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基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调整优化人口相关政策、巩固壮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阶段。本文对"十四五"规划人口及家庭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警惕"超低生育陷阱",实施生、育、教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拳",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着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使家庭成为养老第一支柱,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让全体老年人"老有所依",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保障,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三是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政策(差别化落户)改革"的农民工市民化"二维路径",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让迁徙决策回归家庭,鼓励家庭化迁移。坚持优化城市群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着力使未来城市总数达到一千座,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不断优化。四是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转变,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相协调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五是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解决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健全数字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新冠病毒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制应充分考虑人口性别差异,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医保制度改革。家庭是人口相关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微观基础,本文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现代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展与延续家庭代际支持功能。     

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计划生育新政策下人口数量及结构的预测模型

中国政府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今人口增长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研究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影响时,建立三种人口结构模型:灰色预测GM(1,1)模型、Logistic人口阻滞增长模型和与生育有关的人口结构预测模型,利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对现有全国人口数据进行拟合,通过城乡人口比和人均GDP等影响因素对模型进行优化,并利用优化的模型对未来人口进行了预测。     

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

提出"绿色人口红利"概念的目的在于分析"人口红利"是否带来环境问题,从而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成本纳入到人口红利中,以消除"人口红利"中的环境代价.通过人口红利兑现过程的定性分析,确定了人口红利包含着"环境代价",即兑现人口红利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利用Hartwick-Solow模型框架和新古典优化增长模型生产函数,设计了能够将"人口红利"调整为"绿色人口红利"的简要模型,模型调整的结果能真实显现出人口再生产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模型调整应用过程中,需注意几个问题:①防污支出问题,在把"环境服务"当作环境产出的前提下,把环境污染价值作为产出的减少,应从中扣除.②跨国污染问题,世界各国应确定一个统一的方法,按照一致的口径进行计算,并从人口红利中扣除.③技术变化影响问题,若把技术变化因素排除于调整人口红利的模型之外,将造成对绿色人口红利的低估.④新发现资源问题,建议采用按现行边际开采成本计价将新发掘量计入绿色人口红利.     

基于PDE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研究

准确的人口结构预测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论文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设定生育率低中高三种不同方案进行推演,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走势。结果显示:若实行较低的生育率方案,即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到2050年我国人口结构将呈现非常严重老龄化状态;若实行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实施二胎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到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结构将逐渐年轻化,呈成年型人口结构;若实行较高的生育率方案,即实施较二胎政策更宽松的计划生育方案,我国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人口结构符合年轻化人口结构的特征,但将带来大量的新增人口。比较三种不同的预测结果,基于我国国情,认为实施二胎生育政策比较理想。     

人口结构惯性及其动态调整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型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本文从城镇和农村两方面出发,基于省际数据,深入分析并测度老龄化的动态趋势、人口政策调整对人口结构的动态效应及其城乡差异。结果表明,人口政策对人口结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城镇,农村的生育惯性是城镇的近四倍。而且,长期来看,城镇老龄化情况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恶化,而农村老龄化趋势则相对稳定。     

成本效益、政策认知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政策执行的本质是主体之间考虑利益得失的利益博弈过程,利益推动行为主体执行或违反政策。农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直接利益主体,农户自身利益需求与补偿政策的差异表现为补偿满意度,明晰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对解决农户利益需求缺位,提高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执行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在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区域扬州市刘集镇农户补偿满意度调查,应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成本效益及政策认知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户补偿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补偿满意度受其自身和家庭禀赋特征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多、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户,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较低,补偿满意度会相应提升。(2)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成本效益因素显著影响,提高耕作便捷度、改善出行交通,会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受益感知,进而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而日常消费上升、原有宅基地面积较大,会增加农户参与整理的成本投入,降低农户补偿满意度。(3)农户补偿满意度受政策认知因素明显影响,正面的政策制定评价、较高的政策执行满意度及农民收入增加的价值认同,均将提高农户补偿满意度。因此,应合理评估宅基地价值,重视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长期影响评价,综合考量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的总成本和综合效益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以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提高整理区农户的社会福利及政策认同。     

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

在我国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化。并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归纳，进而将中国三大都市圈与日本的都市圈进行比较。结论是：中国沿海地区的都市圈化。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还能实现国家和区域的人口-经济-生态的平衡。都市圈化的推行。将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长达数千公里的人口高度聚集的沿海城镇密集地区。成为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支撑点。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之闻、沿海与内地之闻的体制鸿沟和贫富鸿沟。     

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DID分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劳动力外流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章从信贷约束缓解的视角出发,基于5省10县互助资金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1059个微观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资本替代劳动和提供隐性担保三个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互助资金政策的实施对贫困村劳动力外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②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向农户提供借款,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了满足迁移成本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向外流动。③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互助资金借款额度有限有关,无法满足农户机械化的资本需求。④为农户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为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渠道,确保农户即使在外流失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向互助资金借贷平滑消费和缓解风险冲击。研究结论为探索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成为进一步促进剩余贫困劳动力转移的契机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未来应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可持续性收益。     

贵州省大坝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选取贵州省万亩（1亩=1/15 hm2）以上的坝子为研究对象，以GIS为技术支撑，通过空间叠加分析，提取研究区10 a来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并结合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引起变化的驱动力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05年、2005~2010年两个时段，耕地面积一直在持续减少，第二时段的变化比第一时段更剧烈；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域、道路在两个时段都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在第二时段比第一时段增加的速度更快，其它3种地类增加的速度有所减缓；灌木总体变化是出现先减后增的趋势；（2）耕地在2000~2005年的流向主要是林地，在2005~2010年流向主要是居民点和城镇建设用地；（3）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受人口、经济效益、政策的影响     

城市化:浙江省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反集聚效应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它违背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要求非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般规律,这种脱离了城市化的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环境污染主要是通过“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来实现的,并对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尽快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转到以城市化为主推动经济增长上来,努力探索出一条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新路子。     

基于村域的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地域向多元方向发展和演变。近年来,乡村多功能发展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成为指导乡村转型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范式。在系统梳理乡村多功能发展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探索村域尺度下我国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类型划分及其评价方法,并开展了江苏省金坛市乡村地域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工业功能、生活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进而识别出全市分村域的地域主导功能类型。结果表明:生态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环长荡湖、直溪镇和薛埠镇等水网密集、林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功能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金坛市中部和南部等河网平原地区;工业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和尧塘镇等城市集聚发展区域;生活功能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等地;乡村地域多功能指数呈现出以城区为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全市乡村地域主导功能可划分为6种类型,并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分别总结其所对应的乡村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可为明确乡村功能定位、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完善乡村管理政策以及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试论重庆市农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重庆市是我国农村面积最广、农业比重最大和农业贫困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维护好该市的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不仅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确保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行、促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村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该市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协调发展面I临的主要问题有：尖锐的人地矛盾；巨大的移民和脱贫压力；频繁的自然灾害。提出该市农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退耕还林与扶贫开发、自然保护区建设相结合，确保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将移民搬迁与地质灾害整治、库区周边湿地的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建设。     

Vietnamese Uplands: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of Forest Land Allocation and Deforestation Process

Vietnam, in the ongoing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ies, has to cope with high rural poverty and a dramatic process of forest loss an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rural poverty as the main cause of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ssociated with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and to an unclear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n forest land. In 1993,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Forest Land Allocation programme aiming to lease forest lands to individual households and, on this basis, to solv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halt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nd preserve the remaining forests.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this land reform policy, two upland pilot communes have been intensively monitored.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forest land reform allocation in the two study areas are presented, after providing a background on the Vietnamese situation of mountain zon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discussed as to whether the current forest land allocation process may actually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Deforestation problems must be tackled also with new macroeconomic policies (e.g. credit programmes to suppor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ractices) and social policy (e.g. reduction of demographic pressure), together with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institutions (e.g. State Forest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management of the forest areas.     

The cradle of the city: the environmental imprint of Brussels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As a popular assumption, the cities are considered to exert a major impact on their hinterland. In fac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is imprint on the earlier period. This paper will thus try to delineate as far as possible urban and ru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imprint by using a cause and effect analysi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birth of second generation cities like Brussels is the result of a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process occurring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Above all in a second phase, once the process of human concentration within the city initiated and the town became a market center and a consumer power, rural developments changed under the urban imprint: at that moment the city imposed a certain spatial structure on the rural system with intensive and high profitability cultures replacing extensive practices.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