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异质性及监管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普遍持担忧态度。相对于多主体监管的城市而言,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既突出又复杂,农村食品安全消费风险的区域差异性,以及农村居民对于食品安全消费担忧度的异质性,使得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缺乏必要的地区针对性,有些政策甚至在部分农村食品安全消费监管中无所适从,从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有研究大都是以整体的宏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未将空间微观因素考虑在内,弱化了区域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地区间的相互传导。本文基于我国20个省份500个自然村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实证调研数据,在引入空间地理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全局Moran’I指数与局部Moran’I自相关指数,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态度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各省市农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性分析提供有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整体食品安全消费态度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主要的热点省份为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说明在治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地区紧迫性和针对性,应有重点的针对相关热点城市进行与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相适宜的治理措施。接下来,基于实证结果分析造成各区域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针对各区域不同现实情况,文章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政府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理措施;必须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切实落实"因地制宜"政策,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等。     

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研究

居民的环境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环境状况,而环境行为意愿又直接指导着环境行为。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研究了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之间环境行为意愿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属性特征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环境意识、奥运、环境知识、环境状况以及传统道德对市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环境行为意愿均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并通过分析总效应发现,对环境行为意愿影响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环境态度、环境知识、奥运影响、环境状况和环境道德。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应该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年轻人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取向、继续提倡"绿色奥运"理念等方面加强北京市居民的环境行为意愿,从而提高整个北京地区的环境水平。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基于现实情境的村民委员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研究

有效治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为了探究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和河南省等四个省份1 242个村委会的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了现实情境下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行为。调查结果表明,受访村干部以年龄段在46—60岁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任职时间为3—4年的男性为主;被调查的村委会成员以3—5人为主,所辖人口主要在5 000人以下,绝大多数村委会每年对村干部的补贴在5 000元以下;受调查的村委会在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治理具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的治理表现相对较差,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职能建设方面则分别表现出了较好和较差的两极化倾向。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村委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内含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流通消费、宣传职能建设和基础治理职能建设等四个因子,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重点和方式: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与源头治理型,流通消费环节与效果追求型,宣传职能建设与信息公开型,基础治理职能建设与职能推动型。根据上述四个因子最终将现阶段不同治理行为的村委会划分为参与传统型、参与起步型、参与断点型和参与全面型等四种类型。这些结论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村委会的职能建设,引导村委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尤其防范农村食品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村委会参与农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行为路径,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标识选择与自我保护行为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在实现食品安全需求过程中所采取的标识选择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标识选择行为"指消费者购买具有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自我保护行为"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或购买后对食品采取的后续加工处理行为。以新鲜蔬菜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北京市开展消费者行为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463份。统计结果显示,有76%的消费者在最近一个月内购买过认证蔬菜,有85%的消费者在食用蔬菜前采取过自我保护措施。考虑到两种行为的"截断性"特征和"似无关性"联系,本文采用二元T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为效率因素和收入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认证蔬菜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消费者对任一种行为的知识水平和信任程度对消费者采用该行为实现食品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因素对两种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对两种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对"标识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保护行为则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标识选择,自我保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策略,工资率越高,自我保护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消费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强度越低。此外,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实现食品安全需求的途径有所差异:年龄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更多的认证蔬菜,年龄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采取更高强度的自我保护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培植消费者信任都有助于实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而促进收入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影响则并不确定。     

环境综合治理背景下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研究

基于苏皖两省413份农村数据,文章引入意识-情境-行为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亲环境意识是亲环境行为产生的基础,环境知识和环境情感对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而环境态度仅对农村居民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个体责任意识只对农村居民的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交互效应看,环境态度和个体责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存在两两的正向交互作用,即对环境问题持有高度个人责任感的群体,培养其积极的环境态度能显著提高该群体的公领域亲环境行为选择偏好。在个体实施成本中,行为麻烦程度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公私领域的亲环境行为,物质主义观念对行为的主效应不显著。且物质主义观念对态度-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为麻烦程度则对情感-行为路径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主义观念也对个体责任-行为路径存在正向的弱调节作用。此外,中国文化确实在居民的亲环境意识和行为中发挥着背景效应。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发挥组织引领,激发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热情,充分发挥农村居民主人翁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创造便利、便捷、有效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减少农村居民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成本;注重文化影响,充分发挥良好乡风文明具有的浸润人心、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培养农村居民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

与普通农产品相比较,低碳农产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我国建设低碳农业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动机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对照法,通过对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调查,以猪肉为例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水平,并重点评估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是源自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愿意为猪肉低碳属性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87元/斤;如果消费者事先获知低碳食品并不意味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或安全属性的信息,将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支付意愿。也就是说消费者为食品低碳属性支付溢价的动机来源于利他和利己动机两部分,如果消费者确信消费低碳食品只对环境有利而没有增加自身的效用,会显著地降低支付意愿。     

中国区域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在对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Panel Data模型,并运用4大区域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支出数据(1991-2008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62,说明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每增加1%,会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262%;中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237;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145;西部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系数为0.087,可见,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就其他解释变量来说,各地区的人均GDP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的GINI系数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对其居民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本文还提出了如何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的对策措施。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a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基于海外耕地投资的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研究

海外耕地投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投资合作,获取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海外耕地投资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和粮食进口,增加中国粮食供给,对国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业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膜施用量、化肥施用折纯量、农药施用量等10个因素进行模型参数筛选,拟合中国粮食总产量关于粮食产量影响因子的函数关系,测算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总量;同时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拟合出口粮、工业用粮、饲粮、种子粮以及粮食损耗的函数模型,测算中国国内粮食需求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情景分析法模拟不同情景下,中国在海外生产的粮食进入中国市场的比例,并以此作为影响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因子之一,构建关于中国粮食总供给的函数模型,分别测算不同情境中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悲观情景和一般情境中,海外耕地投资生产的粮食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乐观情境中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当海外耕地投资粮食进口率超过75.3%时,海外耕地投资会对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和建议:目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中国粮食供给,并且供给量显著提高,存在提高中国粮食供给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巨大潜力,决策部门需要重视海外耕地投资,引导海外耕地投资良性发展。     

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间相关性研究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界定了引发食源性疾病的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并基于10省(区)2 163户家庭的横断面抽样调查数据,以实践理论为指导,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实证测度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以食源性腹泻为研究病例,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确定家庭食品处理的关键风险行为特征与人群特征。结果表明,对应于食品处理安全行为,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主要为食品运输、食品冷藏与剩菜处理不当,厨房清洁用品交叉污染,生熟食品交叉污染,清洁卫生风险,烹调不彻底等七种类型,且生熟食品交叉污染与剩菜处理不当是引发家庭食源性腹泻的最主要风险行为特征,尤其是男性、已婚、年龄较大、家庭人口数较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稳定度较低、以及个人和家庭年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人群。家庭是预防食源性疾病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应致力于与消费者进行风险沟通,提升消费者的责任认知,采用差异化策略改善风险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处理习惯,实施抗击食源性疾病战略。     

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

以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实证,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探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了解程度、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政府补贴都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农户年龄、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和政府管制则会减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农民培育和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确保绿色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政府应加强完善农业绿色生产制度,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上海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在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加入计划行为理论，以303个上海居民样本的抽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搭建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整合模型，利用AMOS结构方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居民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接受因素（信息交流、感知有用性）和计划行为因素（使用态度、行为倾向）两类；行为倾向和感知有用性是居民产生并提高绿色技术产品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居民对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态度无法促使其进一步提高支付意愿，居民间信息交流对其使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架构绿色技术产品的信息交流渠道，催生城市居民绿色行动力；切实夯实绿色发展观的社会基础，沟通绿色战略与民生民心民意相通；提高居民绿色认知和绿色认同水平，强化居民绿色支付意愿的内动力。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基于推拉理论的“农二代”耕作意愿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农二代"耕作意愿关系到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和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河南省597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推拉理论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农二代"分别在近期和远期的耕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近期相比,"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在远期将会下降。"农二代"耕作意愿在近期和远期的影响因素有同有异。种地经历、家庭类型和农村生活压力等对"农二代"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影响显著且方向相同;种地技能要求、日常家庭开支对近期、远期的耕作意愿均有影响,但前后方向相反。而有些因素仅对"农二代"近期耕作意愿或远期耕作意愿单方面有影响。农户特征和农村推力等方面的因素在"农二代"近远期耕作意愿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农村拉力在近期耕作意愿中作用明显,而城镇拉力在远期耕作意愿中影响显著。最后,根据"农二代"的耕作意愿影响因素,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

海岛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岛生态环境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海岛居民是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主体之一,研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引导和鼓励海岛居民主动采取环境友好行为是改善海岛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建立包含生态管理行为、消费行为、说服行为、公民行为四个环境友好行为变量,环境态度、环境保护知识、环境经历、社会政策、行为约束五个影响因素变量在内的理论模型。结合海岛生态环境和海岛居民的特点,设计海岛居民版环境友好行为测量量表,并在长岛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究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总体水平差异较大,难度较低的环境友好行为实施较好,而难度较高的实施较差;影响因素变量中,环境态度积极,环境经历丰富,环境保护知识掌握较好,相关社会政策较为不利,行为约束偏中性。②环境态度、环境经历、社会政策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存在“知易行难”现象。行为约束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无显著影响。④环境经历不仅直接影响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而且通过环境态度对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施加间接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改善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对策建议。     

社会化小农趋势下农户低碳经营的路径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目的：解析当前小农社会化进程中阻碍小农响应外界的低碳农业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出推动低碳农业发展的相关措施。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社会化小农对低碳农业导向的响应特征，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构造农户低碳经营的路径分析概念模型并设计量表和调查问卷。选择湖北省的通山、黄陂、鄂州、江夏、蔡甸为实证研究区对农户的低碳经营状况进行入户调查，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调查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研究结果：当前仅有部分农户以减碳源为主的形式进行了低碳经营，增汇型低碳行为占比较小，而且部分低碳行为是无低碳意识的低碳行为，低碳意愿和低碳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模型拟合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的低碳意向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不足；农户低碳经营的首要目的是保障自身的食品和生态环境安全；影响农户低碳意愿的行为转化率的主要因素均直接或间接指向“农户对把控低碳经营的市场风险及其获得可观效益的信心不足”；主观规范因素对农户进行低碳行为的影响作用有限。研究结论：可从“提升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力”和“强化主体对低碳经营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的认知”两方面着手，通过再塑农户对于家乡的归属感、使命感来重构乡村社会空间秩序，加快农地流转，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动碳汇交易等措施和手段来强化农户对低碳经营的认知、提升低碳意愿到低碳行为的转化率，以及推动研究区无意识低碳行为到有意识低碳行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