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最低收入人群承受能力下的城市生活用水价格调整策略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为例,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分析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承受能力。结果显示:天津市最低收入人群实际生活用水支出与理论支出的差距越来越小,水价格已接近最低收入人群的最大可承受能力,水价调整必须考虑这部分人群的利益;适宜采用以基本用水量为基础的累进制阶梯水价和政府补贴,促进价格杠杆作用的发挥和节约用水。     

西北干旱区城市生活用水阶梯定价探析

基于水资源紧缺的形势,实行阶梯水价是节约用水的关键举措。本文在综述国内水价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从居民消费结构出发的ELES模型估计实行阶梯水价后的节水效果,并应用西北干旱区典型代表城市——兰州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利用兰州市2012-2014年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实际用水数量来估算阶梯水价和分级水量。结果表明,低水价和单一水价使兰州市居民生活用水浪费较大,高收入用水户奢侈性用水较多,实行阶梯水价具有良好的节水效果。最后,对于在西北干旱区推行阶梯水价给出政策建议。     

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

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是城市社会为用水而直接或间接支付的、以市场价核算的全部成本总和。基于城市用水的生命周期,初步建立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方法体系框架,将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分为取水、制水、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五个部分。以A市为案例的城市用水社会成本定量研究表明,一是A市的城市用水实际投入支出偏低,不足以覆盖相应成本(2015年城市用水供给端的实际投入8 000万元,低于同口径核算成本11 893万元,排放端的实际投入7 000万元,低于同口径核算成本8 183万元)。二是A市城市用水全社会成本至少为6.23元/t,而当地目前实际的居民用水平均价格为2.05元/t,无法体现城市社会为用水而支付的全部成本,难以反映城市水资源的真实价值。三是假定基于社会成本定价,A市居民人均年用水支出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完全符合居民承受范围。四是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具有一般可行性,随着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将推动核算更具普适性和准确性。五是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有助于推动城市用水管理市场化改革,具体体现在推动实现使用者付费、拓展PPP模式应用范围、健全水务市场竞争机制、降低财政支付压力等方面。建议基于社会成本核算制定水价,通过水价真实、客观、显性化地反映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基于社会成本定价改革水务市场运作模式,切实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城市用水成本信息公开程度,为水价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执行监督提供基本保障。     

阶梯水价实施对居民用水量时间序列的影响

上海市自2013年9月实施阶梯水价政策距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本文随机调研上海市14个小区2011—2016年的月水费账单数据,居民的用水时间序列呈现典型的夏季高,冬季低的季节性特征。不同房价和房龄小区的用水量特征有较显著的差异。运用Holt-Winters算法解析用水量的变化趋势,表明以2013年年中阶梯水价实施为分界,所调研小区的用水变化趋势总体比之前有所降低,说明阶梯水价的实施对居民节水意识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Ramsey模型及其改进的研究和启示

缺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而对水价的制定到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起科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Ramsey模型及其改进的研究．得出如下启示．即实行阶梯水价既有利于实现杜会福利的优化，也可以起到节约水资源的效果。由于阶梯水价机制的设计可以为制度安排、资本进入和市场运行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实施阶梯水价的背景下．政府只需对基量水价按边际成本的定价原则来严格规制．从而有效提升水务市场的运行效率。上述举措的优点在于：由于基量水价被严格规制．消费者的基本用水福利可以得到满足；超过基本用水量的水价和再生水价的相对放松规制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水务行业．使行业运营效率得到提高；国有资本退出水务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负担减轻，同时．由于放松规制．政府的规制成本也得以降低。最终城市水务行业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需求研究

中国超过60%的城市不同程度上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约一半的缺水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供给将成为制约部分城市人口承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1万户中国城镇家庭调查(UHS)的微观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用水需求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城镇居民家庭用水的价格弹性在-0. 4～-0. 5之间,收入弹性大约为0. 2～0. 3之间,为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意味着按照"拉姆齐"原理,开征水资源税是具有效率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在总体上高于收入弹性,也意味着只要城镇用水价格的平均上调幅度不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城市居民的平均直接用水量将不会提高。②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家庭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外出就餐和服务类支出比重显著降低家庭的直接用水量,家庭外出就餐每增加1%,会减少直接用水0. 3%左右,而家庭购买服务会减少直接用水0. 2～0. 3个百分点,意味着存在"虚拟水"转移现象。③异质性分析方面,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收入家庭用水的不平等性不受收入弹性值的差异影响,因此旨在促进家庭用水节约的政策设计上,可以不把家庭收入作为政策设定的参考变量。④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逐步缩小样本范围,尽量确保进入回归的样本都是单一水价以及在当年未经历水价调整。其结果表明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的实证研究对未来城市居民家庭用水模式进行了定量评估,为未来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

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了解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采用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38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改进后的扩展型线性支出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基本需求、边际消费倾向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重;食品和衣着是其基本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并且在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和居住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主要集中于享受型消费;在交通、在外用餐、文化娱乐、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上表现出较大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最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本文提出了刺激消费的差别化政策建议。     

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运营模式的科学设计以及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管理是邻避型PPP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针对邻避项目存在的低收益和居民环境行为转变难两大问题,本文基于计算实验理论与方法构建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模式与居民环境行为模型。通过对利益相关主体的社会属性与行为变化规律分析,进而设计运营商、政府、居民和从业人员等主体的计算实验交互规则。模型与计算实验研究了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态和居民环境行为在自负盈亏与统一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统一价格、固定收益率与统一价格、自负盈亏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最小收益保证与阶梯价格以及固定收益率与阶梯价格等六种情景下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1)阶梯价格能在短期内改善邻避型PPP项目的运营状况,统一价格机制更有利于项目长远发展。(2)自负盈亏并不是邻避型PPP项目的一个理想方案,收益担保是一个相对稳妥可行的选择,而固定收益率是一个对政府财政有高要求的优化模式,可优化居民环境行为并降低PPP项目的邻避效应。(3)自负盈亏模式下运营商无心开展环境教育和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固定收益率模式有利于推行环境教育并提高从业人员待遇。(4)邻避型PPP项目的环境投入-环境意愿-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时滞效应。这意味着,较难通过收益模式与价格机制的调整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市场的力量无法协调邻避型PPP项目目前存在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政府统一管理价格并保证社会资本的回报。同时,改善居民环境行为和管理邻避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有系统的筹划与长期时间的积累。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影响的经济分析

本文目标是定量评估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的影响。以往研究只考虑灌溉水价对于农户某种节水行为的影响,本文充分考虑在不同的价格水平阶段,农户会在多种节水行为中进行选择,引起用水需求弹性变化,并改变用水量,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反应价格水平与农户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水价市场健全以及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本文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研究农户节水行为随着价格水平而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价与节水量的关系。本文还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黑龙江省境内某农场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案例地区,当灌溉水价达到0.04元/m3的时候,水价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水价在0.04-0.065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减少灌溉用水,节水量为135-203 m3/hm2;水价在0.065-0.08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当地的浅湿灌溉的节水技术,节水量为1 400 m3/hm2;水价在0.08-0.1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地下水,节水量为1 400-6 309 m3/hm2;当水价高于0.1元/m3时,农户有水改旱的倾向,节水量为6 390-14 000 m3/hm2。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不仅适用于案例地区,也为其他灌区的水价和用水量关系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基于最优拍卖数量和资金再分配模型的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研究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用水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对地处上海市浦东快速城市化区域的8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用水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被访农民普遍认为自来水价格过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决定被访农民对水价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2）自来水价格主要对农户的洗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来水价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用井水洗衣。（3）影响农户自来水用水量的显著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自来水价格、洗衣水源和洗澡方式。（4）被访农民普遍具有节水意识,但大都局限于“节约使用自来水,减少自来水水费”这个层面。提高农民的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正确引导其井水抽取和生活污水排放行为,促进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项目的普及和正常运行,以及完善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现阶段当地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工作重点     

排污权政策模拟和系统动力学研究——基于动态博弈的视角

本文基于完全信息的经典双寡头古诺模型,构建不完全信息——不同理性程度的动态三寡头博弈模型,对三个寡头企业作出异质性理性的假设:天真理性、有限理性和适应性预期的理性行为,将传统博弈理论和动力系统的分岔理论相结合,模拟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的寡头厂商行为,在假设企业是通过在排污权交易市场购买额外的排污权治理污染的条件下,探究产量调整速度、边际治污成本和排污权价格对企业产量决策的影响,对纳什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条件进行分析。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产量调整速度处于一定范围内,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当超过这一范围时,适应性预期厂商的均衡产量只发生了倍周期分岔,而有限理性厂商的均衡产量经由倍周期分岔进入混沌状态;边际治污成本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理性预期,随着边际治污成本的增加,有限理性厂商的产量越稳定,而天真理性和适应性预期的厂商刚好相反,经济系统出现周期分岔甚至混沌,混沌最终稳定在纳什均衡水平,说明边际治污成本越高,市场越不稳定;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排污权价格的增大有利于寡头市场产量供给的稳定。系统的奇怪吸引子、最大Lyapunov指数和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验证了系统处于混沌的事实。由于混沌意味着无序使模型预测变得困难,最后运用延迟反馈控制法使混沌稳定在纳什均衡水平,此时寡头厂商获得最大化利润。这对于稳定排污权市场,防止市场出现无序混沌的情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评估

环境价值评估中广泛存在支付工具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当采用"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分别开展环境价值评估时,得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支付工具效应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该研究同时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进行评估,并检验两种支付工具的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首先基于时间分配理论比较了"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在评估环境价值时存在的理论差异,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随后,课题组分别基于两种支付工具设计了两组选择实验,在2017年5月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样本中。基于调查数据,该研究采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湿地属性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湿地属性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北京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 000 hm2、湿地Ⅱ类与Ⅲ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加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基于"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基于"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分别为每年0.211 d、0.138 d、0.042 d和0.093 d。采用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采用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与实际工资率乘积的50%,即支付工具效应得到证实。男性样本中的支付工具效应强于女性样本。而且,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支付工具效应越强。该研究的分析结论可以为城市湿地的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后续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利用支付工具效应设计环境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中国省域低碳农业绩效评估及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本文在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农业经济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引入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低碳农业绩效1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其余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西藏、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农业减排成本较低;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大趋势,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中国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而可能降低企业的贸易竞争力。本文选择全国碳市场覆盖的6个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以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行业出口值和出口竞争力指数作为贸易竞争力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碳价格对它们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由于缺乏全国碳价格数据,本文选用能源成本作为碳价格的代理变量,先研究能源成本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碳价格向能源成本的映射关系,再研究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设定(对数)线性模型,研究了行业能源成本对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元,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约下降0.0136;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行业出口值和行业出口竞争力指数分别下降约22.97%和12.26%。然后,本文研究了行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建立碳价格向行业能源成本的映射。由于短期内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比较稳定,每消费1单位能源,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就相对固定,但又因行业间的能源结构存在差异,相同的碳价格映射到各行业的能源成本也就不同。之后,本文构建存在全国碳价格的反事实情景,通过映射关系研究了不同水平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和累积影响。结果显示,碳价格对覆盖行业的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递减。由于行业能源成本、映射系数及出口规模的不同,碳价格对覆盖行业出口值的影响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

环境质量是影响目的地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空气质量问题,雾霾成为备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关于雾霾的成因及其影响和防治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旅游城市饱受雾霾的困扰,雾霾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并成为当前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北京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揭示雾霾对北京作为目的地旅游市场需求的负面影响,对于丰富雾霾影响的认识以及深化旅游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问卷星和微信平台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通过滚雪球方式获得了大数量较高可靠性的样本数据,研究了京外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决策行为倾向,分析了大陆居民对北京雾霾感知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1在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亲友的口耳相传以及亲身经历等渠道的综合影响下,大陆居民对北京的雾霾及旅游健康风险、旅游体验风险均有十分强烈的感知;2在雾霾的持续困扰下,北京国内旅游需求减弱,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也加剧了北京旅游市场的季节波动;3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北京雾霾的旅游影响更加敏感,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对北京雾霾的感知强度明显大于雾霾不严重地区的居民,雾霾严重地区的居民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也更加排斥北京。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