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沿江城镇体系研究

开放条件下，“全球 地方”作用深刻影响着区域城镇体系，沿江发达地区表现尤其典型。基于分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2006年为时空断面，对江苏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服从Zipf定律，首位城市南京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垄断性相对较强，但并非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空间关联维数显示，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各城镇间联系紧密；（3）根据分维数和无标度区分析，三大城市群中，宁镇扬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好，苏锡常次之，通泰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差；（4）扬州、镇江、南京和苏州的城镇集聚程度较高，分形发育较为成熟；南通、泰州、无锡和常州的集聚程度均较低，分形结构不佳。扬州在区域城镇体系中分形发育最为完善，中心性最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空间格局至今没有变化.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采用调整后的产业集聚EG指标，结合产业集中度指数，对武汉城市圈2000～2007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的测度，并分别从制造业集聚度变动趋势、产业集聚度特征、产业集聚空间分布特征、增长集聚弹性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度较高，而且中高技术行业集聚特征十分明显，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较为分散；从行业的区域集聚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产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4市，其它5个城市产业集中度较低，城市上榜次数较少，且上榜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形成了以武汉等4市为中心，其它5市为外围的“中心 外围”结构；构建的产业集聚弹性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城市圈制造业集聚弹性较大，但不同行业间的弹性值差距明显。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武汉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获取了武汉城市群3个阶段(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的城镇用地信息，采用景观扩张指数、间隙度指数和相关分形维数分析了该地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模式、空间形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1）城镇用地扩展基本模式呈现差异，第一阶段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第二、第三阶段以边缘式扩展为主；（2）城镇用地空间形态处于演化变动中，第一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城镇用地分布呈现“均一化”，第二阶段城镇用地扩展显著趋缓，增长空间相互分离，以中心城市的孤立扩展为主，第三阶段城镇用地扩展呈现“首位式”“集中化”趋势，武汉市中心性显著增强，核心-外围差别显著，局部范围的空间融合初露端倪；（3）城镇用地扩展经历了多点“开花式”均匀扩展期、散点“离心式”缓慢扩展期和集聚“首位式”快速扩展期，这种差别化的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与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方针以及土地管理政策的综合影响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视角下江苏沿江地区的制造业空间重构研究

制造业重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经济发展转型期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如何共同影响制造业空间重构有待探究.运用区域分工指数、行业专业化指数、区域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分析了1990～2016年江苏省沿江县域制造业在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影响下的重构特征与驱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与绿色化不断深入,沿江地区间制造业地区结构差异呈现先小后扩大再缩小,地区间产业同质化先减弱后增强的演化特征.制造业空间聚散格局整体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态势;区域一体化初期“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制造业开始集聚;伴随一体化水平提高与绿色化发展深入,制造业开始向外扩散.污染密集的化工产业不断向长江以北、沿海、远离岸线、乡村与行政边界等地区扩散.区域一体化和绿色化通过政策扁平化与环境规制、企业主动扩张与被动迁移、技术扩散与绿色创新等相互作用驱动制造业空间重构.     

农村聚落功能评价研究——以启东市为例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聚落功能多元化趋势明显，空间异质性深化，但针对农村聚落功能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从效用价值理论和供需分析视角出发，剖析了农村聚落功能的服务内涵和时空动态特征，提出农村聚落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分类体系，构建了功能评价指标和基于信息熵的综合评价模型，以村为单元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农村聚落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案例区西部和北部远离城镇、交通干线地区农业生产功能较强，城镇周边以及沿江地区工、商、文化教育等功能集聚，东北部吕四港地区休闲娱乐和自然人文景观保护功能较强；农村聚落功能多元化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多中心”的格局特征，从“中心”向外围地区，随着距离增加，聚落功能多元化程度逐步衰减，且不同“中心”的功能构成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南京城市全面跨江发展初探

南京是我国长江尾闾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自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始筑“越城”至今已有2 482 a的历史。在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历代在此建设城廓，都以江南向西北开口的簸箕形盆地作为基础，而向北跨江发展自历史上以来都非常缓慢。在实地踏勘研究区和梳理分析历史地理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了南京城市跨江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出4个发展时期：沿江发展期、跨江发展的萌芽期、跨江发展的初期、跨江发展的全面和加速推进期。基于城市跨江发展的原因与机制等理论，分析论证了当前南京选择全面和加速推进跨江发展的可行性。依据国内外跨江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南京实施全面和加速推进跨江发展的主要策略是：(1)加快构建合理的跨江交通格局；(2)处理好江北新市区与南京城市整体功能的互补性与独立性关系；(3)做到空间布局优化与开发重点突出并举，江北老城镇保护性改造与新市区开发建设并重；(4)充分利用大型产业项目的非树型效应；(5)实施沿江岸段的合理功能分区与生态环境综合整治；(6)省市政府提供持续的政策支持，完善体制机制改革。〖 〖HT5”     

开发区的“第三次创业”：从工业园走向新城

开发区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产业空间。开发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界将我国开发区发展阶段总结为“一次创业”和“二次创业”两个阶段，但是目前我国开发区普遍出现了从工业园向新城区转型的趋向。从企业家型城市的理论视角，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发展与转型的实证研究，论证开发区建设进入“第三次创业”的新阶段——即从工业园向城市新区的转变。在新一轮转型中，苏州工业园实施了企业家的城市策略，采取了园区再定位、创造新城市空间等企业家城市行动，园区的新城功能和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研究也发现园区管委会的管治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向社会和城市综合管理转型。该研究将对我国新一轮开发区的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生态经济：自然和经济双赢的新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经济作为变革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备受关注。通过梳理生态经济缘起与概念，归纳出生态经济“三低”门槛和“三高”表现；基于工业品与生态品分工的空间均衡理论分析，东部生态重要与敏感区域，适合发展生态经济，可以为大区域生态平衡做出重要贡献；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生态品供给为主的降工业化的过程，以生态品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绿色化，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是实现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共增长的新方式     

中国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格局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以全球经济首要“推动者与塑造者”的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催化剂。引入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用面板数据研究了1995～2009年中国FDI时空集聚特征及其动因。结果表明：各省份实际利用FDI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相关性日渐增强。从总量上来看，仍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但是从增速来看，呈现向沿江的重庆、四川等投资条件相对较好的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的趋势。从局部上看，呈现由外资集聚程度较高的省份向周边相邻省份扩散的趋势。空间滞后回归模型也进一步印证了空间依赖性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     

转型期南京市制造业郊区化及区位选择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国城市郊区化有着深层的制度和经济背景。以南京为例，重点研究了制造业郊区化问题。首先分析了南京制造业企业空间聚散格局及郊区化程度，而后建立一个在我国经济和制度转型背景下制造业郊区化的理论框架，就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转型对制造业郊区化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导出相关要素，采用计量模型对要素检验进行，对其作用方向和强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制造业已进入明显的郊区化进程，城市近郊区的一些重点街镇和中心区外缘的少部分街道是制造业郊区化集聚的主要方向。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退二进三”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郊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是制造业郊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区域化过程的边缘地区发展模式——以南阳市为例

边缘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区域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其发展轨迹、机理对于促进经济相对滞后的边缘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豫鄂两省交界地区的南阳地区为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其处于“核心→边缘”中的区域化过程进行阐述，采用区位商和“三轴图”产业重心方〖JP2〗法对其边缘化过程进行分析，针对南阳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提出未来解决边缘化的主要发展模式：（1）“CI”区域形象设计，推行区域形象发展模式；（2）“特色农产品＋农户＋中介＋（市场）明星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特色资源+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发展模式；（3）以旅游和物流为主的交通驱动型第三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特色模式带动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以期为南阳地区及同类区域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上海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研究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在国家“T”型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统计数据，从联系节点、联系通道和联系作用量3方面，定量分析上海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联系。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空间等级分布不均，呈现出“一极，多心组团”及沿铁路干线分布的空间格局；（2）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间的可达性明显优于中西部城市，而城市客货流则多集中在上海与重庆、成都、武汉、南京等二、三级中心城市之间；（3）经济联系随空间距离增加而衰减，与上海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沪宁-沪杭-杭甬铁路沿线，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上海经济联系作用量很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上海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对此提出了几点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