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客群体调查的城市旅游供给评价研究——以西安入境旅游为例

以西安为案例地,构建了关于入境旅游供给评价的6个一级指标、47个二级指标问卷,对入境游客、社区居民、旅游从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等主客群体进行了调研,并运用SPSS19.0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主客群体对西安入境旅游供给的评价按李克特7级量表计算,整体趋近于5,还有很多指标低于5,说明西安的旅游供给水平介于基本满足和一般满足之间。西安的旅游吸引物、食宿购娱服务与设施和旅游交通能较好地满足入境旅游的需求,而在城市旅游环境、旅游信息服务方面与入境旅游的需求差异较大。     

古城旅游地旅游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为例

古城旅游地是独具中国传统魅力的重要旅游目的地，而古城居民是古城生命力之所在。以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为案例地，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古城居民感知的3个积极影响公因子和2个消极影响公因子，通过均值的比较，分析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总体感知与态度。在此基础上，采用Bonferroni多变量协方差分析法（MNOVA）进一步分析不同细分居民群体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展望了未来居民利益诉求的转变方向，以期为政府部门、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规划部门提供有益参考，促进古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在深入理解人居环境内涵和旅游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张谷英村居民对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效应的感知与态度。结果表明:1从旅游发展阶段来看,张谷英村目前处于旅游参与阶段,旅游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居民对旅游发展多持赞成态度;2从居民感知视角来看,居民对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居住环境、总体影响的正面因子感知强烈且具有一致性,对负面因子感知较弱且具有显著差异性;3从居民感知差异来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出生—居住地都是造成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差异的重要因素。根据居民感知结果,提出促进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建议。     

西部旅游城市入境旅游流与饭店耦合协调度对比研究——以西安、成都为例

选取西安和成都两个西部典型旅游城市为样本,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度函数,建立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的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研究两城市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的耦合状况,对其进行定量对比分析,探寻入境旅游需求与饭店供给的内在关系、耦合协调时序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较好地评价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西安、成都的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两城市的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系统协调度都经历了从失调到协调的演变过程,成都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低于西安;大事件对于入境旅游和饭店业的发展都有明显的影响.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及其动力因子研究——以周庄为例

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生活产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居民对旅游影响和旅游发展的感知态度,发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较强烈,对旅游发展也持理性支持的态度,其中居民对环境影响的正面感知最为强烈。结合居民态度随旅游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的相关理论与周庄现阶段旅游发展特征,对居民感知态度的动力因子进行了探讨。     

对平遥古城居民旅游感知的分析研究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研究旅游影响性质及程度的重要途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平遥古城居民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业态度的差异,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古城居民旅游感知的建议。     

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社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选择"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影响旅游的权力、邻里条件、地方感、旅游创业效能、社会资本、旅游支持度"等10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并以甘南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案例区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甘南高原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甘南高原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差异、职业差异和社区差异对旅游支持度形成影响;(2)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政策获益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甘肃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变动的空间分析

以入境旅游人均消费为测度指标,运用EDSA-GIS和统计分析方法对2001—2009年甘肃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和空间作用类型进行了初步研究,找出甘肃省入境旅游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并进行比较,分析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动。结果表明:甘肃省各地级市之间入境旅游经济虽然近几年还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空间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入境旅游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较快,同时应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各方面的投入。     

城市居民出境旅游决策的性别差异研究

在我国出境旅游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选择西部重要城市西安为案例地,运用因子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法研究了不同性别的城市居民出境旅游动机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不同性别居民出境旅游动机与影响因素相关性结构方程模型,对比分析得出两者在出境旅游决策方面的相关性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性别的城市居民出境旅游动机差异显著,男性主要为"求动心理"驱动,女性则主要为"求静心理"驱动。(2)不同性别的城市居民出境旅游受"目的地供给水平、国内旅游推力"因素影响趋同,但女性更关注目的地的可进入性、节庆赛事等。(3)动机与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且在不同性别中差异显著,在男性中表现出更高的协同一致性。     

论城市旅游景观视觉形象的影响因素——以扬州市为例

在视觉影响因素的作用下,旅游者对实地感知的城市旅游景观视觉辨别和鉴赏形成了视觉形象感知。城市旅游景观的品质不同对视觉形象产生的影响不同,而不同社会背景的旅游者及居民对同类旅游景观视觉形象感知的影响也不同。分析得出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等不同社会背景的旅游者和居民对扬州旅游景观视觉形象感知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了提升城市旅游景观视觉形象的方法和建议,期望对城市旅游的规划者、决策者提供参考,以便创造更多更美的城市旅游景观。     

基于居民感知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影响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居民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影响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影响研究尤其是基于居民感知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对甘南藏族自治州进行了调研,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居民的感知与感知差异。从民族、职业、工作性质、教育程度四个角度分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差异,提出当前甘南州旅游属发展初期,当地主客关系处于较融洽阶段等结论。     

中国两岸三地入境旅游发展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入境旅游发展的历史、旅游资源的特色、入境旅游发展的政策环境及2001—2008年三地入境旅游发展的业绩指标和客源市场的对比分析可知:香港、台湾是中国大陆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市场,两地游客总数占大陆入境旅游总数的63.4%;香港回归后,大陆放宽居民赴港旅游的政策使大陆游客迅速占据香港入境客源市场的半壁江山;而随着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大陆将成为台湾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市场。三地的旅游合作和共赢的途径是:将三地作为整体推广针对远程外国入境游客的"一程多站"旅游模式,使每个进入其中一地的游客都成为其他两地的中转客源,从而使各方受益。由于其地缘邻近、文化同源、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强,两岸三地必将相互成为主要的客源市场。     

淮海经济区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体系研究

运用经济地理学中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对淮海经济区近10年的入境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淮海经济区入境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区域旅游规模发展差异较大,早期首位分布不明显,但后期表现明显.为进一步探讨淮海经济区入境旅游规模差异的原因,该研究运用城市地理学中的位序—规模法则,通过回归分析对淮海经济区入境旅游规模体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入境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入境旅游规模开始逐渐呈首位型发展,入境旅游规模分散均衡程度低,部分城市存在高度垄断现象.此外,在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不足之处和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亲景度的秦皇岛入境旅游市场研究

入境旅游市场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外向度，而外向度的提升是旅游目的地塑造国际化品牌形象、增加旅游收入、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依据秦皇岛1995-2006年入境旅游市场的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秦皇岛入境旅游市场亲景度的国别差异及空间演变，并对秦皇岛今后拓展入境旅游市场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古都城市入境旅游推—拉力因素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为例,在旅游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推-拉力因素单要素评价模型,定量研究了古都类城市入境游客的旅游动机,并通过对不同群体游客推-拉力因素的差异分析,进一步指出了旅游动机的不同因素在不同群体中的影响程度,可为古都类城市入境旅游市场拓展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十三五"规划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背景下,旅游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破点,对我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系统耦合理论,从协同角度研究了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系统,并以我国31个省份为对象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全国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的耦合协调值较低,多数省份耦合协调值虽然稳步上升,但仍处于不良耦合状态;各地区之间耦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发展方式呈现出以中部为中心,辐射中西部高速演变;在演化过程中,耦合协调系统类型呈现出"金字塔"向"橄榄核"模式的转变。     

禾木景区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实证研究

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感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当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运用社会交互理论和道科西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从四个维度研究了禾木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大都持乐观的支持态度,旅游发展使居民的生计方式、收入水平明显改善;对生活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生态环境和环保意识的影响较小;对居民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弱,居民与游客的双向交流很少,旅游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目前还停留在经济层面,缺少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感知的关注.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研究——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

旅游扶贫是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地居民作为旅游扶贫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感知态度成为反映当地旅游扶贫成效的晴雨表。以青海省湟中县为例,从居民视角出发,以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与模糊数学法对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主体的感知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综合感知中,居民对企业的感知值最高,其他依次为本地居民、游客和当地政府。②在各单项指标中,"公平公正、协助支持与协调沟通"、"信息公开、尊重包容"、"相处和谐融洽"、"继承发扬与公平竞争"分别对当地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的感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进一步增强民族地区的"造血式"扶贫,对其他民族地区通过旅游扶贫实现脱贫摘帽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入境旅游的收敛状况及原因分析

从经济增长收敛的视角分析我国入境旅游的均衡发展问题,选取1990—200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入境旅游人次数据,采用σ收敛方法检验我国入境旅游的收敛情况,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入境旅游不存在全域性收敛,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中部和西部地区呈发散趋势。旅游资源开发是入境旅游收敛的主要原因,突发事件对经济落后地区的短期入境旅游收敛有很大影响,旅游固定资产、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力资源供给都不是入境旅游收敛的原因。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以地方感、获益感知、成本感知、支持度4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我国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理论模型,通过验证因子分析、探究因子分析法,融入结构方程模型,对多项指标进行参数检验,修正模型中残差值。结果表明:①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获益感知的影响比对成本感知的影响更为强烈。②居民地方感对获益感知呈正相关关系,对成本感知呈负相关关系。③居民地方感对当地旅游支持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基于研究结果,针对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贫困现状,从旅游角度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