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硅光伏组件出口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文献资料,估算了2004-2009年中国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强度。研究发现,2004-2009年,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均逐年下降。2009年,单晶、多晶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分别为2 629 kWh/kWp和2 242 kWh/kWp,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 829 gCO2/Wp和1 559 gCO2/Wp。由于晶硅光伏组件的大量出口,中国不仅出口了大量的隐含碳,还损失了数量可观的、潜在的CO2减排能力。2004-2010年,中国的隐含碳净出口量由3万tCO2增加到852万tCO2;如果出口的晶硅电池全部用于国内,在其生命周期内累计可减排CO23.4亿t。除2004年和2010年外,国内安装的晶硅光伏组件在其生命周期内所能减少的CO2排放不足以抵消晶硅光伏行业的CO2排放,晶硅光伏行业对中国CO2减排的贡献为负。在多晶硅全部国产的情况下,中国若维持晶硅电池应用中的CO2减排量与全行业CO2排放量的平衡,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7.2%安装在国内使用。若多晶硅进口比例仍保持在50%左右,则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4.9%安装在国内使用。     

长江(江苏段)沿江开发环境风险监控预警系统

简要介绍了长江（江苏段）沿江开发带的基本情况,从区域环境质量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两方面阐述了建立长江流域（江苏段）环境风险监控预警系统的意义。在总结目前国内外环境风险决策支持系统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系统的目标、总体功能设计、框架设计以及关键技术,探索将地理信息技术运用于区域环境风险管理决策过程的方法,最后提出该系统还需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即追溯最大可信度风险源方法,应急救援系统、区域多环境风险事件的复合作用,发展特定有毒有机物水质预测模型和建立优先控制有毒有机物预警系统。该系统将为江苏长江开发战略提供实用型的环境管理手段。     

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与光伏发电成本比较研究

燃煤发电由于具有成本优势,近年来快速发展,在保障中国电力供应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光伏发电对于调整中国电力结构、缓解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因发电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其快速发展。考虑燃煤发电的环境成本和光伏发电的学习效应,本文构造了燃煤发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函数,对燃煤发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行了预测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成本为0.825 4元/k Wh,远高于不考虑环境成本0.227元/k Wh,燃煤发电成本较符合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对数函数,光伏发电的成本较符合以时间为自变量的二次函数;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成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光伏发电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比较发现,考虑环境成本时的燃煤发电成本与光伏发电将于2019-2020年间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考虑燃煤发电的环境成本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优势将很快显现。但是,由于燃煤发电技术进步、燃煤发电完全成本计价的困难、光伏发电发展的商业模式不清晰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光伏发电要真正替代燃煤发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产业环境风险及防范对策初探

重点分析了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临港石化工业发展在围填海、污染物累积、事故性排放等方面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从加强环境跟踪评价、突出特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加强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提出十二五期间福建省石化工业环境风险防范的重点。     

中国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经济性与环境效益

太阳能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理想的替代能源,其应用规模不断扩大.但光伏发电系统高昂的成本,成为限制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净现值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工具,建立了光伏发电成本的计算模型,以我国34个省会城市作为研究案例,对井网光伏发电系统进行了经济性和环境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在目前政府初始投资补贴一半的情况下,并网光伏发电成本介于0.83-2.29元/kWh之间.即便在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并网光伏发电仍无法与常规能源发电相竞争.在影响并网光伏系统发电成本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政府初始投资补贴额度、水平面太阳能辐射量和投资密度的敏感性最强;CDM资金的注入对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励政策方面,出台合适的、稳定的上网电价对启动国内光伏市场最为有效.光伏发电系统的环境效益是指光伏发电的减排环境效益扣除系统发电环境成本的余额.经计算并网光伏发电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其环境效益为0.0165元/kWh.本研究对于国家制定光伏发电的激励政策和成本分摊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综述与对策建议

企业"走出去"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拓展企业国际发展空间,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解决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有利于减少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外投资合作近年来取得跨越式发展,"走出去"的规模和效益不断提升,投资国别和结构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随着对外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向国际市场的大规模进军,由企业经营开发活动产生的一些环境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争议。尽管从商业角度看,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承担风险,"走出去"就是驾驭风险的过程,但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企业面对的国际化风险,在资源竞争加剧、环境压力严峻等背景下,显得"前所未有"。风险集中体现为资金来源国与流向国面临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与外交背景,在环境标准、环境管理和环境意识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投资行为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更容易引起投资所在国家、民众甚至国际社会的注意。根据中国对外投资政策与发展现状分析,本文提出了完善对外投资的环境相关法律体系、建立对外投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绿色信贷体系、加强能力建设与建立中国对外投资环境管理决策支持平台等建议。     

国内外原油价格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策研究

针对我国石油能源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对我国经济影响不断提高的实际情况,以2000年1月-2007年8月间国际原油价格与国内原油价格为基础数据库,采用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国内外原油价格的相互作用机制做了深入研究,并对油价波动风险防范措施做了初步探讨.研究表明,国际和国内油价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协整关系;国际原油价格是国内原油价格长、短期变化的原因,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我国应通过建立完善的国内油品市场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在国际油价的话语权,降低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下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是稳定投资者信心、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这一独特异象的有效手段。有别于以往多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公司透明度等角度探讨股价波动或崩盘风险预防因素研究,文章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责任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手工收集的绿色投资数据与测算的股价波动性数据相结合,从绿色投资这一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独特视角出发,基于控制函数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绿色投资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一步创新性地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模型识别了绿色投资通过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波动性的因果机制,并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显著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2)存在企业绿色投资—信息环境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股价波动性降低的因果链条;(3)存在产权异质性,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更大;(4)不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即归属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建议,为降低股价波动性、促进股价平稳运行,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绿色投资意识,同时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降低投资者获取企业绿色投资等环境信息的成本和难度。     

论区域污染治理的经济机制

本文分析了我国区域环境保护面临的困难,指出了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卷入企业过深、区域经济结构中低水平企业比重过大、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环境滥用普遍等,并提出了在承认环境价值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区域间和区域内环境保护的经济机制的建议。     

基于空间信息扩散法的环境风险评估模型

环境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进一步的推进,自然环境在人类的盲目生产活动中经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被破坏的环境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正常的生产活动。因此,如何有效地检测和控制由人类生产活动引起的环境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研究信息扩散理论在环境风险评价领域的应用成果,在改进和优化现有的研究成果前提下,同时融入了模糊评判等相关评估理论,建立了一种复合的空间信息扩散法的环境风险评价模型。该模型在现有的基础上引进环境影响因子,修正了由普通的信息扩散模型所引起的不准确性。通过该模型,能提高在环境风险扩散预测和控制领域的准确率,为降低和控制风险后果提供有效的参考。最后通过一个示例,应用本模型进行环境风险分析,证明模型的实用性,并且对比普通的扩散模型更具有优越性。本文所研究的成果对重大工程发生事故和危机后的环境风险评估具有借鉴的意义。     

我国电解金属锰行业可持续发展探讨

电解金属锰作为一种重要的冶金、化工原材料,为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但在锰资源的开采和加工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集约程度不足、资源管理不善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严重破坏了资源基础，更加重了环境恶化的趋势。我国的电解锰行业面对着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的严峻挑战。为此，在系统分析我国电解锰行业面临的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安全压力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电解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对策。重点强调国家应实行限产，适度开发，加大找矿工作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加快电解锰工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并购、重组等措施发展壮大一批生产规模大、工艺先进、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以资源和环境确定和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制定和完善电解锰行业发展政策，鼓励企业推行清洁生产。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环境预警制度的法治化--以行政权力的规制为核心

环境预警制度蕴含了一项使行政权力合法扩张的"对应性架构",即预警级别与"强制型"或"限制型"措施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当中,环境行政权力却出现了"选择性失语"和"运动式肆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预警级别发布时的"隐匿"与"从轻",从而对公民健康权益保护不足;二是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扩张过度,使得对个人自由与企业经济自由侵害过度。由于环境治理领域"被害人-加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模糊化、趋同化甚至同一化,传统公法学体系中的权力制约理论无法对预警状态下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制。那么,便有必要对现有的环境预警制度进行修正与纠偏。因此,可以从"对应性架构"的载体及其前后两端入手,对环境预警制度进行法治化建构。具体而言,对环境预警的载体"应急预案"进行形式改造,提高环境应急预案的规范层级,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制定、修改等程序性规定;明确不同预警级别设定的规范层级,将作为被宪法所保护的客观利益——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边界——通过"前端"预警标准予以划分;对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程序予以完善。基于预警级别标准体系的划分,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后端"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附带性审查",同时,赋予私主体直接针对预警状态下具有"外化"法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     

论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逻辑进路与制度展开北大核心CSCDCSSCI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强调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功能,有助于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顺应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并回应社会公众预防环境风险之需求。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偏离司法裁判逻辑、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等局限性问题,致使诉讼预防性功能彰显不足。现代社会下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环境风险规制任务,但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必然会使行政权遭遇风险规制难题,美国货运协会案表明对环境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不仅具备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转向以公法责任为基础的公法诉讼类型,强化法定义务主体的风险预防责任,涵盖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从逻辑进路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坚持尊重环境风险行政判断的基本立场,确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地位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递补地位,并在诉讼过程中纳入包含环境健康要素在内的风险考量,明确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确立多元主体诉权融合。就具体制度而言:一是在坚持公法诉讼性质定位基础上,作出具备公法属性的立法思路设计,包括立法模式、风险范围及程序规则;二是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诉前程序的类型化、明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完善风险认定体系这四个方面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发挥其环境风险治理监督功能;三是通过细化风险认定标准、引入不同方式的诉前程序、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增加司法听证程序来重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诉讼预防性措施的优化适用。     

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演化博弈研究

在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应急过程中能源供应链企业主观能动性差,普遍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研究能源短缺事件应急参与主体的行为策略,对于掌握影响应急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和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发展演化机理,改善中国能源应急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和能源供应链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对博弈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依据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政府惩罚力度以及两个主体的协同收益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九种情形,其中在四种情形下博弈系统存在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且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四种情形下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均为积极应对。结果表明能源应急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受到协同收益、政府惩罚力度及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等参数的影响,且只有当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低或者协同收益较高时,系统才可能存在演化稳定策略,能源供应链企业才有可能在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积极应对策略。此外造成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应急过程中选择消极应对策略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效率低,在整个应急过程中不能达到长期演化均衡状态;二是政府的惩罚力度不合理或协同收益较低;三是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高或者协同收益较低。建议能源供应链企业降低应急成本,政府合理调控惩罚力度,两个主体间提高应急工作的协同度,使系统能够达到演化稳定状态,促使能源供应链企业积极应对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研究

为开展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评价，在明确环境风险评价的涵义及内容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生态、经济、社会特点，依据环境风险理论，提出了城市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展现环境风险的空间分布规律及集聚特征。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风险源危险性和受体敏感性的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受体恢复性不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长三角为城市环境风险热点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重庆、湖南一带。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需深入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强化区域环境协作、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环境风险动态评价平台和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风险；环境风险评价；空间统计     

完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的思考

气象灾害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环境同题，然而我国目前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尚不完善。该文通过回顾近两年来我国发生的极端气象灾害事件，深入分析了我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现状和监测预警能力、应急机制、基础设施建设，预报预警信息发布、防灾减灾知识普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法律体系；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四个方面，阐述了完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为完善我国气象灾害防御机制提出了建立健全气象灾害防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多部门联动和信息共享的应急协调机制、开展工程建设气候可行性论证、加强气象灾害综合监测和重视气象灾害科学研究等建议。     

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特征及环境风险评价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强度及配方肥用量核算数据,运用化肥施用环境风险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2016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特征及其环境风险。结果表明:(1)2016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普遍存在化肥施用过量现象,且不同区域之间单质肥料施用过量程度差异显著,其中,小麦和玉米种植单质肥料存在施用过量的空间范围及过量程度整体上要高于水稻。(2)中国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环境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且处于相同风险等级的区域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邻近性。(3)中国三大粮食作物总化肥环境风险水平整体较低,但内蒙古、新疆和江苏的小麦种植以及内蒙古、甘肃和湖北等地的玉米种植化肥施用环境风险仍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风险等级,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区域。针对当前三大粮食作物化肥施用过量现象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当加快三大粮食作物配方肥的推广应用,出台政策措施鼓励企业按大配方生产配方肥,并引导企业在适宜地区进行销售,制定补贴政策以提高农民选用配方肥的积极性,开展科学指导和技术服务以提高农户科学施肥能力和认知水平。     

企业排污的环境责任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企业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加着"三废"排放量。企业产品生产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包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毒物以及病菌,这在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同时,也给人们地生存空间以及生命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污染、生物枯竭、人的致病率及死亡率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与实践中均提出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的研究问题,其中环境责任测度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为探索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的有效方法,本文在文献综述以及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最有排污量确定原理以及经典经济学中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选择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影子价格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方法构建了测度企业排污环境责任的数学模型,利用极值理论以及优化方法研究了模型参数的确定,给出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参数确定的有效方法,并对测度模型参数的应用条件及检验进行了分析,完善了企业排污的环境责任测度理论与方法体系,提高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的效果与效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江苏MW集团公司的2008-2012年产品生产"三废"排放的实际资料,对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进行了应用分析,通过应用计算确定了江苏MW集团公司生产排污的环境责任价值,通过对测度结果的分析及检验,验证了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模型的有效性,实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为企业确定其环境责任以及加强环境责任管理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手段。     

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识别与防控路径研究

生产环节是生猪供应链的起点,也是风险事件高发环节,养殖户滥用兽药、使用受污染饲料饲水以及疫病防疫、饲养环境维护、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不当行为均会引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影响且直接导致消费环节的损害,致使整个生猪供应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测度既可以降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还可以提高生猪供应链风险管理效率。文章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结合江苏省阜宁县生猪养殖散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来源及其要素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内部安全风险、外部安全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三个方面。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内部安全风险来看,生猪养殖户对安全生产政策的不当认知是最为重要的风险因素,其次来自于生猪养殖户的病死猪不当处理行为和不当的兽药施用行为。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外部安全风险来看,相关部门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监管不力、生猪养殖户获取安全生产信息难度较大也可能会带来相关风险。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系统安全风险来看,除发生自然灾害与生猪产生疫病外,生猪养殖的成本较高、生猪收购价格过低以及生猪需求量的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对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生猪养殖户的认知能力,加速生猪供应链纵向整合,加大对疾病与自然灾害的监控与预测,提高生猪产业链集中度,以减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的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