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13年中国绿色GDP核算及时空格局研究

论文基于资源环境视角,通过构建绿色GDP核算体系对1997—2013年中国及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GDP进行核算,并进一步通过人均绿色GDP及绿色GDP指数揭示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在1997—2013年间绿色GDP指数为78.99~87.06,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依赖度较高。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资源节约效果显著,环境污染管治仍需加强。2）区域差异上,人均绿色GDP与绿色GDP指数均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格局,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其资源环境依赖性也较低。3）将全国进行绿色发展分区后,处于健康区的省市有10个,潜力区5个,高危区10个,警戒区6个。绿色发展健康区主要覆盖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内陆省市为绿色发展高危区的主要覆盖区。     

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为例,基于2013~2019年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绿色金融改革政策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平均值为-0.375）,且呈现逐年递增.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碳减排效应.此外,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改革政策的碳减排效应会辐射到试点区域的周边地区.但绿色金融改革政策并未发挥多污染物减排协同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扩大改革试验区范围、加大对绿色金融主体的激励和引导以及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     

城市绿色交通发展与碳金融机制创新

城市绿色交通是采用低污染、高效率、少占地、适合城市发展并有利于生态和谐的综合运输体系,其中减少环境污染和减轻拥堵是当前实现城市绿色交通的关键。碳金融是通过碳金融产品创新,以低碳经济发展为目的金融资本及与碳排放相关的金融活动的统称。本文提出利用碳金融机制创新,对每个市民的碳配额进行调控,来实现城市的绿色交通发展,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环境形势及绿色发展路径分析

京津冀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和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环境污染严重是影响京津冀区域民生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在分析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基础上,阐明走绿色发展之路,才是改善京津冀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并从守底线、优布局、调结构、强基础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决策依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

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遵循。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从绿色一体化、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创新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方法和QAP方法揭示其区域差距的空间来源、演进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在各子系统中,东部地区均呈现出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绿色创新水平不容乐观;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呈恶化趋势,板块间差距是整体差距的最主要来源,缓解板块内差距的着力点位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全国及四大板块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的演进脉络各异,但极化趋势均日益加剧并伴随着“优者更优”现象;合理调控科创环境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是缓解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区域失衡问题的决定力量,而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会抑制城乡绿色发展,此外在区域层面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中国绿色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

中国绿色金融创新实践发展迅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由于政策、技术、法制、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牵头部门缺位,协调机制缺失,统筹协作不足;体制机制的激励与约束手段不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金融的意愿不强;配套机制体制建设不健全等不足。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绿色金融领导小组或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融合作用;为绿色金融的市场化发展和创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安排、市场条件,破除不必要的障碍,推动中国绿色金融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     

深圳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及建议

绿色金融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加强节能环保产业、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本文论述了当前全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形势,梳理了深圳绿色金融、环保产业现状,提出当前绿色金融还存在激励引导政策有待健全、发展滞后于绿色产业发展、绿色金融所需的信息公开不足、宣传引导不足等问题,并提出当前阶段绿色金融发展建议:研究探索政策统筹机制,加快绿色产业发展,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现状与建议

目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大政策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但与之相配套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与国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相比,我国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有些产品与服务仍然缺失。文章分析指出严格环保执法将刺激投资需求、推动治污市场的形成,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环保规划将引导并推动治污市场的投资需求,尤其是"三大环保行动计划"将深度释放治污市场投资需求;因此,污染减排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以绿色信贷为主,部分商业银行已将发展绿色金融作为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还面临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发展绿色金融有效机制安排缺乏、绿色信贷发展组织体系不完善、绿色信贷专业能力不足、绿色金融发展激励机制缺乏、金融产品和服务不丰富等挑战,需从推动绿色金融立法、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培育绿色金融中介服务、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方面,为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保障。     

中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对驱动工业绿色创新空间趋同的影响

针对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不平衡发展下工业绿色创新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及空间趋同性,构建对内开放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评价方法对30个省级单位的对内开放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并通过基尼系数等变异指标比较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差异,利用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性.研究发现：我国省际间对内开放度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增加-降低的发展特点,而空间维度上存在东高西低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间对内开放度的内部差异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省际间工业绿色创新的分散离散程度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波动较大,尚需进一步调整改善;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均会随时间推移达到一致的长期均衡,并且其邻近地区因经济发展情况、技术环境、研发水平等特征相似而呈现出的长期相互趋同.加速省际间对内开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适当放宽环境管制政策是促进我国整体和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适宜的环境管制强度是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省际间对内开放度的地区异质性来源及省际间对内开放约束下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趋同情况,有利于我国在新经济形势下缩小省际间对内开放差异、加速对内开放,进一步提升工业绿色创新能力.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区域水-能源-粮食绿色效率、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多维角度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Meta-SSBM和Meta-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测度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区)水-能源-粮食绿色静态和动态效率,并运用泰尔指数分解东部、中部和西部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由于技术差距无效率而导致的在共同前沿和...     

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与污染研究

研究对比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空间变异、时间差异、污染水平以及环境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均超过了中国土壤背景值,尤其是Cd和Pb的污染严重,其含量分别是中国土壤背景值的91.37倍和41.91倍,Ni的污染较轻,其含量是中国土壤背景值的1.59倍。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含量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土壤重金属含量差异较大,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的污染程度不一,城市不同功能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同时,城市土壤中金属含量也因城市发展时间的长短而又一定差异。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总体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是45.404,属于重度污染,中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为71.56,潜在生态风险程度为高级。不同等级的城市污染程度不一,造成的环境风险也不同。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我国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空间非均衡性分析

环保产业是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举措.基于空间非均衡性理论与测算方法,通过构建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计算了我国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基尼系数,探究了东中西部环保产业投入与产出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在2000年、2004年和2011年3个时间点,我国环保产业投入水平的基尼系数处于0.3~0.4区间内,呈现出地区间均衡发展的趋势;环保产业产出水平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3、0.40和0.45,即我国环保产业产出水平的区域差异愈加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呈现出不均衡态势;环保产业投资效率的空间非均衡性明显,2011年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72,即投资效率的极不均衡状态.此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环保产业投入水平方面基本一致,东部和中部地区在环保产出水平方面明显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在投资效率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区域.基于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非均衡性的特点,提出了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保持东部地区的环保投入力度,发掘中西部地区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等.      

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驱动力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的重要体现。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基于MinDs模型、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算2001—2019年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论如下：（1）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以2015年为界,呈“先升后降”变化,西北、广西的资源型城市整体上升,西南和内蒙古的资源型城市近年呈下降趋势,成长型城市发展较为稳定,成熟型和再生型城市2017年后下降明显,衰退型城市呈上升趋势;（2）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极低和极高区间数量少、中间得分数量多的正态分布特征;（3）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非均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其中,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成熟型城市的变化是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城市化、城市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升西部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生命周期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驱动因素各有特点。研究对提升西部各类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实际意义。     

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测度和收敛性分析

为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价值,必须把非合意产出纳入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范畴。使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考虑环境污染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针对全国而言,环境约束下的动态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于无环境约束得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即忽视非合意产出时水资源利用效率被高估,这也表明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数值的“虚高”是以水生态破坏为代价的。2）全国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3.3%,其中,技术进步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起到了正向作用,但技术效率却对改善水资源利用效率起了阻碍作用。3）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趋向于稳态,但西部区域的增长率虽存在条件β收敛,但不存在绝对β收敛。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高度重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功能;紧扣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主线,通过技术进步大幅提升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建立节水减排的内在动力机制,缩小绿色水资源利用率的地区差距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