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研究

结合国际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将中国环境规制方式划分为政府立法、政府执法和公众参与。使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公布》（2001－2010年）的有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了这三种规制方式与环境规制效果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对中国环境规制效果作用最大的是政府执法，其次是公众参与和政府立法。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优化考核机制、明确权力划分、提高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     

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关系研究

基于某市1986年-2010年跨度14年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因外商投资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水平提高越来越慢,其提高幅度即将进入下降期;FDI对污染水平有规模负效应,对环境质量有规模正效应,基于该市现有的招商引资战略及环境管制水平,总体上说,FDI的引入对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具有积极效应,建议在以后的保护环境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外资利用等各维度进行调整、创新,发挥并增幅FDI对环境质量的规模正效应.     

云南省环境产业发展对策初探

阐述了环境产业的内涵,分析了全国及云南省环境产业发展现状和前景,从政府、企业、公众3个方面初步探讨了云南省环境产业发展对策.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居室环境与人体健康

从居室污染的来源和主要污染物、居室污染对健康的危害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居室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由于化学、物理及生物等多种污染物共同存在,对健康产生的危害往往比单一因素要复杂得多,控制居室环境污染,对于保护人体健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提出了降低居室污染的措施和方法.     

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路径的思考

环境服务业是为环境污染治理等提供服务的行业,是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环境服务与环境治理效果存在脱节的现象.本文借鉴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分析传统环境服务中环保企业污染治理与实现环境系统性改善之间存在的差距,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针对性的从成本分担、目标统一、结果双赢、服务量化四个方面分析当前阻碍环境服务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探讨环境服务业发展模式的创新,并为推进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路.     

环境规制效果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不同城市的空气污染现状与年际变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正在经历着明显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是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体现,论文从影响环境规制的多种途径和渠道出发,将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原因分为三种因素,包括来自企业等利益攸关者的环境规制执行阻力、来自社会的空气污染改善受益方的环境规制执行压力和政府本身的环境规制执行能力。论文着重阐述了这三种动力内容,并利用空气污染指数(API)数据制作非平衡面板模型,对这三种动力因素与规制执行效果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环境规制执行阻力和环境规制执行能力显著地影响规制执行效果。教育等社会因素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压力也能够对环境规制执行进行一定的推动。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环境规制研究

食品安全是保障人类健康、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近年来,由环境污染事件引起的农产品、渔牧产品安全问题不时发生,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产生了极其负面的社会影响。国外发达国家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的环境问题进行规制来保障食品安全。我国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对于环境污染因素的规制还较为缺失。本文在分析了环境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基础上,提出加强环境规制来保障食品安全是非常必要的,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建议:完善环境相关法律,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化立法;完善食品安全全过程环境监控,强化环境监管。     

科学识别环境健康传导链的六大特征

区域环境污染情景特点决定了环境健康传导链的具体特征,不同环境污染情景下环境健康传导链在目标污染物、目标区域、主要介质、潜在暴露途径、目标人群、健康效应等六个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科学识别环境健康传导链的六大特征是环境污染情景分析和识别具体区域环境健康问题特征的关键环节,是制定环境健康危害调查技术方案和解决环境健康问题的技术基础.     

固体废弃物的再资源化与环境

本文指出当今正处在资源耗费、排废量、环境污染三个激增阶段,通过对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及其特性分析,指出对资源不合理利用与浪费是导致环境、经济、社会效益低的主要原因,固体废弃物再资源化潜力巨大,废弃物是第二资源的宝库,是取得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重要途径。文中最后论述了当前我国固体废弃物再资源化,必须坚持改革,加强企业内涵从政策、管理、技术上提出些粗浅看法。文中,拟分三个方面:固体废弃物的产生与环境污染;固体废弃物再资源化的潜力巨大;深化改革,从加强企业内涵各项工作降低消耗,创造效益。     

电解铝企业的环境污染分析及治理措施研究

电解铝行业是一个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本文对电解铝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成分和污染原因进行了分析,阐释了电解铝污染物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危害,提出了防治电解铝环境污染的具体治理措施,以便为相关企业处理污染提供借鉴。     

中国电子垃圾现状及环境管理对策分析

20世纪以来,随着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电子技术不断升级,电子产品寿命周期越来越短,电子垃圾的产生量迅速增大。另一方面,国内电子废物的飞速增长和国外电子废物的大量涌入,成为中国环境安全重大隐患。电子垃圾成分复杂且其污染物众多,对电子垃圾的不恰当处理势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本文就中国电子垃圾现状、相应的国内外管理对策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电子垃圾处理现状,从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战略高度,对如何改善电子废弃物管理现状、提高废弃物循环利用率、减少电子废弃物产生、降低电子废弃物的危害等进行建议性分析。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及完善建议

文章对我国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提出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利于排污企业治污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环保部门的监管、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鉴于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责任转移障碍、税收障碍、融资障碍、经济风险和技术障碍,建议采取设立国家环保基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拓展融资渠道、实施环境保险制度、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加快立法进程、强化政府责任等措施来进一步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论环境治理中的公众监督：基于新范式的分析

环境治理公众监督是环境治理概念模型新范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治理公众监督的目标指向是实现环境规制关系的良性互动。当发生规制失范时,有必要由公众等第三方主体对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进行监督。公众对规制关系的监督权利根源于科斯定理所意蕴的权利界定规律。环境治理公众监督的具体运行按环境规制的前后阶段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监督环节,每个环节都包含督政与督企两个方面。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