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保险”花开合肥

2008年9月底,已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湖南株洲某农药厂发生了氯化氢泄漏事故,造成周边农作物受损,受损农民聚集到厂里索要赔偿,厂群关系一度紧张。承保的平安公司闻讯后立即派人赴现场调查取证,积极参与了企业与农民的理赔协商工作,最终达成了企业、农民、保险公司三方都满意的赔偿协议。这是我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险赔偿成功案例。     

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第三方的刑事责任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党和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治污新模式,这为我国水污染的治理指明了新方向。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不仅在制度上是个创新,在法律层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规制第三方的刑事责任方面。要明确第三方成为新的责任主体,在认定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在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上适用"双罚制"和罚金刑,为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的引入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新《环境保护法》中的区域合作制度

《环境保护法》第20条建立了环境区域保护合作制度的雏形,突出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导向、协调机制的统一导向和契约精神。新制度也存在明显不足,未能提升到区域合作的战略高度、构建配套的机制保障和健全地方政府协商的具体制度,从而尚未完整确立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制度。完善的路径可分为三个层面：于宏观层面借鉴国外区域合作模式;于中观层面构建政府区域合作保障机制;于微观层面健全区域行政协议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家族控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不同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对碳排放限额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碳配额资源的有效配置。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于外部组织合法性的压力机制与内部社会情感财富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 2010—2019年我国 2417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 DID面板模型，从家族控制视角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了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家族控制弱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当家族企业处于低CO₂排放额度地区且实际控制人代数为一代时，两者关系及家族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宏观层面通过降低规制强度与碳排强度、微观层面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与信息透明度来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因此，本文从低碳资产的“提质增效”、风险管理和低碳技术推广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物权价值饱和视野下林农权益的研究

为有效解决当前林农权益的问题,深度分析了林农这一森林资源物权人在森林资源流转实践中面临的收益权受损、处分权剥夺以及补偿权受限等权益保障缺失的难题,创造性地将森林资源物权价值饱和理论运用于完善林农权益保障机制的实践中,构建林农权益内化权能巩固与外化侵权救济两种机制,从而实现林农权益保障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现实困境及其化解机制

碍于自身资金、治污技术以及管理水平欠缺等客观因素,排污主体自主进行污染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专业的第三方治理被提上日程。但现阶段第三方治理客观与主观方面均存在缺陷。目前急需在现实困境之上建立化解机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划分、认定责任,完善市场机制,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法定程序保障公众参与,并辅之严格排污标准、高额违法成本以倒逼排污主体采用专业治污机制,以确保第三方治理成为污染治理的有效路径。     

正义视阙下失地林农权益的保护

林地流转是我国当前蓬勃发展的形式之一。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出当前林权流转中失地林农权益面临的政治权利削弱、经济权利缺失以及社会保障权受损的现状,并点明通过构建明确林地产权制度、完善林地补偿制度、建立林农社会保障机制等形成一系列完善林农权益保护的制度因应,以实现林农权益的公平正义。     

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第三方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探析

<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的正式发布,确定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在我国的开展实施。第三方环境服务公司主体的加入,为环境污染法律责任的承担增加了障碍。为了明确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第三方的法律责任,必须对其中的归责原则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水污染侵权行为中的法律地位,从而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的责任划分奠定基础。     

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第三方的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党和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治污新模式,也使得专业污水处理公司成为市场经济新的经营主体。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中的第三方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串通投标、商业贿赂和垄断协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这就需要法律对这些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明确第三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赔偿数额,区别对待行政责任的不同情况以及对第三方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有利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我国的推广实施。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改革路线图

第三方治理是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有效模式,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的重要内容。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内涵不清晰、理论架构未建立、关键问题待突破、政策路径不明确等问题,系统设计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改革路线图是当前迫切的现实需求。本文在对第三方治理内涵的解析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多中心公共经济论、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理、规模经济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架构,综合分析第三方治理的理论依据及作用机制。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梳理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演进情况,并立足于我国环境公用设施建设和企业工业污染治理领域第三方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成效及问题,提出构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环境监管体系、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市场价格体系和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的政策机制改革框架及实施路径。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多规合一”试点问题探讨

"多规合一"试点是我国实现规划变革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侧重从技术层面展开探讨。从规划管理体制入手,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利用"功能—层级—公私关系"的框架对当前试点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当前的"多规合一"试点在横向部门间以协调为主,部门整合程度不足;在纵向层级上,中央和地方互动缺失,地方内部层级协调方式有待完善;在公私关系上,公民在此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难以确立,公私部门合作尚未展开。建议横向部门间采用大部制进行整合;纵向层级间要理清央地关系,强化层级监督;在公私关系上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商机制和组织,并积极开展公私部门合作。     

惩罚机制下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研究——基于随机演化博弈视角

低碳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与“搭便车”风险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的稳定发展。基于此背景,运用随机博弈模型分析多主体惩罚机制对低碳技术创新联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多主体惩罚机制的实施能有效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的稳定性。其中,第二方惩罚机制是影响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的主要因素,第一方与第三方惩罚机制及随机干扰则对联盟的稳定速率有重要影响。为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稳定发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进一步从政策制定与管理实践角度提出优化我国低碳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食品安全共治演化博弈分析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演化过程,本质上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将第三方检测机构纳入分析框架,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食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的条件与关键影响要素。通过与一元主体现实情境下政府模式监管的对比分析,揭示相关主体的策略选择行为与稳定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监管博弈过程中,利益机制运行博弈矩阵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利益博弈演化策略。食品企业主要利用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交易成本差别提升自身的利润效能;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完善奖励惩罚机制提高食品的安全监管效能;食品第三方检测机构主要整合企业部门中存在的自愿监督机制,基于承担社会成本的新思路,达到政府—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演化稳定均衡,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共治：结构、机制与实现路径--以“绿色浙江”为例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多元主体社会共治是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本文以＆quot;绿色浙江＆quot;为例,重点分析了其在组织结构上的独特性,处理和政府、企业之间关系的巧妙性和平衡性,还分析了＆quot;绿色浙江＆quot;在环境保护项目中经常运用的公众参与机制、圆桌协商机制、舆论倒逼机制和服务外包机制等。最后,文章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包括两个方面：环保组织要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公益人才的培养,地方政府则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程序,扩大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体参与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和空间。     

略论生态资本

本文论述生态资本及生态基本属性，探讨生态资本经营的基本规律，并从企业，政策和社会三个方层面讨论经营生态资本应解决的问题。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社区参与机制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为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社区参与机制势在必行。从凤凰古城旅游产业发展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机制的原理，据此提出社区参与机制模型，并在政府、社区居民、古城开发商三个层面上提出推动社区参与机制建设的相关建议。     

基于成本分析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理论和自然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西部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西部生态补偿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其内部的成本关系包括生态服务利用成本关系、跨区域资源调配成本关系、生态工程实施成本关系、内部补偿成本关系等，基于成本分析基础上的三层次补偿关系协同发展是完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实践新趋势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一种可有效发挥政府、排污主体、市场力量等多方优势,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并降低综合成本的重要模式。工业园区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入驻了大量的企业,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产生集中,是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重要的实践载体。本文对2016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针对工业园区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践创新进行综述,从试点项目、典型模式、成效与挑战等方面对园区已开展的第三方治理实践进行分析,认为第三方治理在推进园区绿色发展中优点突出,已开展大量多样化实践,具有广阔的进一步发展前景,但同时仍需突破机制模式、管理制度等瓶颈。在国家针对工业园区污染防治突出系统优化、资源能源双控、排放提标、精细化管理等趋势下,全面深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主要面临着硬件设施和管理体系不平衡不完善两大问题。最后,研究提出了创新第三方环境综合服务和针对“双碳”目标深入推进工业园区第三方污染治理的两方面政策建议,以期为工业园区深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创新和促进园区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垃圾管理的被动与主动

目前所采取的垃圾管理模式属于末端管理模式,其实质上是一种被动应急反应,缺乏整体认识和全局视角,也缺乏制度规范和文化教化两个层面的互动。为此,需要从生产、消费和抛弃三者关系的角度认识垃圾形成,改变目前的垃圾运营模式,准许民间资本进入,调动公众参与,实现政府、商业资本、公众参与三方的共同行动,才有望变被动为主动,探索出垃圾管理的有效模式。     

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主体性完善

环境评价对价值关系的规范性把握内涵决定了其主体性,而评价实践过程评价主体和价值关系主体的相分离引发了评价的主体性悖论。要解除悖论必须弥补环境评价的主体缺陷,让真正的价值主体参与到评价过程。目前环境评价的公众参与停留在形式参与,而参与机制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制度供给、技术主体的角色转化、公众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参与的组织化引导等内外软硬条件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