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矿业权重叠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吗?

提升煤炭产业生产率水平,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推进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而矿业权重叠在引致煤炭产业要素错配、产能异质性和不完全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影响煤炭产业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化解矿业权重叠风险,正成为推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煤炭产业分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矿业权重叠、生产能力不足和要素配置扭曲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支持这一结论。在分别引入煤炭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煤炭资源税占煤炭产成品收入比重作为门槛变量后,发现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发展趋势表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曲线关系,当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跨越门槛值之后,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弱。由于煤炭产业集中度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集聚经济对矿业权重叠的"技术溢出"不足,并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损失。显然,矿业权重叠风险的传导受到了政策因素、产能因素以及创新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策上需要全面推进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内的统筹协调,减缓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风险传导。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矿业权重叠区正常生产秩序的监管,减少不完全竞争对煤炭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研发投入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基于城市层面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前沿研究关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却普遍忽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并未重视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利用2003—2013年中国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历年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表征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方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皆能显著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绿色转型,但随着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加,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而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却逐步提升。②受地区自身产业特征和政策影响,地区污染产业锁定和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显著抑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轻资产型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力度则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效应,显著提高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③地区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增强,即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追赶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方向而言,研发人员投入的技术选择偏向则呈现东部地区较强,中西部地区较弱的趋势,表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由依靠经费投入的粗放型研发转变为依靠高科技人才创新驱动。为此各地区应重视研发绿色技术选择,合理配置绿色研发资本,制定适宜的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端化转变。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城镇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

纵观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于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政府公共支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在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程中,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究竟扮演着"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角色,将直接影响到对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应。本文基于200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方法,以地区年均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作为投入指标,年社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了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以及公共支出政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单独考虑城镇化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单纯强调人口转移的城镇化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而公共支出规模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公共支出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单纯扩大政府干预规模并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仅从结构配置上看,提高投资性领域公共支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加显著;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对发挥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影响显著,在实施城镇化进程中配套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帮助转移人口更好地进行自身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的积累,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础根源。因此,城镇化并不单纯只是人口从农业部分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新一轮城镇化应该强调"以人为本",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配套系统的、针对转移人口的公共福利体系,增强城乡地区间的公共福利均等化水平,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非正常干预,才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然而仅仅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转变生产方式,关键在于区分绿色与非绿色偏向。研究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对比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软技术"、绿色"硬技术"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发展需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偏向;2必须注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及其运行机制;3不同偏向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不同;4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贡献不充分。这就意味着,在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的背景下,要区别绿色与非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作用,否则将不能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重视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重视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要重视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又要考虑技术市场、劳动智力结构、劳动者年龄结构的影响。提升绿色"软技术"的贡献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的吸纳能力。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现中国省际区域间绿色可持续协同发展。此外,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时,既要重视对绿色"硬技术"的吸收,又要重视对绿色"软技术"的再学习。总之,"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继续鼓励支持绿色"硬技术"自主研发,巩固提升绿色"硬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1)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2)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1)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2)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基于三阶段DEA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合理有效使用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对2010~2014年11省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纯技术效率均值和综合技术效率均值被低估,规模效率均值被高估,投入规模不足是扼制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瓶颈。同时,东中西部省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差异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格局。通过对Malmquist指数分解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技术变化值的演变趋势基本一致,反映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技术变化的严重依赖。因此,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科技投入和知识创新,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及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

使用"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相关省级面板数据,基于Cobb-Douglas成本函数推出能耗决定模型。在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规模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结合横截面数据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能源价格对总能源消耗强度以及煤炭、石油、电力等单一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用以实证分析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具有节能效应,但只有规模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统计上显著,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统计上不显著。究其原因,与我国TFP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在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直接相关,而且在TFP指数各分解成分中,技术进步指数、技术效率提升指数较低,规模效率提升指数相对较大。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的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突出体现为价格调控对石油和电力的节能效应显著,而对煤炭的节能效应不理想;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的节能效应总体上不显著、但在西部地区有较好表现。究其原因,前者与电煤消费占比较高以及煤炭价格的双规制扭曲有关,后者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为此,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升效应的充分发挥应成为"十三五"时期及以后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抓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价格调控的节能效应在不同单一能源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为节能减排实践中的分类指导提供思路。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环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环境绩效恶化问题已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异质性效应的不足,本文利用SBM-DDF-SML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来源和成分分解。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份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区域间差异显著;污染物过度排放和能源过度利用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尽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并未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3)就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规制强度的高低对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人均GDP、技术创新、FDI、结构因素对环境绩效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人均GDP、K/L和FDI的影响最为显著。依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构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保证环境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审慎设计和制定环境规制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治理的关键不是"哪一种规制工具效果最好",而是"哪一组规制组合效果最优"。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制组合,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一点对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绩效尤其重要。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发展时代环保政策的选择设计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进行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对于环保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成本损失和收益补偿两个方面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并通过绘制无量纲综合散点图,就三种环境规制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稳健相关关系进行了特征事实描述;其后借助DEA-GML指数对2005—2017年中国30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基于碳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成为最主要推动力,四大划分区域及不同省份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明显;最后借助面板Tobit模型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公众自愿型以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财政集中度则表现为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从绿色发展长远考虑,应该加快绿色生产技术升级及推广,丰富碳排放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健全公众参与绿色监督的体制机制,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水、核、风能等新能源消费比重,加大绿色财政支出力度,积极探索低碳贸易政策,以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技术距离的环境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环境治理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关于环境治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命题。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在企业同质化的假设前提下展开,忽视了异质性企业对于环境治理的差异化反应,尤其是当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存在差异时,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剖析了技术距离下环境治理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其次构建了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指标,选取2007—2015年CSMAR数据库收录的9 038个企业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技术距离的作用下,环境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治理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反之,越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分组回归进一步探讨了环境治理异质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于临近前沿型企业,环境治理分别通过自主创新机制和模仿追赶机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中间型企业,环境治理主要通过模仿追赶机制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对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环境治理未能通过任何一种机制"倒逼"企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决策部门"因企制宜"地修正环境政策和产业政策,如完善针对低技术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速中间型企业向技术前沿收敛、加大对前沿型企业的创新支持,避免陷入"模仿"陷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