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下央地企协同减排策略演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应用视角

环境分权下，地方政府及控排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制约着降碳目标实现，而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可信、高效的协同减排环境。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以控排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为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区块链技术投入前后的协同减排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研究了区块链技术的监管影响系数、应用成本及地方支出系数对系统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块链技术投入缩短了减排系统的趋稳时间；监管影响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地方及控排企业的减排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区块链平台应用成本与地方政府减排参与意愿呈负相关，地方支出系数与中央政府对区块链技术投入的支持程度呈正相关，且均存在最优调控区间。因此，应积极开展区块链监管试点，引导、扶持企业绿色转型，强化中央督察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保障减排政策落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     

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比较与选择——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减排工具的模拟

基于2012年微观层面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别设计碳交易和碳税情景加入该模型,模拟中国2012—2030年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宏观效应来看,2030年碳交易和碳税情景的碳强度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24.24%和26.487%,分别完成碳减排目标的55.052%和59.349%;碳交易情景下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出现较大波动,碳税情景下这些指标小幅上涨。就部门经济效应来看,能源部门受政策情景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部门,其他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小;碳交易情景对各部门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并对原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消费产生较大冲击。就部门减排效应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减排效应较显著;碳税情景的减排效应优于碳交易情景。总体而言,单一实施碳交易或碳税政策,不能完全实现碳减排目标,碳税政策相对温和,可以考虑两种减排政策配合实施,以减缓对经济系统冲击,并实现碳减排目标。     

中国自愿减排市场五年的得与失

正中国自愿减排市场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帮助碳市场控排企业低成本履约、引导低碳项目融资、促进自愿减排等作用。然而,其自身及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本文通过介绍中国自愿减排市场的概况,分析其在碳市场及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详述其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包括:明确CCER在碳市场中的长期作用;控制备案总量及确定优先备案的类型;加强市场监管及信息披露;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及相关政策的协调;扩大CCER的自愿用途;助力国际谈判及"一带一路"推进等。     

资源枯竭型矿区土地置换行为动态演化分析

明晰资源枯竭型矿区土地置换主体的行为诉求方式,是指导矿区土地功能性退出和高效利用的关键问题。将矿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土地置换行为作为研究客体,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企博弈两阶段复制动态模型。模型求解表明:1双方均对高收益策略具有模仿倾向,但利益均衡是两者土地置换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2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在矿区土地置换过程中总是根据既得利益不断学习和动态调整自己的策略,从而使所得利益得到改善;3监督成本、额外收益和惩罚成本是影响博弈主体演化稳定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对实现政企土地置换的稳定状态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科学地揭示了资源枯竭矿区土地置换瓶颈的成因,为政府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土地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智慧碳监管建设的发展路径探究

智慧碳监管是政府、园区、企业实施碳减排的现代治理手段，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对碳排放数据进行实时监控、追踪等，实现碳排放的监控预警、考核、评估、决策等，是推进“双碳”战略的重要保障。我国碳监管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推进实施智慧碳监管既是发展方向，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我国智慧碳监管的发展状况、实践进展和实践特征，围绕数据管理体系、政策支撑体系、系统技术体系、创新功能应用、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系统策略，助推我国碳监管的智慧化发展与创新实践。     

碳中和目标下的北京城市道路移动源CO2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研究

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研究北京城市道路移动源CO_2和大气污染物(CO、NO_x、PM_(2.5))的协同减排效应。本文以2016年为基准年,建立CO_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LEAP模型,设计三种政策情景,预测到2060年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并通过减排效应坐标系分析和减排弹性系数法研究不同措施下CO_2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结果显示,综合政策情景的减排作用最好,且协同减排效应最显著,但在2060年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单一措施情景下,严格排放标准措施的协同减排效果有限,但对各污染物的减排协同性最优,推广公共交通减排协同性次之,发展新能源车辆措施具有较好的协同减排效果,但对CO_2—CO和CO_2—PM_(2.5)的减排协同度较差。对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动交通能源结构转型,在新能源车取代燃油类机动车的同时,要不断减少天然气类车型的比例,尽可能实现"电能+新能源汽车"的零排放能源结构;还要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限值以加强CO_2和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协同度;制定相应的机动车CO_2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排放限值标准目标,构建CO_2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管理体系等建议。     

美国油气行业甲烷控排技术绩效标准及对中国的启示

甲烷是强势的短寿命温室气体。甲烷深度减排是实现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的必要手段,也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相比其他排放源,油气行业的甲烷减排最经济高效。但是仅靠部分企业的自愿减排行动将无法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明确减排责任、建立和健全甲烷法规标准体系是实现减排的重要 保障和依据。文章以美国为例,概述了联邦《清洁空气法》框架下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排放源控排技术绩效标准 和大气排污许可证之间的关系,介绍了联邦油气排放源甲烷等大气污染物控排技术绩效标准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最新绩效标准提案的重点措施,并对中国未来油气甲烷法规的制定提出了参考建议。     

新闻媒体环保监督视角下环境污染治理演化博弈

为督促政府严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应引入新闻媒体,与政府、企业共同参与污染治理。本文使用演化博弈理论通过构建博弈支付矩阵,研究不同情形下政府与企业间、新闻媒体与政府间的演化稳定策略（ESS）,探究新闻媒体监督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通过数值算例对演化结果进行验证。演化过程及数值仿真结果表明：①对企业、政府而言,当某种策略的期望利润始终更大时,其决策过程将不受另一方与新闻媒体策略的影响,且此时存在ESS;②新闻媒体进行环保监督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和政府组成的系统向优良状态演化,但新闻媒体是否进行环保监督受政府对环境监管程度的影响,取决于报道成本和预期收益的大小;③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增大单位环境税额和处罚力度能促使企业合法减排,而对其不严格监管可能使环境质量恶化。因此,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需不断推动环保理念传播,设法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和政府监管成本,扩大新闻媒体监督职责范围,提高其监督的主动性,并对政府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维度考核。     

中国页岩气高效开发:属性、理想类型与协同体系北大核心

在系统阐释页岩气高效开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友好属性的基础上,构建了涵盖目标体系、行动者系统和协同体系的页岩气高效开发理想类型。结果表明:立足于我国现代能源体系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页岩气高效开发是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利益集合体,决定于利益相关者的一致性集体行动,政策协同、管理协同、责任协同和利益协同是实现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基于彼得斯治理理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重构

基于彼得斯治理理论,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现状和要求,重构了其协同发展路径。结果表明:①要素禀赋、区域政策分别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②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为京津冀地区提出了“坚持以北京和天津尤其是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引领,借助市场力量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注重协同方式(机制)建设”的新要求。③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重构可从“由软硬兼施的市场(市场平台和政府效能)、三维协同的主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和富有弹性的方式(临时机构和互动机制)”的“3M”策略入手。     

基于“权额分立”理念的碳排放权性质与相关概念审视

碳排放交易是推动碳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提高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与运营,生态环境部加快了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法治化的步伐。然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用碳排放额度来解释碳排放权,直接影响了学界对碳排放权的性质定位。碳排放权和碳排放配额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中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同,有必要确立“权额分立”的理念对碳排放权的性质进行重新检视。在“权额分立”理念下,剥离碳排放配额的碳排放权仅作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存在,碳排放配额则具有物权性质,两者互不影响。作为行政许可权的碳排放权不具有可交易性,因此,在规范文件中以“碳排放交易”取代“碳排放权交易”较为稳妥;另在碳排放权的概念界定中也应当与碳排放配额相区分。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普惠制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本文介绍了碳普惠制的定义、内涵及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区别，对国内外碳普惠制的探索、实践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碳普惠平台的分析研究，提出碳普惠平台建设的业务框架设计，对生活服务业场景接入碳普惠平台进行分析和讨论。针对当前我国碳普惠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国内碳普惠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与展望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决策,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技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性技术,也是我国达成二氧化碳零排放的保障性措施。本文简要介绍了CCUS主要环节的技术流程,概括了我国CCUS技术的发展历程。从技术水平、国家政策、示范项目情况等多个角度,总结了现阶段我国CCUS技术的整体研究与发展水平。并根据我国能源供给模式、工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分析并阐明了我国CCUS技术发展的必要性,以及现阶段CCUS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还从行业角度出发,将CCUS技术与油气、建筑、农业、化工多种重点行业结合,提出了具体可行、互促互利的CO₂转化利用模式,为实现CCUS的商业化运行、保证CCUS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     

Soil organic carbon decomposition and carbon pools in 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forests in China

Decomposi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and accurate estimates of SOC decomposition are important for forest carbon modeling and ultimately for decision making relative to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mitig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e determined the major pools of SOC in four sites representing major forest types in China: temperate forests at Changbai Mountain (CBM) and Qilian Mountain (QLM), and sub-tropical forests at Yujiang (YJ) and Liping (LP) counties. A 90-day laboratory incubation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CO(2) evolution from forest soils from each site, and data from the incubation study were fitted to a three-pool first-order model that separated mineralizable soil organic carbon into active (C(a)), slow (C(s)) and resistant (C(r)) carbon pool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ate of SOC decomposition in the sub-tropical zone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temperature zone, (2) The C(a) pool comprised approximately 1-3% of SOC with an average mean residence time (MRT) of 219 days. The C(s) pool comprised approximately 25-65% with an average MRT of 78 yr. The C(r) pool accounted for approximately 35-80% of SOC, (3) The YJ site in the sub-tropical zone had the greatest C(a) pool and the lowest MRT, while the QLM in the temperature zone had the greatest MRT for both the C(a) and C(s) pools. The results suggest a higher capacity for long-term C sequestration as SOC in temperature forests than in sub-tropical forests.     

碳中和背景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在全球碳中和的新形势下,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正式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提案,并计划于2023年起实施。本文在总结立法提案关键要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欧盟CBAM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研判可能对我国产生的潜在影响,并从国际国内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分析发现,欧盟采取"名义"碳市场的形式,初期将覆盖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等5个行业,只核算产品生产过程的直接排放,暂不考虑间接排放,2023—2025年是过渡期,2026年开始正式实施。欧盟CBAM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面临诸多挑战: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存在满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例外条款的可能性;违反国际气候治理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也不符合公约关于国际贸易歧视或变相限制的条款;对解决碳泄漏问题和保护本土竞争力的作用有限;产品隐含碳核算和碳价确定是技术难点问题。影响评估发现,欧盟CBAM将使我国受影响部门的对欧出口总额降低11%~13%,出口成本增加1亿~3.05亿美元,其中约四分之三的成本将由钢铁行业承担,对贸易隐含碳的下降作用有待进一步考量;此外,欧盟CBAM将会影响多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也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贸易、产业转型、技术提升等方面产生间接影响。我国应在国际层面坚定在气候治理多边框架下解决碳泄露问题,探索提出中国方案;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提升我国贸易优势;加强中欧对话协商,避免CBAM成为中欧"绿色贸易壁垒"。在国内层面稳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夯实碳排放核算基础能力,加强科学研究与交流合作。     

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碳金融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07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对于全球碳金融市场——这个刚刚起步并稍显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的市场无疑是一个利空消息。本文总结了国际碳交易市场在金融危机来袭时的表现，着重分析了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并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表现，探讨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危机中寻求生存并发展。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最佳碳税的思考

气候变暖与环境恶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鉴于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性，研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并探究最佳碳税，对于推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无限期的多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探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最优的碳税政策进行思考。研究结果表明：当居民消费效用函数呈对数形式、大气损害与产量成正比、大气中的碳含量存在线性关系和储蓄率不变等假设条件成立时，碳排放的边际外部性成本与产出成正比，且比例只与贴现率、大气损害函数和大气中的碳消散结构有关。因此，在碳税政策的制定上，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分阶段动态优化调整碳税税率：在高贴现率时期提高碳税税率，分行业施行碳税政策和补贴政策，同时为了避免经济社会遭受到较大的冲击，起初征收碳税时税率不宜过高；考虑不同体量企业收入差距和负担能力，采用累进碳税征收机制；分地区实施差别税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不同前处理方法对活性炭吸附一氧化碳的影响

本文采用颗粒状活性炭（GH-A)作吸附剂，通过不同的前处理方法，以一氧化碳CO与空气的混合物为分离测定对象，用气固色谱法测定被活性炭充分吸附前、后的混合气体中CO的含量，对比评价几种前处理方法。结果表明，对CO的吸附量显著提高的前处理方法分别是研磨筛分至32—38目、酸洗、添加改性剂So而水洗则降低了活性炭吸附CO的能力。     

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

个人排放交易被认为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碳减排,但是因其减排收益难以覆盖高昂的建立和运行成本,降低了公众接受度。本文提出除了考虑碳减排的收益外,更需要关注个人排放交易机制的教育价值、形成正确的激励以及鼓励创新的价值,并提出可以基于当前国内多地实行的阶梯电价制度,利用电力系统现有的用户网络和账户系统,建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成本并实现上述价值。在此基础上,就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的配额设定与分配、配额交易以及清缴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绿色电力作为补充电力可以免费获得碳配额以促进绿色消费。同时,比较分析了在居民生活用电交易机制和阶梯电价制度下,不同居民家庭以及电力公司的用电成本(收益),指出了其在形成正确的激励方面的作用。最后指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以扩展到居民的其他能源消费领域,以实现更为全面的个人排放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