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技术减排措施协同控制效应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污染减排形势的日益严峻,采用协同控制措施实现多种污染物控制目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合理评价减排措施的协同效应是正确选择协同控制措施和制定协同控制规划方案的基础.本研究首次从环境-经济-技术角度系统地提出了技术减排措施的协同控制效应评价方法,并以火电行业为案例进行分析.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污染物减排量交叉弹性(Elsa/b)分析和单位污染物减排成本等方法评价技术减排措施对SO2 、NO,和CO2的协同控制效应,三种评价方法相互配合,可以帮助我们从多角度检验不同减排措施的协同效果.对火电行业技术减排措施进行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和污染物减排量交叉弹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末端治理措施不具有协同性,而前端控制措施和过程控制措施具有较好的协同性.单位污染物减排成本评价的结果表明,末端治理措施优先度排序靠后,而前端控制措施和过程控制措施排序靠前,且针对不同污染物的排序结果有所不同.在进行协同减排方案设计和规划时,应根据决策需要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参考评价结果选择最为成本有效的措施.     

贸易隐含污染物测算及结构绿色转型研究

该文根据中国2002年和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C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污染物,分析了贸易隐含污染物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在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出口规模总量、出口结构变化、投入产出表中间结构变化及单位产值CO2排放量四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CO2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CO2、SO2顺差,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CO2顺差达6.21×108t和1.38×109t。2002年和2007年贸易隐含SO2顺差分别为323.99万t和674.54万t;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CO2大幅增加,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且出口贸易结构、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也增加了出口贸易隐含CO2的排放。但是单位产值的CO2排放量的降低对抑制隐含CO2增长值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故需要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就是贸易结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绩效评估

利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对贵州省“十一五”大气污染减排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十一五”期间大气污染SO2减排绩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1）贵州省“十一五”期间SO2减排政策实施后，大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尤其是酸雨pH值上升明显，许多城市的酸雨频率已降低到零；（2）“十一五”期间，贵州省SO2的减排成本为228亿元，SO2的减排收益为27亿元，SO2减排效益大于成本，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倒逼、引导、推动作用开始显现，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经济结构趋于优化和升级；（3）贵州省火力发电的脱硫装置安装率已达90%以上，表明其大气污染SO2的工程减排空间有限，今后要实现贵州省大气污染减排的刚性约束目标，更多的要从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的角度进行     

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_2排放总量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

电力、热力在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测算中一直被视作零排放,但这不利于终端能源消费部门的节能减排,也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文基于生产二次能源(电力、热力)所需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和省域内二次能源的消费量测算电力、热力CO2排放因子,并从生产端和终端两视角出发,考虑二次能源当量值和等价值,计算二次能源CO2排放终端承担比率,进而全面测算2000-2012年江苏省19种(包含电力、热力)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运用LMDI 1法,把CO2排放变动分解为11个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间,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由15 223.90万t上升到46 396.20万t:其中,生产部门CO2排放总量由14 242.30万t上升到43 481.15万t,以年平均占比94.52%成为最大的CO2排放部门,生活部门CO2排放总量由981.60万t上升到2 915.04万t,并以年均8.73%的速度增长。22000-2012年间,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分别以累积贡献度147.09%和77.51%成为生产与生活部门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反映出江苏CO2排放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32000-2012年间,江苏CO2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生产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累积贡献度分别为-39.09%和-11.96%。4电力、热力能源结构碳强度在2000-2012年间累计减少了739.77万t CO2排放,成为江苏省未来强有力的减排驱动因素。最后从推进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完善省级电能管理服务公共平台、加强低碳技术的产学研合作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强化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江苏省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CDECGE模型的中国能源需求情景分析

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出发,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设定了3种经济发展情景:基准情景、强化低碳情景和粗放型情景。分析了3种情景下我国未来的一次能源需求量、能源消费结构及CO2排放趋势,为把握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形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分析工具。研究方法是在Monash模型的基础上构造的我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DECGE)。结果显示,按照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率预期,如果没有额外的政策措施,2020年之前我国能源需求仍将快速增长,但在适度的低碳政策引导下,我国2020年的能源需求将控制在45.52亿t标煤,CO2排放强度将达到1.635 t/万元,相对2005年下降45%。碳税作为一种经济减排政策,会有效的降低CO2排放,减少化石能源的需求,使经济向低碳社会转型,从而实现2020年CO2排放强度降低的减排目标。因此,为减缓能源需求量的快速增长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可以从改善产业结构、实行碳税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优化能源结构,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从而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研究——以攀枝花市为例

从来源和产生机理上看,传统污染物控制措施会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量度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对成本有效地实现减排目标以及传统污染物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总量减排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种手段为出发点,根据污染减排项目种类和不同脱硫工艺,开发了分类式污染减排的协同效应评价方法。并据此,以攀枝花市为案例,对其"十一五"29项总量减排措施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总量减排措施对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既有正效益,也有负效应,还有0的情况存在,不同减排技术和措施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但总体上有显著的正协同效益。     

中国建筑业CO_2排放与产值、能耗的脱钩分析

减少CO2排放是全球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最有效措施。建筑业是环境污染和CO2排放的主要部门之一,是减少CO2排放的重点对象。本文采用排放系数法计算了1996-2012年我国建筑业的CO2排放量,并基于脱钩理论分析了我国建筑业CO2排放与建筑业产值、能源消耗的脱钩情况,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我国建筑业CO2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能耗和CO2排放1996-2012年可分为三个阶段:降低阶段(1996-1997年)、稳定增长阶段(1998-2007年)、快速增长阶段(2008-2012年)。1996-2012年我国建筑业的能耗、产值、CO2排放在总量上均有了一定的增长,能耗从1334.5万t标准煤增加到6 167.37万t标准煤;产值从8 955.23亿元增加到156 610.24亿元;CO2排放从1 879.530 3万t涨到4 756.864 8万t。1996-2012年建筑业CO2排放量与建筑业产值之间大部分时间呈现弱脱钩状态,建筑业能源消耗与建筑业产值之间整体大部分时间也呈现弱脱钩状态,建筑业CO2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慢慢呈现出强脱钩状态。依据研究结果给出如下建议:1做好建筑业CO2排放及能耗的实时监控,大力应用新型能源及技术,运用排放系数小或者零排放的能源材料替代排放大的能源材料,优化建筑业能源消耗结构;2加大对建筑技术的开发以及建筑业机械化进程的投入;3加强对从业人员节能减排意识的培养。     

晶硅光伏组件出口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基于文献资料,估算了2004-2009年中国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强度。研究发现,2004-2009年,晶硅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均逐年下降。2009年,单晶、多晶光伏组件制造过程中的能耗强度分别为2 629 kWh/kWp和2 242 kWh/kWp,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 829 gCO2/Wp和1 559 gCO2/Wp。由于晶硅光伏组件的大量出口,中国不仅出口了大量的隐含碳,还损失了数量可观的、潜在的CO2减排能力。2004-2010年,中国的隐含碳净出口量由3万tCO2增加到852万tCO2;如果出口的晶硅电池全部用于国内,在其生命周期内累计可减排CO23.4亿t。除2004年和2010年外,国内安装的晶硅光伏组件在其生命周期内所能减少的CO2排放不足以抵消晶硅光伏行业的CO2排放,晶硅光伏行业对中国CO2减排的贡献为负。在多晶硅全部国产的情况下,中国若维持晶硅电池应用中的CO2减排量与全行业CO2排放量的平衡,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7.2%安装在国内使用。若多晶硅进口比例仍保持在50%左右,则至少应将晶硅组件制造的4.9%安装在国内使用。     

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研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节能减排任务均远未实现国家"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目标,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本文在分析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市场转型对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市场转型可以抽象为以"分权让利"、"市场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演进过程.文中提出,中国市场转型过程对环境治理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而环境治理的各项措施反过来也应与市场转型相适应.当前中国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没有实现达标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分配机制无法适应我国市场转型的要求.为此,本文提出一系列国家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分配机制的政策建议.     

Estimat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usually the largest economy sector for carbon emissions in many countries, which made it the sector with greatest potential for carbon reduction although the process duration might be very long. Studying the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estimating the carbon emission peak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adjusting its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By employing the economic accounting method,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for the period of 2010–2050. It reveals that, taking 2030 as the year when the emission reaches the peak, the total reduction can be 8.38 billion tons (bts) for the period of 2010–2030, with 3.12 bts from structural reduction while 5.26 bts from intensity reduction. Afterwards, reduction will continue with a total amount of 6.59 bts for the period of 2030–2050, where the structural reduction accounts for 2.47 bts, and intensity reduction 4.115 bts. If both industri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s are improved during the above period, the reduction potential can be even greater, e.g. the emission peak can arrive five years earlier (in the year of 2025) and the peak value can decline by about 8% a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estimation. Reviewing the trajectory of emission chang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y sector can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reduction targets through the dual wheels of structural reduction and intensity reduction, even beyond the emission peak.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1) Our estimation on the emission peak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avoid any commitment earlier than 2030 on the timeline of the overall emission peak; (2) the great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can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where the intensity reduction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policy option. (3) Reduction potential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technology advancement, which requires furthering of market oriented reforms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4) To secure the reduction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verse adjustment caused by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should be encouraged.     

气候变化背景下碳减排特点及政策建议

近半个世纪以来,日趋变暖的气候使得碳减排成为世界上很热的一个议题。本文从全球CO2的排放及其对气候的影响入手,引入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碳减排国际合作情况,分析了碳减排技术和投资热点。最后对我国碳减排提出几点建议。     

沼气的减排效果和农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基于统计报表,对沼气减排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9年农村年平均沼气消费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的煤炭消费602.20万t,折算成煤炭,则相当于替代了843.423 8万t的煤炭消费量。以2009年为例,按照10美元/tCO2来计算,中国农村沼气替代煤炭减排CO2带来的收益为0.43亿美元。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将达到233亿m3左右,加上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年产沼气6.7亿m3,共计239.7亿m3,相当于替代1 711.46万t标准煤,核计收益1.71亿美元。文章通过在我国沼气典型省份湖南省的160户农户调查问卷,建模分析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生产状况、心理认知、经济状况方面的20个变量对农户的沼气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性别、年龄、是否参加协会、环境保护意识、是否有外来资金支持等因素对农户沼气采纳行为起到或正或负的影响。文章从减排的角度论证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沼气建设的重要性,从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角度论证了推进农村沼气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宣传、培训、服务、技术、协会、资金等方面的配套跟进。     

关于减排技术途径和政策的探讨

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政策,以及我国现阶段所采取的减排技术政策的分析,通过对我国重点行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技术现状对策研究,对适合我国减排的技术途径和配套政策进行探讨。     

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挑战

该文从农业生产过程和化肥、能源等投入方面计算了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2009年,中国农业总计排放温室气体158 557.3万t CO2当量,比1980年增长52.03％,年均增长1.46％.其中,CH4占总排放的25％,N2O占总排放的52％,CO2占总排放的23％.按来源分析,在2009年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水稻种植排放14 264.45万t,占9％;畜牧生产排放42 709.94万t,占26.94％；土壤排放47 457.81万t,占29.93％；化肥、能源、农药、农膜等投入引起的排放54 125.11万t,占34.14％.2009年农业GDP排放的温室气体为2.98 kg/元,粮食排放的温室气体为1.5 kg/kg.在2008年,牛肉排放的温室气体为28.54 kg/kg,羊肉为15.5 kg/kg,猪肉为1.49kg/kg,禽肉为0.54 kg/kg,牛奶为1.04 kg/kg,禽蛋为0.83 kg/kg.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单位粮食、肉类和牛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有较大幅度降低.对于种植单季粮食的土地,CO2交易价格为80元/t将使23.27％的耕地退出粮食生产；当CO2交易价格为100元/t时,这一比例高达63.31％.对于种植双季粮食的土地,CO2交易价格为130- 140元/t时,将有50％的耕地退出粮食生产.由于中国粮食生产利润率过低,CO2较低的价格使严重影响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     

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

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本研究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然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在现有国情下,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主要协调路径应在于: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目标,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提升外资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结构优化;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宣传,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等.     

能源回弹效应的研究进展及其政策涵义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6％,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以提高能源效率为核心的节能减排政策,但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产生潜在的“回弹效应”,即可能增加能源的使用从而使得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回弹效应的类型和产生机理,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回弹效应测度的实证结果,指出了当前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设计了经济模型和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案,主张从经济主体行为反应、替代品价格、能源补贴以及发展新能源政策等多重视角研究回弹效应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对能源政策产生明确的导向.最后,提出了加强能源回弹效应研究的具体政策建议.     

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Analysis of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potential for reduction in China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s an essential sector for carbon emissions mitigation.This paper firstly used the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decomposition method to establish factors decomposition model on China’s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Then,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stud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from 1991 to 2008,which are identified as transportation energy efficiency,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on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showed pulling function.Its contribution value to carbon emissions remained at high growth since 1991 and showed an exponential growth trend.(2)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 on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showed promoting function in general,but its role in promoting carbon emissions decreased year by year.And with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tructure,the promoting effect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showed the inversed"U"trend.(3)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energy efficiency on transportation carbon emissions showed a function of inhibition before pulling.In order to predict the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three scenarios were set.Analysis of the scenarios showed that if greater intensity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re taken,the carbon emissions will reduce by 31.01 million tons by 2015 and by 48.81 million tons by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