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资源型产业集群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为主体.以资源产韭为核心的众多相互合作和竞争的企业或组织集聚在资源产地两形成的网络群体.资源型产业集群处于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本文在综合学者研究和广泛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认为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行为、金融环境、行业技术进步、相关产业的发展变化、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公众意识.本文采用DEMATEL方法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确定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之闻的直接影响关系,在计算出各因素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中的综合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可以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政府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促进作用.     

关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探讨

本文以山东省典型村庄为例,从环保认知程度、环保知识获取途径、环保参与意愿及环境行为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途径。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节能环保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以广西南宁市沙井街道为例

通过走访与问卷的方式对广西南宁市沙井街道节能环保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并运用spss定量、定性对当地节能环保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开发潜力进行分析。分析表明,当地农村节能环保宣传有待改善,居民对节能环保的知识了解不足,意识一般,但参与行动相对较好;另外,居民的文化程度、职业、年收入是其对节能环保知识的获得、意识的提高、行动参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地节能环保发展潜力巨大。最后提出三点建议以推进我国(特别是西南地区)农村节能环保进程。     

组态视角下企业绿色双元创新驱动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双元创新是企业获取绿色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基于TOE框架,探讨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要素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驱动企业绿色双元创新需要技术、组织和环境多重因素的联动匹配。突破式绿色创新存在三条组态路径,分别是政府环境规制下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驱动型、市场绿色压力下技术因素与组织因素驱动型以及依托绿色技术能力的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驱动型,绿色技术能力、高管环保意识和高管绿色创新支持是突破式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渐进式绿色创新存在四条组态路径,分别是政府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能力与组织因素驱动型、市场绿色压力下高管绿色创新支持与技术因素驱动型、依托绿色技术能力的高管环保意识与环境因素驱动型以及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下的绿色技术管理与组织因素驱动型。突破式绿色创新与渐进式绿色创新路径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联系,但突破式绿色创新在技术、组织和环境方面的要求更高且更丰富。因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绿色双元创新实现路径,针对突破式绿色创新,应该进一步加强绿色技术能力、高管环保意识与高管绿色创新支持,关注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突破式绿色创新的支撑情况。针对渐进式绿色创新,应重点关注绿色技术能力与高管绿色创新支持两个核心条件,有助于加快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研究结果从多维交互视角系统归纳了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差异化驱动路径,为促进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绩效提升提供了重要参考。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影响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制约因素的实证分析

当今绿色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中国企业已经有压力和动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但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因素,为政府推动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获得289份问卷的基础上,识别出制约中国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意识与能力、财务绩效和成本、供应链影响及政府法规等.进一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关联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法规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制约影响最大,而企业内部的意识和能力是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加强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激发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而企业只有主动提高意识和能力,才能有效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

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实现准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方式,同时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也是众多单个农户行为选择的结果。理论研究发现,极其复杂多变的个体决策行为可以通过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运用个体异质性来表征。本文将农户异质性概念引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问题研究,探索农户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理,试图解决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社会资本归纳为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四个不同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393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信任维度、参与维度和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是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参与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而声望维度社会资本则降低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将导致集体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促进合作供给的产生,而另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则对合作供给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各维度交互作用可能使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结果。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水利对农业重要性的认知、水利设施维修情况以及用水纠纷对农户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种植面积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该通过培育农户多维度的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促进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此外,通过加强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农户合作认知等,提高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参与行为。     

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

绿色创新是突破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有必要分析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确定差异形成的具体环节及制约因素。本文考虑创新资源在两阶段的共享关联性,并将单位GDP的工业碳排放量和"三废"污染物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根据企业绿色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将各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为4种类型;最后,从企业特征和区域环境等方面,利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94和0.904,绿色研发效率明显偏低;东部和西部企业绿色研发效率均值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效率损失缺口高达30.6%;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东部地区接近于最优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各省份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类发现,低绿色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企业占20%,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还有46.7%的企业在绿色研发(或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损失较大。(3)创新氛围、产学研合作、环保投入强度、外商投资有利于企业绿色研发效率的提升,绿色研发效率与知识产权保护(IPP)呈U型关系;成果转化效率与企业规模、政府支持、环保投入强度均负相关,而与IPP呈倒U型关系,当前IPP的加强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最后提出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元分析方法的探索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及生态失衡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绿色供应链管理成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运营策略,因此,研究影响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因素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基于三重底线(TBL)、利益相关者理论,重构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将影响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因素划分为社会系统、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环境系统。运用元分析研究方法,综合37篇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对三类影响因素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关系强度做了系统地分析,并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变量对其的调节作用。元分析结果发现:生产系统因素与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正相关关系强度最大,社会系统因素次之,消费系统因素最小;三类因素对内部环境管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回收各实践环节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所在行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则不明显。这表明,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受到社会系统因素、生产系统因素和消费系统因素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其作用强度受到行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以更细微的视角洞察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影响因素,丰富了三重底线理论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是对该领域当前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有利于政府有的放矢,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企业也可以结合自身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和内部资源约束,优化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组合,以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和环保效益。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利用6省区6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除社会声望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合作供给实现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合作认知和灌溉面积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的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是否偷水和用水纠纷对合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出应通过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规范社区用水环境、提高合作认知程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建设部提出“十一五”期间城市照明要累计节电25％

建设部在《“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工程规划纲要》中提出，2006到2010年累计节电要达到25％。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照明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十五”期间，城市照明行业通过大力推进绿色照明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从总体看，城市绿色照明工作还刚起步，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如城市照明的宏观指导还不够有力，相关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市场监管制度还不够健全，低效率、高能耗、光污染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全社会节约用电、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环境行为研究

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寻求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最优方式,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所在地张家界市的酒店企业为研究标耙,基于对不同类型酒店环境行为存在差异性的假设,采用33个环境行为测量指标,从酒店建筑和景观设计、能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废弃物减量、环保意识沟通、环保管理知识等6个方面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张家界市酒店企业6个度量项目环境行为指标的组均值分别为1.91,2.04,1.77,1.95,1.62,1.45,在环保管理知识、环保意识沟通、水资源管理3个方面的表现较为欠缺;高星级酒店没有与低星级酒店、社会旅馆在大部分环境行为指标的分值上拉开差距;最后就改善酒店企业环境行为提出相关建议,其中主要包括增强酒店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力促酒店企业运营模式转型以及加强对遗产旅游地酒店企业的调控与引导等。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产品生产企业、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微观个体农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态度和行为，会对政府和生产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湖北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参与意愿的调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预期收益、年均纯收入、环保意识、文化程度、配套设备生产情况、产品技术成熟度、相关政策支持、商品能源使用率、当地生物质资源量9个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提高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预期收益和农户收入水平；二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综合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完善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撑体系，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     

基于“ENGO+核心企业”的中小供应商污染治理策略研究

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为了探究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与核心企业合作治理中小供应商污染的模式,构建了包含ENGO、核心企业和中小供应商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ENGO与核心企业之间协作性的绿色合作策略以及对抗性的压力监督策略,分析了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因素,并通过进一步对比,给出绿色合作策略发挥效用的优势条件。结果表明:ENGO通过提供环保知识的形式与核心企业合作,能够有效提升核心企业的审查努力水平以及中小供应商的环保努力水平,且ENGO的知识转移水平与核心企业的审查努力水平并无替代效用。由于ENGO难以掌握中小供应商的污染信息并准确追溯到其下游核心企业,导致外部监督压力难以转化为内生治理驱动力,使得压力监督策略效果有限。知识吸收能力、核心企业对中小供应商的违规惩罚、单位产品收益的提高有利于绿色合作策略条件的达成,而ENGO对中小供应商的违规惩罚、核心企业声誉损失的提高不利于绿色合作策略条件的达成。在知识吸收能力足够大的情况下,采取绿色合作策略能够实现中小供应商经济利益与环境效益的同步提升。据此,ENGO应选择与知识吸收能力强、单位产品收益高的核心企业合作治理中小供应商污染;核心企业应通过环保知识的吸收和学习,提高对供应商的筛选标准和审查能力以更好地发挥环保审查的作用效果,并通过加强主动信息披露等促进绿色合作策略条件的达成;政府应通过发布环保指引等推动ENGO与核心企业协作联动。     

公众认知与环境治理: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从漠视环境污染到建设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的共赢,公众对于环境生态问题的认知转变代表了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提升。将公众认知概括为两种:(1)清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个体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作为公共物品数量的接受者而导致政府是整治环境污染副产品的责任者;(2)清洁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个体既是环境公共物品的享用者,也是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和监督者,由公众联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成为公共物品数量的决定者而导致合作治理是环境污染的一条有效解决之道。进而用个体偏好及效用函数的不同,来表征两种认知状态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差异,在可比场景中推导环境公共物品的治理均衡。结果表明:前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相对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众的环保认识和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往往以环境公共物品数量接受者的身份观望,等待他人推进环境治理进程,政府此时发挥环境公共物品供给责任主体的作用,将有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和效率。后一种公众认知状态下,环境治理效果与参与合作的公众绝对规模之间密切相关,一个适中比例的群体规模,就可以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群体规模不是制约环境治理效果的障碍,公众认知状态及环境治理的成本投入才是影响环境治理均衡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提出加强环保相关科学知识传播,使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使绿色发展投入与公众参与能力相契合;创新环境综合整治举措,使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得以健全和完善等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