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及效应分析

创意经济是全球进入新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推崇个人创造力与智慧、推崇创新,强调基于个人创造力的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作用的新经济。创意产业发展的质与量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国或城市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较高新技术、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对城市群影响,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群的哪些方面、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这恰是创意时代城市群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重要理论和城市产业政策实践难点。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测度视角研判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1）梳理国内外研究阐明了创意产业的空间性,由此糅合城市体系理论与创意阶层理论构建创意城市体系,并从其核心组分“创意环境、创意能力、创意活力”构建测度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2）采用长三角16城市2005、2009年度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判识出影响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主要因素：城市便利性、创意阶层的规模与质量、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投入强度、城市休闲设施,且前3者影响程度较大;（3）采用层次聚类法综合测度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迅速上升、城际差距缩小,且创意产业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演进趋势虽弱但已初现,即以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指数观察长三角城市位序 规模,上海仍位于首位,但第2层级中却多了苏州,第3层级却呈现无锡、镇江、泰州、常州优于宁波、扬州的格局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城市生态水平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信息熵原理,通过计算生态经济熵、生态功能熵和城市生态系统总熵变,分析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规律;利用综合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两个指数,建立城市生态水平评价的定量模型。以武汉市1988~2004年城市生态系统发展为例,评价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熵、生态功能熵和城市生态系统总熵变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城市健康、有序水平不断提高;（2）武汉城市生态系统在经历了1988~1991年停滞发展期后,从1992年开始,生态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协调发展水平在不断增加,近10年来都保持在基本协调发展水平。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乡统筹发展的空间差别化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城乡统筹的内涵及特点,构建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0、2008年两个年份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分析了影响长三角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城乡统筹水平差异显著,2000～2008年相对差距有微弱扩大的趋势,局部发生变动;②各城市城乡统筹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四大因子是城镇化因子、外向型经济因子、城乡收入水平及城乡交流因子。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On Index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Eco-cities： A Case Stud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AYD）,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ties when the ecological cities are pursued by many modem citi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regard. It is inevitable, however, that certain problems exis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non-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 difficulty in quantifying eco-city construction or incomplete quantification in asse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ent and future eco-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AY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t up an index system of eco-cities combining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dopt the indices of eco-city, urban harmony, and eco-city colligate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level, urb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eco-city construction of cities within the UAYD.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15 cities in UAYD, Suzhou City ranks the highest in term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whereas Nantong ranks relatively lower; sustainable eco-city construction is possible only when cities are developed in every respect of harmony.     

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

武汉城市群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质量是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重要支撑。构建了由自然资源要素、生态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组成的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指标体系,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和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建立了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模型,利用1997~2006年武汉城市群9市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数据,系统分析了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况。研究认为：1997~2006年武汉城市群生态状况诊断的综合评价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伴随城镇用地扩张和土地利用转化,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先降后升;除仙桃市外,城市群内其余各市生态状况诊断的综合评价指数均缓慢下降,说明各市空间扩展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这种影响在9个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过江通道建设对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苏通大桥及沪崇苏通道的建设将引致区域交通格局的演化，从而对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相对落后的南通市而言，快速过江通道建设既是促进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1）交通可达性改善明显，南向联系趋于便捷，运输成本相应减小，要素集聚呈现加速态势，但优质要素面临流失威胁；（2）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但以低层次产业为主，进一步加大了产业层次提升的压力，同时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和散乱布局，使得空间开发无序风险加剧；（3）进入上海都市圈的紧密圈层，有望成为长江三角洲北翼重要的次中心城市，但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大。为促进南通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应在推进都市区建设、促进要素集聚、空间资源的合理和统筹利用等方面制定科学有效的区域政策。     

崇明岛生态风险源分析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中提出了要将崇明岛建成生态岛的发展目标,而保障崇明岛的生态安全,规避生态风险是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崇明岛地处长江的河口和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而且东邻东海,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区域生态风险来源十分复杂。因此,深入分析崇明岛的生态风险源类型、来源和特征,是进一步开展生态风险评价和正确制定风险防范对策的基础。通过对崇明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现状的评价,辨识出26种生态风险源,这些风险源按性质分可分为自然风险源和人为风险源两类,按来源分可分为来自流域、来自周边区域、来自海洋和来自岛屿内部4类;通过对风险源的发生概率、强度分析结果,结合各风险源的特点,筛选出咸水入侵、台风、暴雨、风暴潮、生物入侵为崇明岛的主要风险源,并分析了其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危害。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对策。     

基于本地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法是一种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和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工具。通过对一般生态足迹法的调整,运用本地生态足迹模型,对浙江省本地生态足迹的时空特性和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2006年浙江省人均本地生态足迹 2.763 8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 0.437 9 hm2,人均本地生态赤字 2.325 9 hm2;(2)1991～2006年浙江省的本地生态足迹都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环境生态的不可持续性;(3)2005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本地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4)浙江全省生态足迹强度指数从1991年的2078上升到2006年的5952,16年间生态强度指数增大了近3倍,单位可承载面积内的实际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生态的潜在危险性有扩大之势.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长三角大都市带人口容量与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建设

为推动长三角都市带人口稳定扩容,寻求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途径。基于国外已经成熟的大都市带,认为产业集聚规模、资源支撑条件、环境承受能力是影响大都市带人口容量的主要因素。根据预测,长三角都市带未来的人口规模为107亿~117亿。通过对支撑长三角都市带经济-人口容量的资源环境要素分析,认为扩大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容量,关键在于提高长三角地区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所需各类用地保障程度的高低、战略性矿产资源供〖JP2〗给能力的强弱以及区域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影响长三角都市带人口容量大小的关键因素。建议在国家层面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提高长三角大都市带各类功能用地的保障能力,通过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等方式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同时在长三角大都市带地区率先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评价研究

为了促进长三角高新区的健康发展和对该地高新区现状的合理评价,通过借鉴国内外对高新区发展的评价,针对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状况建立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利用AHP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再利用熵值法计算出长三角高新区的发展水平,然后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该区域内高新区发展水平差距极大,规模经济和结构经济指标差别较为突出;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整体水平最高,苏州次之,其他地区高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研究发现各地的工业基础、科研能力、风险资本、政策法规等产业要素不同是造成高新区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主要原因,最后给出相对应的建议。     

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开发影响区域的资源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金沙江下游是我国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地区生态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的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四大水电站均分布在这一江段。通过对该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该区域农业资源丰富多样,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且优势矿种地位突出,旅游资源待开发潜力巨大,但是资源开发却面临着勘探开发程度不够、浪费污染严重、资金交通制约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几大问题;（2）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但总体水平低,部门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业占主导,林牧业和特色产业有待进一步开发,产业发展面临着部类和区域不均衡、结构矛盾突出以及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困扰。在此基础上,提出该区域必须以梯级电站和水能开发为契机,切实抓好移民工作,立足资源优势,主打“特色”和“品牌”战略,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并重,寻找区域资源开发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Strategic Study on Integration of Port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Rizhao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AYD）,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ties when the ecological cities are pursued by many modern citi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regard. It is inevitable, however, that certain problems exis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non-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 difficulty in quantifying eco-city construction or incomplete quantification in assessing the con- structiori of present and future eco-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AY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t up an index system of eco-cities combining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dopt the indices of eco-city, urban harmony, and eco-city colligate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level, urb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eco-city construction of cities within the UAYD.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15 cities in UAYD, Suzhou City ranks the highest in term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whereas Nantong ranks relatively lower; sustainable eco-city construction is possible only when cities are developed in every respect of har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