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应——兼议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

文章测算了中国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指数,并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出发,运用系统GMM模型来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狭义绿色税收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依旧处于较低水平。(2)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均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环境分权会弱化此不利影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会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而环境分权则进一步加强两极分化。(3)分地区看,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但是质量效应的区域差异更强。其中,从数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且环境分权会促使政府努力降低绿色税收政策强度;东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分别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从质量来看,东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倒逼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环境分权强化了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消极效应。(4)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开始显现,且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作用得到了加强。(5)深化和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以适应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具体路径是加快实现二元税制向三元税制过渡,并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文末,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等因应之策。     

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2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并引入空间效应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发散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土地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2从时空格局看,城市土地消耗强度有收敛的可能,但随时间序列的移动,收敛迹象逐渐模糊;3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消耗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某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受到其他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同时其空间自相关性受到未被观测的解释变量的冲击,从侧面反映出除土地要素投入外,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要素投入,对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样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差异成因分析——对长三角16市的考察

长三角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运用一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长三角16市之间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离上海的距离表示的区位因素、政府支出、人均储蓄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对长三角16市经济增长及其差异形成没有显著的影响;长三角16市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而收敛的条件就是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而这些因素也是较落后市缩小与发达市之间差异的条件。这些结果也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目前仍处于靠投资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而消费品市场状况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

运用协整和VAR模型,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东部地区经济有更强的自我稳定机制;②东部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投资见效快,对经济的影响能持续4年;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还不能吸引大量投资,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的大量投入,投资变动是引起经济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投资见效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而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小于东部。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动关系分析

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期20世纪80年代呈现收敛而90年代后发散?人力资本究竟是怎样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已有的经验研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积累自身的收敛性,因而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增长的联立互动关系.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的联立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自身收敛性,人力资本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存在同向变化特征;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直接发散和间接收敛双重效应,欠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中国省域能源价格与碳强度协整研究：基于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理论,利用中国华东地区七省域1995～2009年间的数据资料,检验能源价格与碳强度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及协整关系,并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Hausman检验认为能源价格与碳强度间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能源价格对碳强度负相关,提高能源价格能显著降低碳强度,但不同地区碳强度对能源价格变化的反应不同;经济较发达的省域,能源价格相对较高而碳强度相对较低。建议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加强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效率,积极推进省际产业衔接与协作,促使碳强度不断下降,实现能源、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vergence in Energy Intensity Gap and Its Economic Mechanism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hav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and the convergence in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with respect to the change of per capita GD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n, the authors run a regression on the impact of decisive factors of economic growth on energy intensity and its change, so as to find out the economic mechanism of energy intensity gap changing with respect to the vari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First, there is a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ifferent countries also converge,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latter i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i.e. if the per capita GDP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decreases by 1%,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them will correspondingly decrease by 1.552%. Second, the energy intensity de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ising of energy prices, the advanc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it slight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DI. Third,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narrows with the lessen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energy pric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yet increases with the narrow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FDI, and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Fourth, the narrowing of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GD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result in the lessening of energy intensity gap, whose economic mechanism is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ce in 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prices, which can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growth,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南京市生态足迹时空特征及脱钩效应分析

为探寻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修正的生态足迹模型,回顾了2000~2014年南京市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及生态赤字的时空特征,依据《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趋势外推生态足迹变化情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结果表明:2000~2014年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快速增长,人均生态承载力缓慢下降;研究期内南京市各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赤字,且生态承载力呈现中心城区低,近郊和远郊区高的格局;生态足迹与GDP之间呈现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连接3种状态,且弱脱钩指数不断减小,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若按当前资源环境损耗量发展,"十三五"期间生态足迹继续增加,未来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上仍需努力。因此,南京市应坚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三条红线";实行差别化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逐步构建基于生态资产流转的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这说明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销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量增长。     

中国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及验证

提出中国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农业用水的趋势进行直观分析后,采用了中国31个省市区1999～2005年人均农业用水量和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定量分析了农业用水量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用水量最初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而增加,当达到某一个阈值点后,开始逐渐下降,基本上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中国目前已处于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的右半段,但农业用水量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注重利用管理和技术等手段来发展节水农业,这将有助于在农业产业内部提升用水效率,缩减农业用水量。〖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湮茨曲线假说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大量研究试图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找到环境破坏逆转的拐点；但该理论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得到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未得到证实。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点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只有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干预才可以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中国ESDPM模型及其在交通需求预测中的应用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将会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在决定我国终端能耗的局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应用集合模型方法建立了中国能源服务需求预测模型( Energy service demand projection model,ESDPM),在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合理假设的基础上,预测了中国未来一直到2050年的客运和货运周转量以及小汽车保有量,并进行了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结果显示,2005-2050年中国的客运和货运周转量将分别以年均增长率5.9%和5.1%的速度增长,2050年客运和货运周转量将分别达到23.1万亿人·km和74.7万亿t·km.小汽车将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加呈现出明显的"S"型增长关系,在小汽车拥有率饱和水平选取为0.4时,小汽车保有量将稳定在5.8亿辆左右.     

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动态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选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1999~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Frontier4.1软件测算了我国各省区历年工业用水效率值,还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各省区分为高效率组、中效率组、低效率组进行工业用水效率差异分析,接着选择自然资源、经济水平、工业发展、工业结构、用水结构和政府影响这6个因素,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这6个驱动因素分全国、高、中、低效率组样本分别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我国工业用水效率平均值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用水效率值差异较为明显;工业用水效率整体分布从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我国各省区的工业用水效率处于一种较快的增长趋势且地区间的工业用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人均水资源量与工业用水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水平驱动因素和工业发展驱动因素都与工业用水效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合理的工业结构可以显著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政府作为对于工业用水效率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Energy–growth nexus revisited: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nergy–growth nexus for transition countries analysing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GDP growth per capita and energy use per capita. For this purpose, 17 countries located a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aucasian region are chosen and a panel dataset consisting of these countries for the available period of 1990–2011 is studied. In the study, Granger causality is investigated using bootstrapped panel causality approach proposed by Konya (Econ Modell 23(6):978–992, 2006). The approach gives consistent results in case of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y and heterogeneity of slope coefficients between countries. Causality is examined for two scenarios: one with a trend and one without a tre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general, there is no causality running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yet there is causality running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for some countries and sign of the relationship is always negative. Therefore, increases in energy consumption harm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