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下央地企协同减排策略演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视角

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及控排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降碳目标实现，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可信、高效的协同减排环境。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控排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区块链技术投入前后的协同减排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研究了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影响系数、应用成本及地方支出系数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投入缩短了减排系统的趋稳时间；监管影响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地方及控排企业的减排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区块链平台应用成本与地方政府减排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支出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且均存在最优调控区间。因此，应积极开展区块链监管试点，引导、扶持企业绿色转型，强化中央督察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保障减排政策落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问题研究

从演化博弈视角探讨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策略选择,首先通过建立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策略选择演化规律,得出不同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其次,运用MATLAB对动态策略演化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降低政府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收益,有助于加大对补偿企业的监管力度;在政府监管的约束下,增加对生态补偿企业的补贴,提升企业生态补偿收益并降低生态补偿成本,可激励企业开展生态补偿工作。最后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食品安全共治演化博弈分析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演化过程,本质上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将第三方检测机构纳入分析框架,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食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的条件与关键影响要素。通过与一元主体现实情境下政府模式监管的对比分析,揭示相关主体的策略选择行为与稳定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监管博弈过程中,利益机制运行博弈矩阵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利益博弈演化策略。食品企业主要利用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交易成本差别提升自身的利润效能;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完善奖励惩罚机制提高食品的安全监管效能;食品第三方检测机构主要整合企业部门中存在的自愿监督机制,基于承担社会成本的新思路,达到政府—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演化稳定均衡,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异质性减排政策下碳资产质押融资演化博弈分析

政企融协同创新背景下的碳资产质押融资是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要举措。然而多方努力下,控排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积极性尚未被完全激发,致使碳资产质押融资业务发展缓慢。本文拟考虑异质性减排政策,构建地方政府、控排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碳资产质押融资过程中各方主体的损益关系,并通过数值仿真探究相关参数对政企融协同创新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单一碳交易政策下强化推进碳减排政策有利于促进政企融协同创新。②复合碳减排政策对地方政府和控排企业双主体的策略选择影响较大,甚至致弱控排企业向质押策略演化。③地方政府可在单一碳交易政策下降低碳价管制成本和企业超排罚款;在复合碳减排政策下适当加征罚款,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效力并正确引导企业的减排行为。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路径演化研究——基于创新知识投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基于创新知识投入这一视角,选择我国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了3种情形下政府合作扶贫行为路径演化轨迹,最后利用数值仿真方法研究了影响博弈系统合作稳定性的因素。结果表明:合作双方的策略选择不但与合作双方构建的博弈支付矩阵密切相关,而且还与支付矩阵的初始参数设置有关;收益系数、成本系数、风险系数是影响合作双方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增大收益系数、减小成本系数和风险系数都有利于合作双方共同展开合作活动,达成合作共识。     

基于政府间府际关系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优化——以治理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污染为例

本文从央地纵向关系、部门间横向关系、环保督察斜线关系等视角出发,探讨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背后的府际关系博弈逻辑和利益融合路径,实证探讨治理案例。结果表明,政府府际间存在利益博弈,但可以实现利益融合和治理有效。其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的排序差异、治理事务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考核指标偏向经济等因素造成央地间利益诉求差异,可从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考核方式、扩大监管渠道和多元共治等方面促进利益融合;双重管理体制、全局和局部利益并存等因素造成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间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但环保督察等“运动式”治理、约束性生态指标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有助于其组成政绩共荣体;结合案例实证检验,提出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严格制度安排和多重监管督察治理动态、整合地方政策资源帮助政府各部门间形成政绩共荣体、疏堵并举精准施策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搭建“政府—市场—公众”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政策建议。     

房地产开发中寻租行为的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在三方寻租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监管部门两者的行为策略选择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利用复制动态方程和雅可比矩阵探究演化稳定策略。同时,运用MATLAB模拟三种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并仿真内生变量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监管部门最终行为策略的具体影响状况。综合分析影响博弈系统演化过程和演化稳定的因素,提出针对房地产开发寻租行为的治理建议。     

资源枯竭型矿区土地置换行为动态演化分析

明晰资源枯竭型矿区土地置换主体的行为诉求方式,是指导矿区土地功能性退出和高效利用的关键问题。将矿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土地置换行为作为研究客体,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企博弈两阶段复制动态模型。模型求解表明:1双方均对高收益策略具有模仿倾向,但利益均衡是两者土地置换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2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在矿区土地置换过程中总是根据既得利益不断学习和动态调整自己的策略,从而使所得利益得到改善;3监督成本、额外收益和惩罚成本是影响博弈主体演化稳定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对实现政企土地置换的稳定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科学地揭示了资源枯竭矿区土地置换瓶颈的成因,为政府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与政府监管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企业与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真实的企业环境信息是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必要前提,所以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愿意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但同时也会使不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有动机公开虚假的环境信息以谋取额外收益,进而导致企业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失效。针对此问题,本文考虑了相关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构建了企业是否真实公开环境信息与政府监管行为交互的演化模型,分析了不同参数的变化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并通过数值实验模拟了不同初始状态和参数设置下的系统演化过程,得出了一定的结论。研究表明:初始状态时的政府监管概率、政府的监管成本、对企业公开虚假环境信息的惩罚、政府选择监管策略的收益、企业真实公开环境信息的收益和企业的伪装效果系数对系统的演化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政策手段对这些参数进行调控可以引导系统向良好模式演化,使企业公开真实的环境信息,达到环境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在中国经济和媒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面临新的社会背景。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以2016年沪深A股八大重污染行业的3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体报道与政府监管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其中,媒体类型既考虑了传统纸媒,也考虑了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政府监管方面采用2014年调整后的PITI指数对监管力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数量越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越丰富,但并不能提高其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主要受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影响,而媒体报道的数量对其影响较弱;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随着地方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大,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下降,导致政府监管在媒体监督企业环境信息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削弱作用。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进程的大力推进,环境制度约束相对舆论监督,在企业信息披露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实质是政府作为公共环境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对维护公共环境利益所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政府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的核心是政府负有其职责范围内特定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因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间接引发生态环境损害。由于政府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并非直接也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所以政府一般仅根据自身行为的可责性及其程度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政府不负有特定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     

构建开放监督型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污申报平台的建议

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以无组织排放为主,其排放量的确定和申报对现行的以有组织排放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模式提出挑战。为顺利实施VOCs排污收费、总量控制、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防治管理,切实降低环保部门收集信息、监督管理的成本,促进环境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我国迫切需要在国家层面结合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对VOCs排污申报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和构建。在研究国内外排污申报平台的基础上,提出以VOCs管控为契机,整合环境统计、排污费征收等要求,建立面向企业的唯一开放监督型VOCs排污申报平台,采取数据联审制度,推行信息公开和开放型监督。通过申报功能、试算功能、监督审核功能、决策支持功能、减排技术评价功能、信息公开功能、资料和文件功能、培训和试报功能等平台八大功能的有机融合,建立公众、企业和政府相互监督、制约的三级VOCs排放监督管理新机制,为我国环境管理模式的更新升级提供参考。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及对策研究

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出发介绍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点,从环境权理论、无过错责任理论、侵权责任社会化理论和风险可保性理论四个方面,厘清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理论基础;阐述了国外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的发展现状,分析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以通过专项课题研究解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道路上的政策和技术难题,采取稳步推进、扩大承保面、政府支持和市场竞争等方式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国内日益严重的企业环境风险问题提供绿色金融方面的解决方案,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的管理压力。     

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博弈论分析

化工产业园区化是政府合理规范化工园区且将化工园区外化工生产企业关停并搬迁至化工园区内的产业集聚化,是解决目前中国化工产业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刻画了化工园区、化工产品、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和公众四个核心子系统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博弈模型将参与者简化为政府(包括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公众(化工生产企业现址影响半径内的居民群体),并分别构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与公众参与下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根据模型推论,此两类情景博弈的纳什均衡都可以为(政府行政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或(政府经济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是在作为外在驱动主体的政府和公众的引导和监督下,作为内在驱动主体的化工生产企业,在各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实现其"按期搬迁入园"的机制。进而得出化工生产企业与化工园区"按期匹配搬迁入园"、提升化工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差异化地一企一策及建立公众和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对话机制的四点政策建议。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     

论环境教育法制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治理

加强环境法制教育有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理念,促进环保社会治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环境教育法律依据、教育内容、教育职责、教育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我国大陆开展环境教育法制建设,须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党、政府、社会、公民和市场关系的制度化,解决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经费保障等关键问题,符合实际并发挥实际作用。在党内法规方面,要制定与国家立法相衔接的环境保护党内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国家立法的建设方面,制定专门了《环境教育法》或者《环境教育条例》,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环境宣传教育权利和义务,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制度和机制,采取有针对性和可接受的宣教方法与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度得以运行。     

Environmental News in Argentina,Chile,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the media have raise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rightly or wrongly, focused the attention of citizens on specific environmental issues. Public reaction to environmental news can filter back into the media and highlight specific policy issu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edia in this respect has gained strength,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legitimate concerns, and where access to 'official' information has been historically difficult. In general, newspapers have been found to be one of the most predominant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se, briefly analyse and compare the newspaper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Argentina, Chile,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Among numerous other results, it appears that the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fell considerably over the period 1990-94 despite an increase in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Most news reports actions by the environmental agencies (warnings and rewards, etc.). In the Philippines, however, most environmental news reports investments in pollution abatement activities by the private sector. While citizens' complaints represent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covera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closer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such complaint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trigger governmental actions (warnings) and ultimately an improvement of firm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