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理信息和定位技术的环境监察信息化平台研究——以环境监察移动执法为例

文章从信息系统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环境监察移动执法业务进行了全面分析。基于全国四大试点省市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提出了适合新形势环境执法要求的目标,探讨了环境监察执法信息化业务模块,详细分析了环境监察执法信息化建设的优势与特色。     

大数据在移动执法中的应用

移动执法系统是近年来部分地区用于现场执法的信息化系统。它在为现场执法提供便利的同时,亦收集了大量的一线原始数据。利用大数据,对移动执法系统积累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和加工,有利于提高环境监管执法的精准度。本文简要介绍了全国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现状,提出了目前利用大数据在移动执法中的典型应用,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河南联通助力环境监察执法能力提升

河南省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以河南省环境自动监控系统为核心,将环保内部专网与联通WCDMA3G网络有机结合,为执法部门提供全面、快速、准确的信息支持。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污染物排放量逐年攀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环境行政执法能力普遍不足,环境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如何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强对排污企业的行政执法与监管管理,提高环境行政执     

工况监控与环境监管业务联动模式应用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电厂为例,介绍了工况监控系统与环境监管业务联动模式,阐述了工况监控系统在环境监管中的联动作用,并详细介绍了工况监控系统在超标原因、异常统计分析及智能核算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工况监控系统在环境监管业务联动模式中可佐证在线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为环保监管提供执法线索,提高监管效能。     

基于UTAUT模型的消费者移动互联网业务使用意愿影响研究CSSCI

移动互联网业务已成为企业与消费者深度沟通的重要渠道。为了探究影响消费者移动互联网业务使用意愿的因素,在整合型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感知风险、感知成本、激励和感知娱乐四个因素,构建了影响消费者移动互联网业务使用意愿的概念模型,利用实证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便利条件和使用意愿对移动互联网业务使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期望效用、努力效用、社会影响和感知娱乐对使用意愿有积极影响,感知风险、感知成本对使用意愿有消极影响,激励对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物联网的杭州市危险废物智能监管平台设计与应用

为满足危险废物监管各种业务管理工作的需求,开展物联网技术在危险废物产生、转移、处置等过程中应用的研究,设计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危险废物智能监管平台,建成由管理部门门户、产废单位门户、运输单位门户、处置单位门户等四大门户统领,危废监督管理系统、电子联单系统、GIS监控管理系统、污泥刷卡转运管理系统、危废视频监控系统、固废超市管理系统等六大系统组建的统一管理平台,在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以业务需求结合先进的物联网、移动互联、二维码、NFC、GPS等技术,创新性地形成"移动端电子联单模式、GPRS监管预警模式、IC卡刷卡转运模式、固废超市微循环管理模式"四大管理模式,实现涉危单位内部微循环管理,转运过程多手段监控,让危险废物从最初产生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业务流程呈现精细化、实时化的全闭环管理,实现对危险废物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跟踪,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业务处理迅速、信息统计分析及时、办事高效、危废监管全面的信息化管理队伍,为环保部门真实、细致、及时、动态地掌握危险废物的转移情况提供技术手段,为领导决策提供辅助支持。     

气象信息系统机房断电报警设计的探讨

气象信息系统是由气象通信系统和多媒体会议系统等应用系统、以及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等组成的、承担着实时气象数据传输和交换、预报预测和服务产品的收集与分发的业务系统。而一个完善的机房供配电系统是保证气象信息系统内各用电设备可靠运行的基本条件。虽然利用UPS电源可实现对设备的持续供电,也可利用UPS的断电报警功能对线路的运行实现简单监控,但是,如果UPS电源和值班室不在同一空间,UPS自带的报警声传输距离有限,值班员往往听不到UPS的报警声,也无法及时得到市电停电的消息,值班员知道停电的时刻也是UPS放电完毕设备停机的时刻。因此,对UPS电源输入端的供电系统的监控同样十分重要。文章利用解决上述问题的工作实际,设计了利用继电器实现气象信息系统计算机机房断电报警电路,结合市场上已有的报警装置,实现了对气象信息系统计算机机房断电报警以及将报警信息利用手机和电话进行无线传输的功能。     

基于“互联网+”的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系统

油烟排放达标主要取决于净化设备的运行情况,是餐饮油烟监管和治理的关键。文章介绍了基于"互联网+"的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测餐饮企业的油烟净化器的开关状态、净化器清洁度、风机开关状态、净化后的油烟排放浓度等数据。结合APP应用的移动终端和便携油烟检测设备可以实现对餐饮油烟的区域整体监控、预警、信息管理及现场移动执法检查,为环保部门对餐饮油烟的长效管理提供平台支持及执法依据。     

临江市加强环保执法能力建设 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为了切实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建设一支业务过硬、法律素质较高、执法能力较强的环境执法队伍,真正适应当前繁重环保工作的需要,树立依法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良好环境监察执法形象。近日,临江市环保局组织执法人员进行了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考试。     

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执法探析

夜间建筑施工噪声污染行政执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困境。因地方夜间施工环境噪声执法主体的冗杂不一、处罚区间不明确而表现出法律适用冲突。行政部门具有专业性,但难以集众之所长于一身,在夜间建筑施工环境噪声的执法过程中表现出能力不足。为解决这一现象,需要在法律中作出明确性规定。完善信息共享机制,运用监测数据调控和预警机制等方式建立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     

基于Zig Bee技术的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介绍了一种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法,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Zig Bee技术嵌入到系统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中,实现了系统可在恶劣环境下的无线通信的需求,系统同时扩展了RS-485数字输出接口和4~20 m A模拟输出接口两种形式,增加了系统的适用性。在实际应用中该系统性能稳定可靠,传感器在常温情况下精度达到0.07%。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属性及制度模块构建

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环境执法权得到监督;有序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自然属性,有序才能使参与变得顺畅;利益均衡是公众参与制度的价值准则,环境矛盾最终体现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手段是寻找利益均衡点;政府居于环境执法的主导地位,同时发挥指导、引导、疏导公众和企业的作用;多重沟通平台是公众参与制度的效率保证,政府、企业、公众在执法前后的多重沟通,才能达到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模块建设,如监督制度、程序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润性执法制度以及沟通制度等。这些制度既能准确反映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又能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     

公众参与环境执法角色关系探析

环境是公共的,环境利益具有公众性。在环境执法中积极吸纳公众意见,是国家民主管理社会的体现。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角色定位即：政府在环境执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裁量权;企业是环境执法的对象;公众是环境执法的最终受益者。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沟通协调是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机制。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水行政执法中违法建筑的探究与化解路径

强化水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推进河道违建专项整治旨在恢复水生态环境、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河道违法建筑作为一种“顽疾”,破坏水生态环境、影响防洪排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通过完善涉水法律法规,以河长办与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执法为主,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与加大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为辅,确立司法强制为保障的多元方式,妥善地处理违法建筑,恢复和保护水生态环境。     

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完善研究

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是解决长三角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的实质在于打破传统属地管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管辖权的共享。目前,长三角区域在建立区域合作机构、开展环境合作活动、统一环境执法依据等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依然存在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权限不充分、执法依据不统一等问题。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所采取的横向府际协同模式以及统一执法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模式具有一定优势,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未来需要规范联合执法队伍的组建,通过区域合作和中央批准的方式建立联合执法队伍并对执法主体进行明确授权,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监督协调作用,以及通过分区域、分行业、分时段的方式逐渐统一执法依据。     

ENFORCEMENT LIMITATIONS IN WATER QUALITY CONTROL1

The Federal role in the enforcement of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s is of recent development. It began with the enactment in 1956 of the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s permanent law. It has been expanded by successive amendments to the Act to cover the pollution of navigable as well as interstate waters which endangers the health or welfare of persons, and to cover violations of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established for interstate waters. Two different enforcement procedures are prescribed in the law to be followed in the two types of enforcement actions. While questions have arisen of jurisdiction, States' rights, and disregard or duplication of local efforts, such questions do not lastingly impede the exercise of Federal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 are of value in establishing a body of precedents. Limitations have their basis in the statutory distinctions between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pollution which gover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nforcement authority, even though a case of intrastate pollution may be as serious or more serious than a case of interstate pollution. An additional limitation results from the statutory time intervals between procedural stages in an action. Lack of data is a limitation but can always be overcome and at most causes delay. State laws which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required reports are more of a limitation. Investigative teams may obtain the needed information, however, for consideration in public meetings. Public support for effective water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especially enforcement, and for the expenditures needed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 is widespread. Such support may be instrumental in modifying or eliminating existing statutory limitations.     

新《森林法》背景下的补种树木责任承担方式

补种树木是森林生态环境修复的有效途径,而我国立法对补种树木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未形成体系,亟待完善。在新《森林法》出台的背景下,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新旧《森林法》的修订变化进行阐释和探析,可得出:补种树木责任承担方式在执法与司法领域适用的过程中,遇到原地与异地补种的适用顺位不明、补种树木执法主体的确立不明确、缺乏补种树木执法监督程序等问题。因此,应准确区分原地与异地补种树木的适用、确立补种树木执法主体、以及建立补种树木全过程监督程序。     

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虽然不断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但由于在立法、体制、机制与执法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执法效果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保法制建设的进程，降低了环保部门行政执法的能力。本文针对现实障碍，提出了尽快修订和完善法律体系，完善环境管理体制，扩大执法的权限，提高环境执法及应急能力等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