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偏好研究

本文从中国猪肉供应链体系存在的主要风险出发,构建由可追溯信息、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原产地、价格等四个属性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可追溯猪肉属性体系,将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分别作为可追溯猪肉的事前质量保证、事后可追溯的功能信息属性,并以江苏省无锡市332个消费者为案例,基于选择实验方法,借助Nlogit 5.0分析工具,采用随机参数和潜在类别模型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偏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完整的可追溯信息属性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同时偏好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属性,因此设置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信息属性相结合的完整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促进可追溯猪肉的市场普及意义重大。具有养殖、屠宰加工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国内第三方认证属性具有互补关系,并且消费者对产地属性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在目前猪肉可追溯体系中事后可追溯信息属性设置不完备的情形下,完善具有事前保证功能的原产地标签制度是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者偏好于可追溯信息真实性认证,偏好程度依次为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国际第三方机构认证、国内第三方机构认证。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价格敏感型、无差异型与可追溯偏好型三种类别的消费者对不同层次的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而且不同类别的消费者均偏好于完整可追溯猪肉的信息属性。     

可追溯猪肉:信息组合与消费者支付意愿

本研究立足于消费者个体偏好差异,以可追溯猪肉为案例,设定猪肉可追溯信息的不同组合,以实证调查为手段,通过获得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偏好数据,研究消费者可追溯猪肉消费的现实需求,为政府食品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和普及可追溯食品、构建安全食品市场体系提供决策依据,同时检验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方法的差异与一致性。以此为目标本研究基于相同的样本,采用实验拍卖与真实选择实验两种非假想性实验法研究了无锡市143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可追溯信息组合的猪肉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虽然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不同实验机制下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对猪肉可追溯信息一致的偏好序,且参与者更偏好于政府认证信息、养殖信息,并在总体上对包含完整可追溯信息的猪后腿肉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因此,政府在建设肉类制品可追溯肉体系中应该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入政府监督机制,保障可追溯信息的真实性,规范可追溯食品认证机制,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信任,促进可追溯食品持续发展;引导生产者设置可追溯的养殖信息,从源头环节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既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又可追溯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的责任;同时应对生产者实施必要的政策补贴,确保具有可追溯信息的猪肉价格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注重引导支持生产者生产多信息组合的可追溯猪肉,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最终促进安全食品市场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研究

为满足消费者猪肉安全需求,防范猪肉的安全风险,国家商务部等从2010年开始分批选择若干个城市实施肉类可追溯体系.可追溯猪肉能否有效推广内在地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本文基于随机n价实验拍卖方法,对江苏无锡市区272位消费者对具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三种类型可追溯猪肉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愿意为具有可追溯属性的猪后腿肉支付一定的溢价,且对具有养殖信息与政府认证信息的可追溯猪后腿肉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而进一步运用MVP模型的研究证实,消费者对三种不同层次安全信息属性的可追溯猪后腿肉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完善猪肉可追溯体系并与政府认证机制相结合是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市场需求,促进可追溯食品推广普及的重要路径.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是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河南信阳等四个城市的570位茶叶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Interval Censored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消费者额外价格支付水平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54.2%的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额外价格,消费者愿意为可追溯茶叶支付的平均额外价格是高于普通茶叶的5.752%,由此可见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比较高,但其支付水平相对较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茶叶安全性的担忧程度是影响其对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支付意愿的两个显著因素;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茶叶可追溯的额外价格,则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态度将显著影响消费者对额外价格的实际支付水平。因此,应该逐步提高消费者的收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可追溯茶叶的支付意愿与支付的额外价格的能力,以加快中国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同时,社会团体、消费者组织与茶叶生产者应当通过相关的宣传活动,普及茶叶可追溯的相关知识,进而提高消费者对茶叶可追溯体系的信任度,提高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并由此提高消费者可追溯茶叶额外价格的支付水平。另外,由于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需要生产者和政府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成本,政府应该通过降低可追溯茶叶生产企业的税赋等,调动企业生产可追溯茶叶的积极性,促进茶叶可追溯体系建设和完善。     

消费者对不同安全信息属性可追溯猪肉偏好的研究

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连续的安全信息流,从而确保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克服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由于建立完整的可追溯信息体系必将增加食品的成本,并传导到价格之上,未必能满足消费者偏好。针对消费者偏好,选择实验是当前研究的主流方法。由于选择实验存在不相关独立选择的偏误,本文以河北省唐山市1 200位猪肉的消费者为案例,设定生猪养殖场信息、食用的饲料信息、屠宰信息、猪肉加工信息、猪肉防腐剂使用信息以及贮存信息等六种可追溯安全信息,以20位专业人士对可追溯猪肉成本的估计为基准,上下浮动10%,设定三个价格层次,引入菜单选择实验就消费者对不同可追溯安全信息的偏好作出实际调查,以克服选择实验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潜类别分析方法,研究了消费者群体对可追溯猪肉不同安全信息属性的偏好。潜类别分析的配适性检验结果显示,消费者可以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群体。其中,低级消费者可能性最大,其次为高级消费者,中级消费者的可能性最小。这表明,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存在两极分化。高级消费者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生猪饲料以及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中级消费群体多数关注生猪养殖场与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低级消费者群体只关注猪肉加工安全信息属性。生猪屠宰场、是否使用防腐剂、贮存猪肉的冷库三个安全信息属性不是主要被关注的属性。为防范食品风险并满足消费者偏好,本文在模型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不同层次(包含不同完全信息属性)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供生猪饲养、猪肉加工两类安全信息则是建立可追溯体系的必备前提。同时,本文指出,需要从政府、企业、消费者在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与功能定位出发,探索并形成额外生产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     

城市居民对低碳农产品支付意愿与动机研究

与普通农产品相比较,低碳农产品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如何合理分担是我国建设低碳农业体系中的核心问题。而消费者对低碳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所形成的额外价格的支付意愿与支付动机又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对照法,通过对天津、山东和江苏等地的调查,以猪肉为例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水平,并重点评估了消费者对食品低碳属性的支付意愿是源自利己动机还是利他动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消费者愿意为猪肉低碳属性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87元/斤;如果消费者事先获知低碳食品并不意味着更高的营养价值或安全属性的信息,将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支付意愿。也就是说消费者为食品低碳属性支付溢价的动机来源于利他和利己动机两部分,如果消费者确信消费低碳食品只对环境有利而没有增加自身的效用,会显著地降低支付意愿。     

可追溯猪肉:生产与消费政策

在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广与普及的过程中,满足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所呈现信息的内容与类型的期望至关重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能够有助于消费者辨别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并提高消费者的信任。为了解消费者对可追溯标签上信息内容的偏好与需求,本文选择猪肉为例,从目前我国已经实施的猪肉可追溯体系,提取18种涵盖养殖、屠宰与销售的可追溯信息。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和五位专家的反复调查构建了将不同可追溯信息分别与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和食品信任三种标准相对应的网络框架,基于该框架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构建评估模型,展开150位消费者的随机调查,研究消费者对猪肉可追溯信息的偏好。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偏好的8种猪肉信息依次为:兽药与使用情况、饲料与添加剂、饲养过程、养殖环境、疫苗、包装日期、质量认证与标志、检疫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的背景下,政府引导推广和普及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应重点支持包含生猪养殖环节中养殖环境、疫苗、兽药、饲料与添加剂、疾病、检疫等信息,加工环节的分割包装日期信息,以及质量认证与标志信息等可追溯猪肉的生产,并引导消费者的消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同时可能对类似于黄浦江死猪事件,尤其是遏制事件发生后可能产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控社会层面上的死猪恐慌。     

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选择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安全认证开始成为消费者购买猪肉时着重考虑的因素,但由于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差异,导致其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与实际行为不一致。因此,深入挖掘导致这种差距的因素并识别内在的逻辑机理便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文章通过对安徽和江苏两省844个消费者的实地调查,参照计划行为理论,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分层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购买安全认证猪肉的意愿和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购买安全认证猪肉表现出普遍的自述偏好,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为。究其原因,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信念强度、结果评价、控制信念对其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服从动机和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和现实选择一致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文章进一步对过往经历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过往经历在通过信念强度、控制行为程度对消费者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一致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文章从加强社会协作、完善安全认证系统、加大对销售人员培训力度、媒体正向引导、简化认证流程、强化购后体验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环境质量对中国城镇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

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对中国各个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居民收入和环境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来分析医疗支出对各影响因素的短期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均为正值,说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而促进了医疗支出的增长。因此,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具有长久坚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来看,环境质量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却为负值,这一结果解释了当前有些地区和部门在短期内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发展,由此更加突显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支出影响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均大于1,表明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作用,由此说明我国当前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医疗补助政策具有其针对性和适宜性。     

中国碳排放量估计结果及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是遵从国际相关条款,中国当前及未来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准确估计碳排放量对于中国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和应对国际谈判,都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碳排放来源分类和能源排放系数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对于中国碳排放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本文利用Meta回归方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对导致中国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来源、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是导致估计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30.5%、29.7%、21.2%和11.8%。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在未来开展中国碳排放估计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等关键性因素,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同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立足于中国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立足生态看西藏的产业发展之路

“今天的环境．明天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既矛盾又统一,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是当前经济决策时无法逾越的问题。本文立足生态看经济,将“生态”与“经济”作为分析产业问题的两个支点,在兼顾二者平衡的基础上,指出了西藏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与内地“错位”发展的战略,建议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藏药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民族手工业、环保五大产业。并给出了五大产业的发展对策,传统产业的优化思路,以及政策保障体系。     

岷江汤坝航电枢纽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长江上游岷江航电的开发对水环境带来的影响,选取岷江航电梯级水库中的第二级汤坝航电枢纽工程为研究对象.利用2016年的监测数据,分析了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负荷,通过构造MIKE21水动力水质数学模型,对汤坝建成前、汤坝建成后和Ⅲ类来水情况下渠化河段的水质变化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支流汇入后的污染带变化,并计算了3种情景下的水环境容量.结果 表明,现状年库区渠化河段来流污染源负荷主要来源于岷江干流.汤坝建成后,坝前CODcr和NH3-N浓度均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劣Ⅴ类;在Ⅲ类来水情况下,坝前CODcr、NH3-N浓度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P浓度属Ⅴ类.支流汇入渠化河段形成的污染带面积较天然状态下发生变化:除镇江河和筒车河NH3-N不形成污染带以及太和河NH3-N的污染带面积减小外,其余支流水质因子污染带面积均较建设前增加.汤坝建成后,坝址处CODcr的水环境容量减少3280 t/a,NH3-N水环境容减少368t/a,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Ⅲ类来水情况下,CODcr和NH3-N的水环境相比建设前减少,TP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筒车河三类水质因子水环境容量增加,而镇江河水环境容量减小,建坝前后太和河均无剩余水环境容量.研究可为岷江航电污染源削减及应对措施的指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全面了解新疆各区域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状况。对于深刻认识干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新疆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指数以及人口承载压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区域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①不能一概而论机械照搬联合国关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各地应该有适合当时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人口承载密度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②新疆当前平均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是11人左右，大于联合国制定的干旱区人口密度临界标准，但小于半干旱区临界值。整个北疆的人口承载标准是23—26人／km^2，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7．3～8人／km^2之间。各个地州之间也有较大差异。③目前新疆总体上看已经略微超载，人口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大。而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以南三个地州，人口严重超载。④从干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来说。必须对生态用水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在承载量研究中兼顾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双重约束。     

基于WTP-DEA方法的中国工业经济-环境效率评价

文章为了全面分析评价中国工业近年来的效率发展情况,在经济效率评价的基础上,将工业的环境影响引入到评价体系中,采用超效率DEA评价方法,利用中国工业的基础经济与环境数据,结合社会支付意愿理论,对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进行了经济-环境效率测算,揭示了中国工业经济-环境效率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文章在DEA效率评价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解决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方法,利用社会支付意愿理论将工业的环境排放和资源消耗货币化,并将货币化后的环境影响作为DEA模型中的工业环境投入,以此消除了DEA方法在工业经济-环境效率评价中存在的局限性;此外文章以社会支付意愿作为各环境影响的权重,可以更合理地反映工业的环境影响程度,提高效率评价的准确性。文章通过对比不同模型的评价结果,一方面反映出2000-2008年中国工业的经济-环境效率呈现逐年提高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虽然中国工业的环境影响逐年恶化,但相对于经济因素其对中国工业效率的影响程度尚不十分显著,且近年来在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间波动。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

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度量方法有采用产出法分析,也有用投入法来分析;有从理论上推理,也有从经验数据上论证。分析方法有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也有从健康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而绝大多数文献很少将教育和健康因素同时纳入考虑,仅分析其中一个方面无疑会带来测量的误差。若能同时考虑教育和健康,由新的度量方法产生新数据,由此带来新结论或是能对已有结论作进一步地论证,则是对以往文献研究的一个补充。因此,本文从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其中四个维度主要是指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综合存量这一指标引入Solow模型中,构建扩展的Solow模型。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扩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协调各项工作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针对教育投入,全民人口素质,中高端人才培养,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