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双重挑战,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破局之法”。本文对全球、中国及其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下简称“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未来5年,化石能源生产消费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可再生能源利用增长势头强劲;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储量及发展潜力巨大,但仍面临资金、技术不足等发展阻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不断努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可为共建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借鉴。为助力共建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建议中国积极担负大国责任,发挥中国影响力,全力开展可再生能源外交;积极分享中国经验,输出中国智慧,促进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务实推进项目合作,促进优势互补,推动共建国家能源转型发展。     

对外援助能促进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决策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援助活动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能源OFDI的概率,且当年援助的投资促进效应大于累计援助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表现稳健;进一步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能源OFDI的促进效应在援助形式、用途和国家类别上存在广泛异质性,其中复合化和高级化的援助形式如技术援助和出口信贷,直接用于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发展、东道国政府财政的援助,以及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能激发中国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促进效应。本文为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带动中国能源OFDI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也为如何发挥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驱动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球能源领域博弈加剧影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重塑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起伏及俄乌冲突的影响,全球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价格高涨,清洁能源所需原材料的价格飙升,国际能源供需不平衡加剧,欧盟、俄罗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能源领域的博弈加剧,对全球清洁能源发展及国际碳中和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及实现“双碳”目标,中国应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谈判,努力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加大清洁能源领域投入,形成绿色低碳的能源安全体系;推进“一带一路”清洁能源领域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格局与复杂网络特征分析

应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2017年"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网络进行研究。依托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海洋能源产品贸易额数据,构建出"一带一路"海洋能源产品贸易有向网络,对网络的网络密度及互惠性、中心性、中介性与集聚性等复杂网络结构特征指标进行分析,并采用连续的核心-边缘模型对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战略措施思考

能源连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得到显现．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因此发展生物质能是解决中国能源紧张的重要突破口。发展生物质能的战略措施是建立生物质能源的产业体系。即相对于传统产业体系的第二产业体系。具体战略阶段是：2000—2010年实验探讨阶段（初级阶段）；2020—2030年推广应用阶段（发展阶段）：2030年一2050年优化提出阶段（提高阶段）。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战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农村小康社舍的建设；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有助于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中国能源利用状况评估指标初步研究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定并实施能源发展规划，解决好能源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国家在制订能源发展规划之前，首先应当对我国的能源利用状况有明确的认识。针对与能源利用相关的问题，选取了“单位GDP能耗”、“能源结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污染物排放强度”等指标作为能源利用状况评估指标的初步方案，为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企业投资吉尔吉斯斯坦的环境法律风险及其应对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第一站。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国际投资合作日益紧密。但是，日益紧迫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脆弱的生态环境基础，使得主要投资于矿产开发与能源化工领域的中国企业在该国面临较大的环境法律风险。为保证双边投资合作行稳致远，中国企业应从建立健全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切实遵守东道国环境法律制度、积极与当地民众和环保组织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外资法律保护机制维权等方面来防范和应对相关环境法律风险。     

205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系统动力学模拟——基于重点行业的转型情景

面向2050年世界能源发展形势与中国发展实际,推进能源转型与保障油气供给是关乎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大前瞻性问题。考虑能源转型这一关键前提,基于重点行业部门的政策情景模拟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油气消费需求及其对外依存情况。结果显示：（1）若实行积极的部门能源转型政策,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在较大幅度上低于参照情景,并有望在2040年达到峰值,其峰值在5755~7000 mtce之间。具体来看,煤炭消费可在2030年前达峰,石油消费在两种转型情景下均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而天然气仅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可于2035年实现消费达峰。（2）从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角度看,在转型情景下中国205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21%,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不足10%;无论是在转型情景下还是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油气消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0%;若推行更加积极的转型政策,在加速转型情景下中国到 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超越化石能源。（3）高需求低产出将导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在中长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在2050年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仍不可忽视油气供给稳定性。研究可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与能源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世界石油供给格局中的地位及演变

推进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下称“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和战略突破口。鉴于现有研究对经济带内的石油资源储、产、消、贸情况少有系统分析,文章采用箱线图分析法,探讨经济带内主要产油国的相对供给位序及其在世界石油供给格局中的地位与演变,并结合各国石油供需平衡状况的变化,提出我国与带内主要国家开展石油合作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经济带无论是在石油储量、产量、储采比还是出口量上,均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石油供给增长的主源地;2）经济带内以大中型以上石油供给国居多,且呈高度集聚态势,形成波斯湾沿岸供给极核和环里海“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供给金三角,特别是环里海地区增长势头强劲,与波斯湾地区的供给差距有所缩小;3）经济带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波动非常明显,主要是受地区局势变化、OPEC产量调控以及供给国内部需求波动的影响;4）未来我国仍应以波斯湾沿岸国家作为带内石油合作的主要对象,并在该地区进一步推进来源地多元化战略;环里海地区是我国另一大战略合作地区,近期应以石油运输基础设施合作为基石,并逐步构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合作金三角,对冲合作风险;5）中印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增强地区石油议价话语权,提高地区石油运输安全性。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农产品贸易隐含氮、磷、钾研究

基于GTAP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采用全球价值链方法测算中国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的化肥转移,并按照农产品最终消费的地理位置将其分解为四部分。研究发现：（1）中国农产品进口为国内节约640万t化肥（占我国化肥用量的13%）,同时引起全球化肥用量节约285万t,为缓解全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做出贡献;（2）中国农产品贸易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进口农产品中隐含的化肥有12%会再次出口到全球,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背后隐含的资源到达中国后会再次出口,形成多次跨境转移。建议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更为客观地估算农产品贸易隐含的化肥及其他资源环境问题,倡导共同承担贸易引致的资源环境问题。     

世界能源百年变局与国家能源安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形势日趋复杂,能源安全愈加成为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无论是学科层面上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能源安全的科学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还是国家现实需求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与国际能源合作等问题,都亟待专家学者们深入交流与讨论。通过“一问一答”的访谈方式,展示主持人与九位学界或业界访谈嘉宾基于不同视角的问答内容。分别围绕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全球能源治理模式、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世界能源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不平等地理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下的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未来能源地理学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研究方向等一系列内容发表观点。以期达成一定共识,从而更好地研讨世界能源地理学的关键问题,并积极应对世界能源的百年变局,提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应对措施等。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环境效应及其关键社会经济因子影响分析

为识别和量化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基于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贸易和污染物排放强度数据,核算了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中包含的环境成本,并利用冗余分析探索了影响环境成本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结果表明:①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期间,中国在工业废气、烟尘、二氧化硫、固体废物的排放上存在污染逆差,分别为3 600×108 m3、3.8×104 t、19.7×104 t和9.8×104 t;但在工业废水和粉尘的排放上存在顺差,分别为5 400×104和1.1×104 t.②重度污染产业贸易均呈污染顺差,中度污染产业贸易的污染逆差最大,轻度污染产业贸易呈现较小的污染顺差.③中国与东盟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造成污染顺差,而与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则实现了污染逆差.④冗余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我国进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城市化率和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说明我国从东盟发达的工业国进口了含大量环境成本的工业品,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环境成本的主要因子为出口额,表明我国向欠发达国家出口了大量的初级工业品.因此,我国应加强技术创新,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减少重度污染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同时优化出口结构,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      

北京市分行业能源消耗及国内外贸易隐含能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北京市国民经济分行业能源的直接、间接和完全消耗特征,以及国内外贸易中隐含能的净输入、输出特征.结果表明,以石油加工和炼焦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为主的资源开采和加工型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以及单位产出的直接、间接和完全能耗均较大,应该作为北京市第二产业中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尽管建筑业、金属制品业以及各类设备、器材和机械制造业单位产出直接能耗小,但是生产过程中对各类中间投入的资源性产品消耗量大,使其单位产出间接和完全能耗较大,需要通过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加强对各类资源型中间投入产品的集约和循环利用.2007年北京市净输入隐含能超过4437.70万t标准煤,通过大量调入和进口资源开采和加工型行业产品,出口服务业和设备制造业产品,显著降低了自身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从隐含能输入来源看,国内贸易净输入隐含能占隐含能净输入总量的90.47%,远大于国际贸易,在减轻北京市能源和环境压力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隐含能输入来源地区特别是周边省市同时也因此承受着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有必要通过贸易结构调整、产业技术转移和扩散等,提高国际贸易隐含能净输入量所占份额,减小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区域性环境影响.     

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及其驱动因素

为敦促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遵循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驱动因素分析的研究路径,首先以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将能源足迹纳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旨在使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指标更加科学;其次采用更适宜于面板数据的动态随机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法(StoNED)测度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按全国、八大经济区、分省3个层面分析测算结果;再次结合因变量为截断数据且可能存在空间效应的特性,构建包含环境规制、对外贸易、科研经费、能源消费结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6个驱动因素的空间误差面板Tobit回归模型(SEM-Tobit),研究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驱动因素效应;最后探求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就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结果而言,从全国来看,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大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分布特征;从区域来看,八大综合经济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收敛的发展态势;从具体省域来看,沿海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相对较高,但同一地区不同省份间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能源消费结构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对外贸易、科研经费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积极推动作用.     

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对外农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研究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既可总结先行之国的发展经验,也可响应并适应主要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8年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启示。结果表明:（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以食品加工等产前产后环节为主,主要分布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地理临近的发展中国家。（2）美国对外农业投资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特征,同时也受到地理与文化距离、国家治理等东道国因素的影响。（3）对比中美对外农业投资特征,结合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目标,建议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全球粮安领域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进一步深耕既有对外农业投资市场,在降低地缘竞争压力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技术需求,保证投资目标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相协调;尤需解决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文化与体制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提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