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信息化建设及其启示

我国环境信息化存在基础设施和系统建设分散,数据难以共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公众服务能力弱等问题,难以满足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美国环保署在环境信息管理方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实现了环境数据的共享、开放和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本文介绍了美国环保局的首席信息官(CIO)制度,信息化基础设施统一建设和运维等信息化管理制度,以及设施登记系统,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我身边的环境,环境数据仓库,环境数据传输与交换等信息系统,结合我国的环境信息化建设,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数字化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在现有的分散、缺乏有效整合的环保业务系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环境综合管理需要的形势下，建设以环境监测数据的快速响应、业务数据的统一协调、信息资源充分共享、高效的分析处理为首要目标的数字化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旨在推动环保工作信息化、现代化的进程，提高对污染源的环境监管水平和办事效率，以更好地服务于环境管理和政府综合决策，为全面实现环境管理业务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现状、问题与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工作。它不仅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我国环境管理工作全方位提升的重要手段。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近年来进展迅速,但仍存在关键性环境信息严重缺失等现象,不仅无法满足社会及政府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有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本文从政府、企业、社会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法规、组织监管和沟通协调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包括:1加强组织领导,任命副部级官员主管环境信息公开工作;2推动国务院出台《环境信息公开条例》,推动各类环境政策法规纳入信息公开条款;3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4建立主要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刺激企业改进环境表现;5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督查、考核、评价及表现公开;6加强各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力建设;7实现环保部及环保系统内部数据信息统一管理、协调共享;8全面改善环境数据质量;9细化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包括环境风险及健康信息公开政策;10加强与其他部委关于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合作与协调。     

环境大数据概念、特征及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将大数据运用到环境管理领域是我国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大数据概念与特征分析,并结合环境领域的特点,阐述了环境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在环境管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环境大数据即把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和关键技术应用到环境领域,对海量环境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存储、分析与应用等,具有数据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等特征.环境大数据的应用,对于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有重要意义.进一步对其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场景进行设想,发现其在环境规划编制、环境质量管理、污染源生命周期管理、环境应急以及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以促使环境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和精细化转变.最后针对环境大数据在数据处理、数据管理、数据应用现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思路.     

环境信息服务业发展趋势探讨

环境管理涉及多部门、多地区和多领域,手工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环境管理工作对信息资源及处理方法的需要,并由此产生了环境信息服务产业。近年来,环境信息服务产业不断发展,从单一的环保部门信息化机构建设、基础软硬件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逐渐发展到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众等为服务对象的多元环境服务模式。文章对我国环境信息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回顾,重点就环境信息服务平台、技术体系、服务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环境信息服务建设中的一些认识和问题。     

环境信息共享管理机制研究

环境信息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的资源,在加强环境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环境保护和优化经济发展、提升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缺乏环境信息共享管理制度,导致环境信息资源不共享、应用系统不互通、环境业务不协同、信息化成效不明显。针对这些问题,必须站在环境保护全局的高度,加强环境信息共享管理机制研究,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管理制度,确保全国环境信息化"一盘棋",实现环境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协同。     

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实践与对策

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管理辅助手段,深圳市立足城市之先,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工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管理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以提高公民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落实水平为目标,从观念、立法、技术指引和参与形式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深圳市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管理实践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青海省环境信息中心

青海省环境信息中心成立于1994年,现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职责：组织和指导本省的环境信息网络系统建设;负责收集、存贮、加工、传输和发布共享本省的环境信息,向环保部和省环保厅报送规范化的环境信息;为各级环境管理、决裁部门提供环境信息化技术支持和服务;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环境信息治理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以公众为本位,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包括参与环境信息的供给决策、生产过程、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全过程。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变革的目标路径重点包括5个方面,即提高公众满意度、优化环境信息公开、严格环境信息质量控制、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实现多元供给。     

我国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制度研究与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已开展近7年时间,基于对全国31省(市)政策执行现状的研究,分析了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在管理制度、信息化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等工作开展中的成效和问题,再通过探讨环境信用评价发展思路,提出加快立法进度和政策制定,推进环境信用评价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应用水平的政策建议。     

于GRI体系的机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机场作为民航运输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肩负着服务区域经济的重要使命，同时也面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形象窗口，机场上市公司具有披露环境信息的义务与责任。在充分研究国内机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本研究借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四版）及机场运营者行业补充（GRI-AOSS）构建了适用于我国机场的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公开数据对国内6家机场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我国机场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较低，存在内容简单、量化不足、质量下降等问题。机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亟待在法律法规层面进行系统规范。建议借鉴GRI等相关国际标准及成功经验，制定适用于我国的科学可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和制度体系。     

美国EPCRA法案对我国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启示

本文围绕美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法案——EPCRA法案和在该法案要求下建立的、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核心制度——有毒污染物释放清单制度(TRI),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理念、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技术支持、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制度《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识别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基础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不足,且结合我国下一阶段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需求、推动排污许可改革等工作任务,就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建议。     

高质量绿色发展形势下环境统计的问题与建议

环境统计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更需要调整和建立新的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科学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评判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环境统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质量绿色发展形势,分析了环境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统筹制度缺乏、统计指标不完善、统计数据质量不高、统计体系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最后从完善环境统计方法体系、建立监测统计数据收集和审核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投资统计体系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可为完善我国环境统计制度和政策、提高环境统计科学准确性提供决策支持,为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绿色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美国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简析

美国作为工业发达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建立了世界领先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爆发至今,我国的环境应急管理需求迫切,管理水平也在飞速提升。对美国的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的分析能为我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借鉴。首先,美国设立了以宪法为根基,以应急管理法律法规为主要枝干,以针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专门性立法为具体内容的管理体系。其次,美国建立了包括总统、联邦应急管理署、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以及州、县和地方政府中的管理机构在内的多层级应急管理系统。再次,美国基于国家应急系统(NRS)及其核心国家应急计划(NCP),为环境应急响应工作制定了清晰的工作流程。此外,美国还设立了超级基金,有助于有效解决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资金来源问题。2014年1月,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发生埃尔克河化学品泄漏污染水源事件,通过将该污染事故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本文详细梳理了美国各层级政府对该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处理流程,体现出其具有的流程规范、分工清晰、属地处理、联邦支持等特点。     

环保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工作的定位与重点探究

本文分析总结了环保新常态下面临的环保新形势,对环境管理转型提出的新要求,认为在环境管理模式由污染控制导向向质量改善导向转变,环境管理思路由注重行政许可、事前审批、指标分配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市场自治、社会共治转变的背景下,现有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整体与政策手段个体的覆盖主体、切入界面、作用机制、内在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再审视,制度架构顶层设计和分工体系需要再完善。在此背景和趋势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析了名录工具和产品主体在环境管理中的特性与作用,认为产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功能流、价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流通载体,也是制定差别化环境监管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建立跨主体环境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的最恰当主体,以此为基础,清晰界定了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化、信息化转型要求下环保综合名录的本质特征、基本定位和潜力方向,并提出了综合名录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Perverse Incentive Structure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Gap in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The obvious paradox with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s the big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t local levels. Despite concerns about implement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much about the r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s in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s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set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ffects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gap at the local level. Drawing on fieldwork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centives se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at local levels are perversely structured, meaning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des much more incentive for local governments' non-implementation or poor implementation of it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an it provides for full implementa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ailure to encourage—politically, financially, as well as morally—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appropriately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an partly expla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gap at the local level. This implementation gap cannot be overcome by efforts at the local level unles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akes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perverse incentive structure embedded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环境应急管理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复合性危机事件,评估总结应对疫情的环境应急管理政策实践进展,识别我国在面对重大疫情时环境应急管理存在的短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应急措施的进展分析,总结了重大疫情下环境应急管理的经验与不足,建议要健全针对重大疫情的环境应急响应机制,加强环境应急基础能力建设,加快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变革——从“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自1972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围绕着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突出环境问题的需要,每10年左右实现一次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大跨跃",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与模式。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逐步构建了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包括完备的生态环境规划政策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瞄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绿色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新格局,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新闻媒体环保监督视角下环境污染治理演化博弈

为督促政府严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应引入新闻媒体,与政府、企业共同参与污染治理。本文使用演化博弈理论通过构建博弈支付矩阵,研究不同情形下政府与企业间、新闻媒体与政府间的演化稳定策略（ESS）,探究新闻媒体监督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通过数值算例对演化结果进行验证。演化过程及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对企业、政府而言,当某种策略的期望利润始终更大时,其决策过程将不受另一方与新闻媒体策略的影响,且此时存在ESS;②新闻媒体进行环保监督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和政府组成的系统向优良状态演化,但新闻媒体是否进行环保监督受政府对环境监管程度的影响,取决于报道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大小;③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增大单位环境税额和处罚力度能促使企业合法减排,而对其不严格监管可能使环境质量恶化。因此,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需不断推动环保理念传播,设法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和政府监管成本,扩大新闻媒体监督职责范围,提高其监督的主动性,并对政府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维度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