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分解验证

通过搜集中国2000~2014年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进一歩分解求得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验证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间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分別运用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技术水平退步是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负,波特假说不成立.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存在单门限效应,且环境规制在不同区间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波特假说始终成立.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均存在单门限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正,此时波特假说成立;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影响为负,此时波特假说不成立.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需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效果的差异.     

中国碳排放交易权机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交易权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考察期内,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波特假说"并未显现,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应该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     

“2+26”城市大气重污染下PM2.5来源解析

基于区域大气环境模拟系统RegAEMS开发了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模块APSA，以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为研究对象，模拟2017年12月26日~2018年1月2日该地区一次PM_2.5重污染过程，对PM_2.5进行区域和行业来源解析.结果表明：本次污染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污染程度重，"2+26"城市PM_2.5小时最大值为201~507μg/m³，RegAEMS可较好模拟出PM_2.5时空分布；区域来源解析表现为外围区域对"2+26"边界城市影响较大，贡献为15.3%~57.5%，"2+26"中部城市受外围区域影响较小，贡献为0.3%~8.4%，区域传输特征明显，受近地面风场影响较大；行业来源表现为区域内生活源、工业源贡献较大，分别为26.6%~45.8%、16.4%~37.8%，交通源占比13.0%~35.9%.本文研究表明RegAEMS可以实现重污染过程PM_2.5的数值模拟和来源解析，在大气污染精准管控方面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中国区域环境绩效及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二氧化碳为非期望产出,基于序列DEA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环境规制强度指数、Malmqul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1999~201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环境技术效率、环境规制成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四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波特假说的再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呈现东-东北-中-西依次递减的演变格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环境规制成本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环境规制强度与全国及四大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支持了波特假说的存在;技术进步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只有中部区域支持波特假说的存在,西部区域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的规制过高会对技术进步带来消极影响;环境技术效率变化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及四大区域均支持波特假说的存在,碳排放规制强度的加强,会推动各地区在不同时期追赶最优生产前沿面的程度.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是当前有待检验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对TFP的影响.结果发现,碳价与TFP之间存在持续显著的正因果关系.具体地,碳价每提高100元,试点省份TFP将上升约3.2%.据粗略估计,如果碳价达到与欧盟相同的水平,中国省份的TFP将增长约12.12%.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重要的是,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能源结构低碳化、加大技术创新以及加强政府政策支持,是提高TFP的有效途径.特别地,当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水平更高、环境规制强度更强和政绩考核体系更合理时,碳价对TFP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应从碳价的角度探索激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方法,以更好地完善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及动态变化分析

“2+26”城市是我国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地区之一.为量化评估“2+26”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在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技术方法,基于双基准渐进法评估了2015年和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揭示了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的短板;对比分析了2015—2017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年际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特别是空气质量改善对该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中国指数（ECC）得分为64.98分,整体上达到一般水平,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等短板.②2015—2017年“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ECC得分增加了3.64分,高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及全国平均水平,地表水环境质量、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及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其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贡献指标.③2015—2017年“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不明显,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提升的贡献相对较小,这可能与气象条件变化、大气治理成效的滞后效应有关.研究显示,“2+26”城市生态文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存在突出短板,应优化国土生态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协同发展机制,补齐短板,从而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资源型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灰色聚类分析与评价

以阜新市为例,研究资源型城市转型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根据阜新市2006~2010年大气环境监测数据,运用灰色聚类法,对该市"十一五"期间大气环境质量污染现状进行评价,并综合分析大气质量变化的原因。旨在定量分析评价阜新地区转型期的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阜新市大气环境质量在2006~2010年间明显好转,主要呈Ⅱ类和Ⅲ类,其中2006年和2007年大气环境质量较差,主要污染物为降尘和SO2;2008年降尘量开始显著下降,PM10、SO2和NO2也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说明阜新市经济转型对大气环境质量具有改善作用,棚户区改造和采煤区综合整治也是好转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7年“2+26”城市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法考察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26”城市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作用机制来自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环保投资以及研发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保严格执法的地区以及绿色创新能力更强､融资约束较低和国有企业样本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的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推进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3~2016年115个资源型城市,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转型,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效应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基于城市成长周期角度,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随城市成长周期不同也明显不一致;基于时期异质性角度,2013~2016年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用相较于2003~2012年均有所提升,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中存在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分析

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复杂且有争议的议题。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首先科学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计算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动态演变;其次,借鉴可拓展随机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绿色发展水平从东南向西北,呈现圈层式递减态势,而环境规制强度重心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2）总体上,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城市绿色发展,两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强的环境规制会抑制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3）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即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50.1%。因此,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来制定本地的环境规制,并重视提升本地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绿色发展转型的目标。     

碳排放视角下的江苏省土地利用转型生态效率研究——基于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

生态效率关乎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双重问题,要保证在实现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同时将环境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CO₂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产物,成为改善全球环境问题的焦点。土地利用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生态,并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影响土地生态效应,分析其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最小化土地利用成本,最大化土地生态价值。论文运用混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将CO₂排放量作为生态效率的非期望产出指标,构建土地利用转型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测算2006—2014年江苏省13个城市在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况,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以期缓解经济快速增进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CO₂过度排放以及能源过度消耗,使得很多城市普遍存在生态低效率;2006—2014年江苏省总体平均生态效率值为0.827,若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技术水平,资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在平均意义上可以提高17%;江苏省生态效率变化区域差异明显,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效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地域不均衡性,纯技术进步是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规模变化的区域差异幅度最大,是构成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环境约束下的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及驱动因素

研究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特征及其驱动机理,对于引导城市建设用地高效利用、缓解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体系,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模型、变异系数、GML指数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研究2006—2016年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动态趋势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2006—2016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正弦函数式样波动,2012—2016年投入产出效率始终位于有效前沿面。各地区效率差异明显,效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非是正相关关系。（2）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地区的效率值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的分布态势,形成明显的集群效应。漳州虽属于东南部沿海地区,但2016年其效率值仍处于无效状态,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进一步说明高效率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3）福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正弦函数式样增长态势,整体发展趋势向好。技术进步引起的集聚规模效应是造成地区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技术因素是缩小地区间全要素增长率差距的关键。（4）城镇化水平、生态投入、政府规制、耕地资源禀赋、科技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影响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与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衡水市大气污染成因研究及治理经验

衡水市作为"2+26"城市中典型的低GDP、高污染城市,其空气质量排名常年处于74个重点城市的后10位.自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工作开展以来,衡水市开展了大量污染成因研究及污染治理工作,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从空气质量变化、排放源、污染物来源解析及气象条件与排放贡献等方面,梳理了衡水市大气污染成因研究及治理经验.结果表明:①衡水市的空气质量得到较大改善,PM₁₀和PM_2.5治理成效明显.2018年衡水市ρ（PM₁₀）和ρ（PM_2.5）年均值比2017年分别下降了25.12%和19.73%,比2013年分别下降了54.84%和51.22%,但O₃污染形势逐渐严峻,以O₃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由55 d（2013年）增至125 d（2018年）.②相比于2016年,衡水市2017年SO₂、NO_x、CO、PM₁₀、PM_2.5、BC、OC、VOC的排放总量均大幅下降.③2013-2018年导致衡水市PM_2.5下降的因素中,气象因素占8.0%,排放源因素占92.0%,说明衡水市通过减排措施改善空气质量的效果较为显著.④硝酸盐已经取代硫酸盐成为秋冬季颗粒物二次转化中最重要、占比最高的成分.研究显示,衡水市高ρ（PM_2.5）主要以本地排放和临近地区输送为主,为有效控制衡水市PM_2.5污染的发生与发展,应采取本地排放控制与"2+26"城市联防联控相结合的方案.      

煤炭资源型城市环境效率及其环境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绿色环境效率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效率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异质性环境污染排放角度出发,选取了四种环境压力指标,采用非径向的Slacks Based Model（SBM）模型和Sequenti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山西省2003—2016年11个地级市的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山西环境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维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山西省整体的环境效率仍有25.31%的改进潜力;中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值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但是三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值都呈下降趋势。（2）山西省环境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4.63%,其中技术效率对环境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效应,而技术进步是环境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3）环境规制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环境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2018年春节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烟花禁放效果评估

为了评估2018年春节期间（2月15—16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烟花禁限放措施的效果,采用浓度特征对比、ρ（PM_2.5）/ρ（CO）等方法,对“2+26”城市的ρ（PM_2.5）、ρ（PM₁₀）、ρ（SO₂）、ρ（NO₂）进行分析,并定量估算了除夕夜烟花燃放对ρ（PM_2.5）和ρ（SO₂）的贡献率.结果表明:“2+26”城市烟花的集中燃放会导致ρ（PM_2.5）、ρ（SO₂）显著增长,出现以PM_2.5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时段,2018年12月16日03:00区域内14个城市ρ（PM_2.5）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水平,呈区域性污染特征;与2017年同期（1月27—28日）相比,2018年春节期间（2月15—16日）14个城市烟花燃放对ρ（PM_2.5）平均贡献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淄博市、济南市、北京市降幅最大,分别下降了85.2%、74.6%和65.2%,表明烟花禁限放措施起到了显著的污染削峰作用;与城区相比,周边郊县ρ（PM_2.5）显著高于城区,呈“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说明城区监测点位受到郊县等周边地区烟花燃放的传输影响.研究显示,虽然城区烟花禁限放措施起到了显著的削峰作用,但城区监测点位空气质量仍受到郊县等周边地区烟花燃放的传输影响,导致大气重污染的发生.      

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模型、Tobit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开展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6年中国总体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平均值为0.633,处于中等效率水平,随时间呈“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海洋生态技术进步依旧是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但面临一定的技术效率损失;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值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市化率、进出口总额占比和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海洋生态补偿效率的空间聚集性增强,区域不平衡性有所收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