机制、开放并有序管理医疗市场,提高保险组织者的管理能力来遏制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未来十年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巨大

据国家计委估计 ,“十五”计划期间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Ｎ＆ＲＥ)开发共需投资 2 5 5亿元 ,5年间平均每年 5 1亿元 ;而根据政策方案估计 ,需新增投资 318亿元 ,平均每年为 64亿元。在这种投资规模支持下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增开发规模可达 430万吨 (基础方案 )和 5 2 4万吨 (政策方案 )标煤。平均计算 ,吨标准煤投资 5 930元和 34 2 3元。2 0 0 1～ 2 0 10年 ,根据基础方案估计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需投资 5 36亿元 ,10年间平均每年 5 4亿元 ;根据政策方案估计 ,需新增投资 643亿元 ,平均每年为 64亿元。投资强度所以较高 ,主要是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特点决定的。大多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都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 ,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器等的单位投资高达 6.5万元 /千瓦、0 .9万元 /千瓦和 0 .0 8万元 /平方米以上 ,而实际运行时间又很少 ,年均只有 2 0 0 0～ 30 0 0多小时 ,从而导致产出低投入高 ,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技术效益不好。国家计委在《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十五”计划及 ...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凸显,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税收竞争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学术界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较少。本文按照污染物属性将其划分为外溢性污染物和非外溢性污染物,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在税收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不同属性污染物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当污染物具有外溢性属性时,税收征管效率对该地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改变本地及周边地区资本存量渠道实现;当污染物具有非外溢性属性时,降低税收征管效率通过增加该地区资本存量而提高了环境污染。文章首先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2007—2014年中国28个省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征管效率,并将其作为税收竞争的衡量指标,然后运用系统GMM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研究显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增加了本地区的资本存量;税收竞争是将本地资本存量作为其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及非外溢性污染物(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一个主要渠道,邻近地区资本存量则是推高外溢性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次要渠道。这意味着,要想改善环境质量,中央政府应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尽快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绿色GDP评价体系;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应针对各个地区的污染及经济发展情况利用财政激励手段引入环保、绿色的资本项目;地方政府应减少不利于环境改善的地方财政支出,增加环保投入比重。     

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的总结,以及对其环境侵权救济功能的探讨,得出结论:社会从矫正的正义观到分配的正义观的转变,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以环境侵权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构建了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者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在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况下,为受害者、企业和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环境侵权救济之路。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效率问题是中国科技创新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发面板数据为基础,以专利为创新的产出指标,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为创新的投入指标,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各地区创新过程中的效率情况进行了实证测评,并就影响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主要的研究发现有: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对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R&D人员投入比R&D经费支出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劳动者素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产业结构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与专利并不能全面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关;各地区的创新效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越来越紧密;区域创新效率有收敛的趋势,后进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本文结论为国家及地方创新工程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了解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38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食品和衣着是其基本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并且在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主要集中于享受型消费;在交通、在外用餐、文化娱乐、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本文提出了刺激消费的差别化政策建议。     

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来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快速发展，但污水处理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城化改革进展却十分缓慢，绝大部分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仍在传统的政府断经营的轨道上运行，本文从我国现实出发，认为政府职能未能及时调整是导致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提出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定位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水处理中的作用，并通过重点培育和完善市场及市场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污水处理监管体制建设等措施，推进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这对我国政府导推进城市其它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存在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资源禀赋、能源消耗状况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导致各地区之间的能源强度水平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各地区之间这种差异很大的能源强度水平是否存在类似经济增长趋同的性质,是否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这对于探索区域能源差异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4年与能源强度水平有关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能源强度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然后构建实证模型,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能源强度以及分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的存在性展开实证研究与检验;对第二产业产值(SEN)、固定资产投资(TZ)、RD经费支出(RD)、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对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的作用效果做出预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间能源强度的差距逐步减小,且存在空间上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现象;各经济变量对各区域能源强度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所以,在制定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时,要考虑不同地域的客观差别,有针对性实施差异化能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