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与跨城市差异分析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区域系统碳循环的土地调控机理及政策框架研究

土地利用活动是区域碳循环的重要影响因素,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及其组合格局的改变会影响区域碳循环的规模和强度。开展区域系统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研究,有助于从区域开发、产业调整、土地规划、城镇布局及城市发展模式等方面促进区域低碳发展,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土地利用对区域系统碳循环的影响机理,探讨了土地利用活动对区域自然和人为碳循环过程的影响;从土地利用方式、结构、规模和强度等方面分析了区域土地利用碳循环的土地调控机理,并提出了从价格、规划、税收和供地计划入手选择调控手段、确定调控对象,从而改变区域系统运行状况,以实现对区域碳循环进行调控的总体思路;最后从低碳土地利用技术、规划、模式和政策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区域系统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的政策框架和实施策略:①低碳土地利用技术:包括低碳土地利用规划评价技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和土地循环利用技术;②低碳土地利用规划:包括低碳型城镇土地利用规划、区域绿地系统规划、低碳交通用地系统规划、低碳土地利用结构布局规划及低碳主体功能区规划;③低碳土地利用模式:包括区域生态建设模式、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紧凑型城市模式与低碳生态工业园模式;④低碳土地利用政策:包括土地碳补偿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低碳土地金融制度、土地利用碳核算制度及低碳土地调控体系。通过构建区域系统碳循环的土地调控政策体系,不仅为区域土地利用活动提供指导,也可以为区域低碳土地利用调控提供参考。     

基于产业影响和空间重构的低碳城市建设研究

产能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规划是低碳城市建设两个重要因素。本文在探究低碳城市内涵和梳理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从产业影响和空间重构两个视角,分析了天津市低碳城市建设的思路。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本文构建了天津市各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其中工业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大都在1附近波动,且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八大优势产业中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均大于1,说明天津市各行业发展比较均衡,八大优势产业是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石油加工炼焦业等重化工行业的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比较高,说明了这些行业是高碳排放行业,是天津市实现碳减排目标应重点调整的行业。各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引领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行业不一定都伴随着高碳排放。根据两个产业影响系数的值将天津市各产业划分为四个群组:高产业影响力-低碳排放产业群组,高产业影响力-高碳排放产业群组,低产业影响力-低碳排放产业群组,低产业影响力-高碳排放产业群组,产业群组的划分可作为天津市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遴选的依据。区域间协同发展和产业对接协作是产业功能区优化布局的重要因素,天津市应积极完善环渤海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努力实现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产业功能区布局优化、生活功能区布局优化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是天津城市低碳发展空间重构的主要方面,本文从这三个层面给出了天津低碳城市建设的建议。     

中国低碳城镇化的问题及对策选择

考虑到城镇化是我国未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推动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在文献调研和专家研讨的基础上,从空间布局、规划、城市建设等领域分析了我国当前城镇化进程高碳排放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规模城镇化特点较为突出,存在盲目做大城市经济总量和提高城镇化水平的现象;城市空间蔓延增长矛盾突出,城市规划在理念、指标和内容设置等领域均不能满足低碳发展的需要;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能源、建筑运行、交通领域未形成有效的低碳发展模式,城镇地区能耗密度过大且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城镇建设低质低效、节能潜力未有效挖掘,低碳的公共交通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为积极推动低碳城镇化,本文建议以建立针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总量约束和控制制度、健全低碳发展相关的法律标准体系、改变传统规划理念促进城镇空间布局低碳发展、将低碳发展指标融入城市规划体系、完善城镇化低碳治理模式等方面为着力点,在满足人民生活品质合理提升需求的同时有效控制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破解城镇化道路中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上升带来的能源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问题,使推动低碳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模式选择

低碳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践行低碳理念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较为成熟的可归纳为"哥本哈根模式"、"伦敦模式"、"伯明翰模式"、"东京模式""保定模式"、"上海模式"等。中国低碳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低碳发展不能千篇一律的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本文将中国城市的类型和特征与其低碳发展模式的选择相结合,从人口规模、区位、资源禀赋及工业化阶段等角度对我国城市进行类型划分,并认为任何一类城市的低碳发展都必须依据自身特征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同时,对武汉市的案例研究表明,因地制宜的选择一条重化工集聚、中部特大型城市的综合低碳发展模式是武汉市实现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     

城市土地利用对居民通勤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以南阳市为例,基于3 746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GIS、多元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了我国中部城市居民通勤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重点研究了居住地和工作地中小尺度土地利用因子对通勤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内生变量中,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式均是影响居民通勤碳排放的显著因素;在外生变量中,工作地的道路密度和商业用地占比、居住地的人口密度与通勤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公交线路数量、居住地的土地利用混合度、工作地的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占比与通勤碳排放呈显著负相关。研究成果旨在为研究区城市土地利用优化调控和低碳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其他同类地区城市土地利用低碳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通过对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并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因子主成分回归方法,构建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子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2000~2011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逐年递增态势,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均逐年递减态势;安徽省在城市化快速进程中,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建成区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时,碳排放总量将增加1.208 8%、0.202 0%、0.502 3%、4.793 8%、1.066 0%;当能源强度每下降1%时,碳排放总量将减少0.120 2%;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工业化水平提升促进了能源的消耗,成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鉴于此,提出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用地规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及开发利用新能源、优化产业结构及提高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建设紧凑型低碳城市、倡导低碳绿色生态的生产消费模式等政策建议,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以及实现“生态安徽”与“美丽安徽”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中尺度（省级行政区）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研究提供示范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关系研究——以1996～2010年湖北省中心城市数据为例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与土地利用碳减排的双赢,是我国土地管理者的期望。先是测算了湖北省3个中心城市1996~201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值,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假定,最后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土地利用资本集约阶段,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作为碳源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效果明显大于保育农用地等碳汇的碳吸收量效果;不同土地集约利用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关系呈动态变化,技术进步将成为改变两者正相关关系的关键;在土地利用的资本集约阶段,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会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及产业集聚特征的变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将减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土地低碳集约利用策略。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土地低碳利用对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估算了武汉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分析了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1996年的95282万t上升到2010年的4 55035万t,年均增长1182%,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2）武汉城市圈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耕地最小,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圈各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时空差异,时间上表现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幅度的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单元碳排放量的差异;（4）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