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村公众环保参与程度的主要因子辨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通过环保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减少农业环境管理的费用。为了探讨影响农村公众参与的主要因子,为提高农村公众参与水平提供政策依据,用问卷的形式对无锡市大浦镇550人进行调查。问卷设计8个项目,共计24个问题,收集了农村公众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对调查结果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提取了5个影响农村公众参与最为显著的因子,根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文化程度、环保法律意识、污染感受程度建立了逐步回归方程,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和大浦镇实际情况,提出把提高大浦镇居民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环保法律意识以及加强公众对污染的感受程度作为近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快速、有效的方法,为解决该镇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了参考。〖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环保运动参与:资源动员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针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人们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要污染我的居住环境,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人们参与环保运动是为了提高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是为了减轻和遏制污染对整个人类环境造成的破坏。西方理论界的普遍观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人们参与环保运动主要是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深入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当代中国,人们参与环保运动的动机更多的是个人利益的算计,而非西方社会认可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本文并对人们在环保运动参与程度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①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②传统文化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③制度原因: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造成了公众的政府依赖性;地方行政干预影响了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政策法规的缺位使公众的环境意识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环境行为。④民间环保组织发展不完善。     

“绿色奥运”对提高北京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世界城市环境教育机制与途径的思考

筹办绿色奥运的7年间,北京市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2005-2009年,专业机构连续5年对北京城乡居民进行6次环境意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公众环保认知水平日益提升,居民的环保习惯正在养成,83.3%的人认为绿色奥运提高了自己的环境意识,这种积极的影响还在持续。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从绿色奥运与提高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参与环保能力和促进大众传媒关注环保等4个方面分析绿色奥运对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并探讨环境教育在世界城市目标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试论女性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路径

女性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参与者和环境风险的主要承受者,具有特殊的需求、作用与价值观念,她们理所应当成为环境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在当前的环境建设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指出受教育程度偏低、接受环境信息渠道有限、环保习惯养成困难、深层社会责任感导向形成困难、常被排斥在环境决策之外是影响女性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主要因素。文章进而从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重视女性在环境决策中的发言权;大力开展环境教育,提高女性环境保护意识;发挥女性聪明才智,倡导健康、文明、朴素的生活方式;拓宽女性参与的渠道,积极培育女性环保组织等四个方面对促成女性环境责任行为的路径进行探讨。     

太湖水质参数中小尺度空间结构特征

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太湖的富营养化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太湖的水质污染目前已严重影响了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的危害。治理太湖、保护太湖已成为人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了解湖泊水质参数空间结构特征是进行太湖环境评价的重要前提，也是合理治理太湖的重要基础。地统计学的出现为精确描述湖泊水质参数空间结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应用地统计学技术对太湖3种水质参数进行了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污染物集中在湖岸线附近不易向湖中央扩散，各水质参数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且空间结构特征极为相似，不同尺度之间有差异性。同时，由于采样密度和范围的限制，更细微和更大尺度的空间结构特征尚不能得以表述。最后，还讨论了太湖水质参数的空间结构变异性。     

Changes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response to the Taihu blue-green algae bloom inciden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in China with industrial discharges and household sewages being the main sources of water pollution in the country.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aihu Lake,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phosphorus in the lake comes from household sewage. While industrial pollution can be treated through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ntroll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laws, decreasing household sewage relies entirely on residents. Rais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refore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protec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can inform policy and decision makers; however, not many such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Changes in the awareness levels in response to a maj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cident ar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because of the people’s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triggered consequences. The present paper establishes a system of indicators for the assessment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ombined with a fuzzy matter-element analysis method, a model is set-up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model is then applied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the residents of Wuxi City after its major lake Taihu suffered a severe algae bloom in 2007.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this serious environmental incident affected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o what degre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atter-element model is capable to resolve well the fuzziness of the ranking affili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s, such as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y show that this environmental incident ha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Wuxi resident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to rais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水体污染物为导向的流域环境审计模式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表明,环境行政部门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环境监管的需要,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已成为必要.环境审计实务中多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资金审计为重点的审计模式,难以适应逐步向绩效审计发展的环境审计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水体污染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将其与审计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以流域主要污染物或特征污染物为导向的审计模式,探讨了以水体污染物迁移特点为基础的流域环境审计范围和重点区域的划分方法,建立了专家评价法、文献调查法、实地监测法等导向污染物调查方法,根据水体污染累积性的特点,从环境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等层次确立了审计对象,按政策制度、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层面确定了审计内容,给出了周期性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等适合水体环境审计要求的审计方式,并结合太湖流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为水环境审计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农业非点源污染对太湖水质的影响:发展态势与研究重点

太湖水污染的主要症结是水体中氮、磷不断富集导致的富营养化，而随着区内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和集约化畜禽殖业的发展，流域内农业非点源营养物质的排放将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要实现使太湖水变清的目的，必须把农业非点源营养物的排放控制在最低的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今后应加强：（1）农业养分流失的定量化研究；（2）非点源污染物的转移转化特征研究；（3）农业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的识别；（4）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与管理对策研究。     

太湖流域水污染实质与集成化流域管理

本文分析了太湖流域面源性水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机制 ,在此基础上指出面源污染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生活方式的过物质化、城乡二元结构及城乡空间布局的不合理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可持续性 ,并对建立适应面源污染的综合性、集成化和流域性的水环境管理体制提出了突破性的改革思路     

太湖流域湖泊水环境问题、成因与对策

综合分析了太湖流域存在的的湖泊水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水质全面恶化、洪涝灾害加剧、湖泊生态系统与生物资源破坏和底质污染严重。造成湖泊水环境问题的自然因素与流域地势平缓、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地面沉降有关;人为因素如围垦、污水排入湖泊、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和湖泊淤积加剧了太湖流域水环境问题的发展。针对当前存在的湖泊水环境问题,提出湖泊水环境整治对策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加强流域污染源的控制;重视湖泊水环境的科学研究;加强湖泊水环境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因地制宜地实施湖泊水环境整治工程。     

湖泊型水源地管理研究——以苏州市太湖水源地为例

饮用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自然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基于实地调研、部门访谈和制度条文的梳理与分析，以苏州市太湖水源地为例研究湖泊型水源地管理体制。研究表明：我国水源地管理由国家、省、市、县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构成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具有水资源和水环境分割管理、流域管理和行政区管理交错的制度特征，初步具备了综合管理的架构；水源保护缺乏流域管治的思维，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制度支撑不足；在管理手段上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经济激励与公众参与不足。建立水源地综合管理协调机制，完善经济激励手段，推进公众参与，实施水源地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将有利于提高水源地管理效率     

太湖流域水资源阈值探析

针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从水资源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探讨了水资源阈值概念与内涵，提出水资源阈值可以表述为基于自然属性的水资源规模阈值和基于社会属性的水资源配比阈值，区域水资源阈值应为二者的有机耦合。以太湖流域为例，分析计算了太湖流域的水资源阈值：太湖流域的水资源规模阈值为1788亿m3；根据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目标，在流域生态和环境系统用水控制目标以及水体纳污能力约束下，社会经济系统用水阈值为156.4亿m3，占流域水资源规模阈值的531%；生态用水配比占流域水资源规模阈值的469%，充分体现了以生态为主、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2030年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对应的社会经济系统内部配比阈值分别为：生活用水98%；一产用水266%；二产用水582%；三产用水54%，为流域水资源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武汉东湖富营养化现状分析及治理对策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湖的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尤其以富营养化的危害最大。采用营养状态指数法,对武汉东湖十个湖区进行了富营养化评价,得出富营养化的水体占到整个面积的62.21%,中营养的水体占到37.79%。磷是东湖富营养化的主控因素,在明确水体中磷富集的主要原因是点源污染的前提下,分析了东湖现有治理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建议东湖富营养化的治理要因湖区而宜,在彻底控制点源污染的同时,结合生态建设,用人工湿地的方法控制面源污染,并对富营养化严重的湖区,采取底泥疏浚工程削减内源营养盐。在东湖富营养化治理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东湖的管理,健全环境立法,强化环境监督,将东湖污染的控制纳入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