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     

中国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对COD和SO2两种污染物开展总量减排工作,预期指标超额完成。"十一五"期间构建起来的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为中央政府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减排数据,是减排取得成功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减排数据核算体系来对总量减排的成功进行制度性解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的组织机构及其基本职责,整理出了自下而上的数据生成、流动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数据核查、反馈机制,归纳出总量减排数据核算体系相较于传统环境统计的基本特征:一是设立了区域督查中心和各级总量控制部门等专门的组织机构;二是数据的双向流动机制,中央拥有对减排数据的审核权和最终确定权,并且会将正式确定后的数据逐级反馈给地方政府并应用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考核当中去;三是在数据核算中采用环境监测数据,并因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四是减排工作全过程数据核算。这些新特征使得中国减排数据核算体系得以提升减排数据质量,对地方政府可能的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将减排绩效与地方政府考核相结合,通过政治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开展减排工作;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能力,保障减排工作的开展和完成。但现有数据核算体系仍然存在监测数据利用不到位而导致行政成本较高、减排量核算细则"一刀切"导致政策公平性缺失等亟需改进完善的问题。     

基于演化博弈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博弈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必然表现,政府作为环境保护主体行为的博弈性是现阶段中国式分权的必然结果。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源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式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雾霾治理的基本假设,尝试从环境规制执行视角对中央指导、地方响应和企业执行的理想化"合作"博弈提出解决方案。以此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实现理想演化博弈均衡的政策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查行政管制、"奖优罚劣"的专项转移支付、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处罚和环境保护税收留地,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能够解决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雾霾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的目标不一致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央环保督查强化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专项转移支付和环境税收收入"奖优罚劣"的规制刚性。三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使得污染企业走向执行减排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监管。将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损失纳入地方政府效用函数,震慑于中央政府政治处罚,监管成为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而环境保护税收收入全部留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地方政府政治损失。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治理成本的预期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实现雾霾治理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的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需要增强中央环境管理集权,避免地方环境规制失灵;扩大中央环保支出范围,建立地方减排补偿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环保履责,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支持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第三方监管。     

基于多主体成本分担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构建促进流域上下游之间协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微分博弈理论,构建了集中式生态补偿模型、无成本分担的分散式生态补偿模型以及引入成本分担契约的分散式生态补偿模型,讨论中央政府参与补贴与上下游选择分担污染治理成本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策略,得出以上策略中流域上下游各自相应的最优反馈策略和污染治理量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并加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在有成本分担下的分散式决策中,由于上下游的博弈地位不同,两者所能获得的中央政府补贴系数也不同,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将获得更大的治污减排补贴系数;中央政府的治污减排补贴政策改变了传统的三种博弈形式下流域成员的最优治污投入和流域经济收益大小关系,即中央政府的规制会使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博弈形式来最大化自身的效益。(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使得上下游地方政府各自的治污减排投入水平、污染治理量、经济增长量达到三种策略里面的最高并与集中式策略相当,有效实现了流域生态补偿策略的协调。(3)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下游对上游给予合理的成本分担,才能使流域的经济增长实现帕累托改善,并且认为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是完善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最后,通过具体的算例对相关参数进行了分析,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为流域上下游长期开展协同生态补偿活动以及中央政府制定补贴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依托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良好的气候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十分迅速，但地区不均衡性突出，这意味着气候政策扩散遵循着多元路径与多元机理。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该研究吸收垂直影响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内部决定模型等政策扩散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气候政策扩散模型，并使用2007—2019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受到“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的影响“，自下而上路径”的影响并不存在。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还存在共同作用，但作用方向视中央政府的干预手段与同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而定。(2)试点推广、地理扩散与竞争扩散构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扩散机理。中央政府通过引导性的“试点推广”驱动气候政策扩散，而非强制性的“政策压力”“。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可以推动气候政策在同级政府间的传播。(3)不同扩散路径对应不同的扩散机理。自上而下路径通过“试点推广”发挥作用，而非“政策压力”。气候议程顺位较低、气候政策推行的因地制宜原则是政策压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水平扩散路径的作用机理包括“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现状、问题和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适应气候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更现实而紧迫的任务。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适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和地方适应目标得以有效落实的重要保证。自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以来,国家、部门和地方相继发布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推动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快速发展。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适应政策的现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包含117项国家和部门层面适应相关的政策、31个省级适应行动方案和21个省级适应规划。其中,虽然专门适应政策较少,但与气候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政策中,越来越多的考虑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适应政策主流化趋势明显;地方适应政策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现有的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在政策原则、目标和优先领域等方面能够因地制宜。其次,剖析了我国现有适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国家和部门适应政策组成要素不够完善,具体的适应政策的目标与对应的适应能力与适应资源不匹配;适应政策决策因素考虑得仍不够完整;适应政策监督不足,适应成效评估较弱。二是随着政策中心下移,地方政府对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重要性的认知水平以及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能力存在明显局限。三是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科学基础仍相当薄弱。最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提出了从提高适应战略地位到加强适应决策机制,从夯实适应研究基础到完善适应相关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建议。     

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现状、问题和建议

适应气候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更现实而紧迫的任务。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适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和地方适应目标得以有效落实的重要保证。自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以来,国家、部门和地方相继发布了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推动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快速发展。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适应政策的现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包含117项国家和部门层面适应相关的政策、31个省级适应行动方案和21个省级适应规划。其中,虽然专门适应政策较少,但与气候密切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政策中,越来越多的考虑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适应政策主流化趋势明显;地方适应政策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现有的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在政策原则、目标和优先领域等方面能够因地制宜。其次,剖析了我国现有适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国家和部门适应政策组成要素不够完善,具体的适应政策的目标与对应的适应能力与适应资源不匹配;适应政策决策因素考虑得仍不够完整;适应政策监督不足,适应成效评估较弱。二是随着政策中心下移,地方政府对适应气候变化工作重要性的认知水平以及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能力存在明显局限。三是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科学基础仍相当薄弱。最后,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提出了从提高适应战略地位到加强适应决策机制,从夯实适应研究基础到完善适应相关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建议。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The gap repor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finance, and governance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On 1 June 2017,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fficially announced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thus the study on the reasons of withdrawal, the potential impac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has become a focus among policy circle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elf-developed US Policy Assessment Mode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s the three potential “major deficits” in terms of mitigation, climate finance,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s a result of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oping with such transformations accordingl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will affect the existe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successive climate policies and result in an additional 8.8–13.4% increase in the global emissions reduction defici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al will also deteriorate the existing climate finance mechanism. The Green Climate Fund (GCF)’s funding gap will increase by US$2 billion, while the gap of long-term climate finance will increase by about US$5 billion a year. Either the China–EU or the “BASIC plus” mechanism could fill the governance deficit ca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ack of political momentum may continue for a while in the future.     

Bound to lead?Rethinking China's role after Paris in UNFCCC negotiations

As the biggest global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ctor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climate summit in Copenhagen, China was blamed for its uncooperative positions particularly from the US side. However, in the Paris climate proces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is more active, and has become a wellrecognized promoter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o understand China's climate policy,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strategy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the ideas of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rooted from domestic politics discourse. Moreover, China's symmetrical changes with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possibly bring out more balanced climate policies and thus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hina will be the normalcy in the futur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negotiations. However, the negotiations aft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ay change dramatically and yields great uncertainty for global action. Thus, the vacuum of power may be a possible scenario. Will China reinforce its role toward leadership or go back to group politics?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ina's concerns, motives, and possible path to climate leadership in the current debate.     

中美两国选择不同时间开始减排二氧化碳的模拟研究

气候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气候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两个碳排放大国,对世界气候保护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多国气候保护宏观动态经济模拟系统,模拟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开始减排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模拟发现,在研究中国减排进入时间的问题时,相对不减排情况,中国在讨论的五个情景里参与减排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越早参与减排,GDP损失的越多.世界其他国家都从中国的减排方案中获得了利益.和讨论的中国进入方案相似,美国实施减排政策与不实施减排政策相比,本国的累积GDP会损失,而世界其他国家累积GDP会增加.从对世界温度的影响来看,两国实施减排与不实施减排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从对全球累积GDP的影响来看,美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响要大于中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晌.     

布什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评析

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其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备受关注。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宣布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2月提出“全球气候变化计划”。布什政府实际上在以各种借口推托美国应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责任，这将对以UNFCCC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并对全球气候政策提出挑战。     

A “toad’s eye” view of drought: regional socio-natural vulnerability and responses in 2002 in Northwest Colorado

Drought is a part of the normal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the life and livelihoods of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However, drought can also be a high impact or extreme event in some cases, such as the exceptional 2002 drought that had deleterious impacts across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Studies of long-term climate variability along with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indicate that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should expect much more severe and extended drought episodes than experienced over the last century when most modern water law and policies were developed, such as the 1922 Colorado River Comp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research examining regional socio-natural 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response capacities to the 2002 drought in the Yampa–White Basins region of Colorado across sectors and will demonstrate how a bottom-up or “toad’s ey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drought is paramount to complement top-down, instrumental data-driven analyses of drought.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observations throug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analysis of drought indicators will be presented. Implications for adaptation research and planning for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will be discussed.     

中国金属矿产的消费强度与回收潜力分析

从中国金属资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优化战略性金属矿产的供应结构,降低一次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通过合理的政策导向有效地增加中国城市矿产开发效率,挖掘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利用潜力,是实现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前提。本文以铁、铜、铝等三种金属矿产为例,采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五个工业化国家及中国1949—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消费强度、回收密度和寿命分布函数分析了工业化五国金属消费和报废金属回收的历史规律,预测了2016—2030年中国三种金属消费和报废回收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五个工业化国家铁、铜、铝金属的消费强度经历了快速上升、平台缓降和较快下降的过程,而回收密度则经历了缓慢上升、较快增长和快速增长的三个阶段,在消费强度与回收密度的第三阶段呈现"脱钩"特征;(2)中国铁、铜、铝三种金属的消费强度大幅增加主要是集中在2000年以后,2015年我国铁、铜、铝的消费强度分别为540 kg/人、8 kg/人和23 kg/人,回收密度分别只有100kg/人、0.5 kg/人和3 kg/人,除铁、铝的消费强度进入平台下降期外,铜消费强度和三种金属回收密度仍处于增长的第一阶段;(3)预计2030年,中国铁、铜、铝的消费强度将分别为450 kg/人、9 kg/人和20 kg/人,仍处在平台缓慢下降阶段,回收密度将分别增加到220kg/人、3 kg/人和5 kg/人,回收密度与消费强度比例分别达到49%、33%和25%。通过对比可知,中国未来社会报废金属回收潜力巨大,如果能加以有效政策引导,加快回收利用,可大大缓解中国战略性金属的安全保障压力。     

Overview of regulatory/policy/economic issues related to carbon dioxide

This is an overview of Session 2c dealing with the regulatory, policy and economic issues related to carbon dioxide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information is taken from the two papers presented in this session (the U.S. Perspective by Dennis Leaf and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by Hans J.H. Verolme) and from the panel discussion that took place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The overview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policy response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U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UK) to changes in global atmospheric pollution. To a lesser extent, 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sponses to these changes is discussed.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has been signed and ratified by over 180 countries. The UNFCCC contained no binding targets or timetables for emissions reductions. The Kyoto Protocol [United Nations.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EP.IUC/99/10. Chatlelaine,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s Information Unit for Conventions, for the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1997] to the UNFCCC did contain targets and timetables for reduct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on the par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US has signed but not ratifie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US has experienced some movemen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n the part of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private sector. The UK's commitment to reducing green house gases is laid down in the UK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2000. The UK is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is context, an example of EU-wide progress, the voluntary agreement with car manufacturers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new vehicles, will be discussed.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some discussion on the UK CO(2) trading scheme that created the first market in the world in April 2001. Overall, the policy process is constantly inform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much of this work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auspice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s.     

How far are biodiversity loss and climate change similar as policy issues?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loss have a central position in policy debate abou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however, of the two, climate change has a higher profi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sues. Climate change is better defined and better understood as a policy issue, it is underpinned by a strong scientific consensus and practical units of measurement (CO₂ and financial impacts), and mitigation involves a key economic sector in energy. Biodiversity loss is less easily understood, more diffuse and less tangible, and policy responses do not engage major economic sectors. We argu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contribute to the higher public and policy profile of climate change and can inform attempts to enhance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 of biodiversity loss.     

Assessing National Discourse and Local Governance Framing of Climate Change for Adapt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ile many national governments struggle to mainta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s a high priority issue, many local governments are taking action to fill the policy gap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local governments across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re reframing climate change. We compiled a dataset of newspaper publications covering climate change over a 10-year timeframe, plus survey and interview responses from local governance practitioners, to identify a shift in national discourse that has changed the priority level of climate change in UK loc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any local governments are strategically reframing climate change as alternative issues in order to make progress in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