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演化机制及其资源开发模式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逻辑及关键问题分析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讨论乡村旅游的发展走向问题,要从改革的视角继续强化乡村旅游的服务角色定位。从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逻辑框架入手,以市场开发目标与政策服务目标两个角度进行分阶段对比分析,有助于找出强化政策价值的关键问题。分析发现：在资源梳理与挖掘阶段,实现市场目标与政策目标在乡村旅游资源观上的辩证统一,需要积极强化乡村旅游的正向功效,谋求乡村地区细节性短板内容的改善与提升;在内容规划与提升阶段,科学解决乡村旅游合作开发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需要厘清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完善监管激励制度、提升信息透明度、提高寻租和违约成本的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施运营与管理阶段,统筹优化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要在集约用地方式、人才引进与培养、多元化资金筹措、技术应用赋能等方面多措并举。     

数字乡村建设下农旅资源整合及其空间效应——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嵌入正在改变乡村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也为农旅资源融合提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数字乡村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广州市从化区乡村的农业空间从单一的生产空间拓展到“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空间;（2）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发生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场域,打破传统单一的“农家乐”农旅整合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发展;（3）数字支持下农旅资源整合拓展了农业空间的内涵、增强了乡村对外部空间的依赖以及促进了乡村表征空间的媒体化,但存在传统乡土性的破坏、过度依赖外部性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     

中国区域共同富裕实践中乡村旅游作用机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探索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乡村旅游资源创新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写在专辑刊发之后的话

<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之一，为我们深入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提供了理论指引。推动共同富裕，短板弱项在乡村，优化空间和发展的潜力也在乡村。切实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乡村旅游是新时期弥合解决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繁荣乡村经济、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理论内涵、关键问题与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制约乡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研究立足共同富裕新挑战,超越单一经济视角,兼顾物质和精神富裕,考量绝对与相对贫困,剖析区域间与区域内多层空间,在宏微观人本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内涵进行更新;指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关键问题;建构宏观、中观和微观指标体系。宏观层面通过生态指标、供给指标、文化指标衡量发展能力,社会指标衡量发展机会,经济指标和治理指标衡量发展结果;中观层面通过居民协同治理水平、分配公平水平测度各主体间发展过程的公平性与发展结果的共享程度,主客价值共创水平测度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为落脚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等。研究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区域不平衡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有助于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应用参考。     

“两化”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生态环境和资源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打通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换通道,是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本文基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视角,在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改造,优化延伸乡村生态产业链条,以及健全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机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

如何借助旅游发展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针对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来自旅游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10位专家依据“理论辨析—作用途径—作用模式”逻辑进行了跨学科研讨与对话。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认识以往旅游扶贫中遗留的不均衡、不充分等发展问题,坚持乡村正位,确立城乡平等“互哺”的关系;厘清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厘清乡村性、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多重逻辑关系;区分明确区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并因时因地制宜;需要协同多元主体,尊重村民理性,提升乡村居民公民性;探索慢旅游、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融合等创新发展路径。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旅游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持续领跑宏观经济,并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资源是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基础,我国是旅游资源大国,处理好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创新发展是旅游资源研究的关键。来自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探讨了新时期、新阶段下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思路,从旅游发展的新特征、资源价值的新认知、开发与保护的新方式以及针对专项资源的保护开发的新对策等方面重新定义新时代旅游资源研究的重点,核心观点整理如下：（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众旅游方式变化推动旅游产业革新,旅游资源的内涵也相应不断丰富。新时代旅游资源的重构、泛化和组合的变化需要重新对旅游资源进行识别、划分和评价,未来资源仍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需要合理认知旅游资源的新特征和新价值。（2）新时代,传统资源开发的条件趋严,坚守生态底线是发展的基础。从供给端看,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面向游客新需求,以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为重点,借助科技新手段,创新资源开发新模式,推出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产品,从而激发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属性,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升级,实现资源、资本、资产的可持续发展。（3）从需求端看,捕捉客群变化特征,构建社会规范和文明旅游新方式,从多方面引导游客主动保护旅游资源的行为,从而形成推动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协调的新思路。（4）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富,决定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方式的多样化：针对乡村旅游资源,要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其新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因地制宜,以产业集聚为突破,重视乡村社区利益,推动乡村旅游资源的创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活态利用,构建多方参与的新机制;针对人文旅游资源,需要挖掘人文旅游资源本真性,融入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针对山地民族旅游资源,在时代价值重新认知的基础上要重视其地域系统的独特性,基于人地关系整体化保护与开发;针对民宿旅游,重视其转化农村闲置资源的重要功能,强化生态保护,构建民宿旅游集聚区。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生态环境领域推进EOD模式实践的意义、挑战及路径探析

近年来,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以下简称“EOD”模式）在区域开发、城市规划和工程管理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领域推进EOD模式,可以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保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有效途径。现阶段EOD模式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因此该研究提出探索EOD模式实践路径的有关建议,包括筛选适宜的实施领域、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打通“两山”双向转化通道、创新多方参与的投融资模式和发展多元产业实现自我造血功能等。     

论制度协同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创新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得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区别于“权力+干预”的权威型模式以及“主导+单向”的激励型模式,以“领导+主导+参与”为主要导向的生态环境合作型治理模式已成为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的协同性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保障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协同存在的制度体系目标与制度体系效能客观相悖、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主体职能重叠与信息缺位、责任保障机制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等不足,提出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注重用最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科学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机制,逐步实现智慧型治理模式;合理衔接生态环境公法与私法责任制度,实行终身追究制,有效回应适度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