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户养老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下,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分担不同角色并承担相应功能,也都可能会影响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进而影响我国的"人口红利"水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劳动吸附性和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土地征用只会影响到农业劳动供给而不会影响到非农劳动供给,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减少非农劳动或直接退出非农劳动市场,土地征用并不会显著影响非农就业的"人口红利"。养老保障制度则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分化,养老保险覆盖率不会对失地农户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是否享受养老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水平却会显著影响总体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对失地农户而言,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对农业劳动供给和非农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效应差异,实施具有更高参保率的养老保障制度并不会降低失地农户群体劳动供给的"人口红利",应当建立全覆盖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强调失地农户保障制度覆盖的福利功能,同时,也应正视养老保险待遇的政策效应,它会对劳动供给尤其是非农劳动供给产生负效应,进而影响到我国"人口红利"水平,因而应突出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政策工具的劳动供给功能。我国正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刻转型期,应协调好土地保障和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平衡好保障制度的福利功能和劳动供给功能,建构起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区别化和差异性的就业制度,完善失地农户劳动力的配置与管理。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鹰潭市的实证研究

在征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征地制度的满意与否是评价征地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征地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常常被忽视,导致农民对征地制度的不满.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南京市、鹰潭市两地问卷调查得到相关数据,并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非农收入比重、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地区变量等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年龄、老人及儿童在家庭中的比重、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和征地权由谁决定等因素都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用.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具有谈判权则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征地改革仍需努力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征地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帮助农民积极融入市民生活、考虑到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等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部分农民与农村土地"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了上述进程。理论分析表明,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不仅可能对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直接产生正负两种作用,还可能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农民的退地意愿。为了考察当前我国农民的农村土地退出意愿以及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对其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法,对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九县(市、区)620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农村承包地,且对不同的退出方式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利用上述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村承包地退出划分为"换工资收入"、"直接出售"和"被政府征用"三种具体方式,通过构建mvprobit模型,计量分析了农业机械化、非农就业与农民的承包地退出意愿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使用比例的提高会强化农民以承包地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而农民对农机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提升,则会抑制其直接出售承包地或用之换养老保险等工资性收入的意愿。整体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民"弃地进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非农就业是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退地意愿的中介变量,但它对退地意愿的作用不显著。成员非农就业较稳定的农户家庭,更愿意以一次性卖断(直接出售或被政府征用)的方式处置承包地。为了避免陷入"日韩陷阱",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市民化,需要实施农民的承包地退出制度,尽快为有意愿、有能力的进城农户彻底放弃农村土地提供制度出口。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均等指数和两极化指数建立与比较

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缺陷和我国收入两极化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对基尼系数与两极分化的涵义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两个概念的本质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对以后的收入差距测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尼系数反映了所有个体偏离总体的程度,两极化指数反映二大组之间差异情况。在前人测量收入差距方法基础上构造两极分化指数I。结合中国和部分其它国家的数据,测量了三个指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指数高度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均等指数、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指数都能大致反映收入差距情况。对组间、组内差距处理方法不同是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与两极分化指数最根本的区别。构造的两极分化指数具有直观、易于理解、意义明确、计算简单等诸多优点。因此在测量收入差距时,倡导优先使用均等指数。在测量只有二等分组构成总体的收入差距时,优先选择两极分化指数。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的问题,合理地选择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两极分化指数从事相关研究。     

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恩施州利川市调研结果的实证分析

运用对国家民委的863科技项目推广点之一的湖北恩施自治州利川市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变量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信息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化与农民收入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农民的收入结构与信息化、农民的文化程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Cross-country income disparity and its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study is motivated by the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ome Kuznets curve and the carbon Kuznets curv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ome per capita on CO₂ emissions using country group panel data over the period of 1980 to 2006 by employing fixed effects（FE）,random effects（RE）and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estimation methods.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There exists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CO₂ emissions per capita and income per capita in all sample countries and high-income groups.（2）The cross-country income dispar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average level of CO₂ emissions but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ggregate income elasticity of CO₂ emissions.（3）This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disparity on the average level of CO₂emissions decreases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per capita income.Thus,economic growth contributes to the reduction of this negative impact.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环境质量?——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与环境质量恶化成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继20世纪90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一些研究发现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也有影响。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中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消费者途径,即收入差距影响着以消费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着社会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及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总量。第二条途径是企业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削弱环保型产品的正外部性,不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活动,对未来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动态影响。第三条途径是政府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相关的环境政策方式与强度选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下,收入差距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有的社会决策机制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权利权重型社会决策规则和简单多数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现存的主要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与研究的污染物种类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对CO 2排放和土壤污染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有关收入差距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是不同的,存在着阈值效应。最后本文总结了针对中国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其在我国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