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探讨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极富特色的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将如何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升?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信息与专利被引数据,并根据历年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地方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以具体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负向影响,且数字经济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2)尽管由于企业预期净收益下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致使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但当前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仍以促进为主;(3)数字经济在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促使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也进一步提前了倒“U”型关系曲线“顶点”临界值的到来;(4)进一步分析发现,低碳转型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将有效缓解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扩大间接环境目标约束强度的正向影响与数字经济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健全完善以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主,直接环境约束目标为辅的环境目标约束体系制度,重视考核间接环境目标的具体完成情况并在下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报告,结合当地环境目标约束制定更灵活的创新“提质”激励政策机制,健全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应用,借助数字信息化技术加强精细化环境监管,深化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科研的互动融合。     

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的收敛性

本文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的环境效率概念,构建了工业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分析了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在2005-2010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的变化轨迹,基于此,利用变异系数和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2005-2010年间,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上有所降低,且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中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既存在绝对收敛,即:工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随着时间尺的推移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也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地理空间和高、中、低收入水平俱乐部收敛特征;还存在条件收敛特征,即:存在环境效率水平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追赶效应",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和工业外向度对全国尺度环境效率的空间收敛过程具有促进作用,而工业增长能力则相反;不同区域的不同控制变量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作用不同,城市规模、经济水平、财政能力对东部地区环境效率改善及其在区域间的收敛过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财政能力、工业增长能力与其工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城市经济水平、工业外向度则表现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环境约束的工业行业结构优化研究

工业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但中国工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约束,工业系统内部的行业结构和各行业污染水平是影响工业污染的主要原因。本文选取陕西省进行实证研究,在对陕西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污染物排放趋势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等8种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运用综合评价法,对陕西省2001-2006年34个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得到不同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然后,采用K-means聚类算法针对"工业行业对GDP贡献率"和"工业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综合评价指数"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负荷因素,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高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低环境负荷、低经济贡献率高环境负荷4个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点发展、优化发展、引导发展、限制发展四种不同的结构优化策略,从而为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模糊聚类的中国分省碳排放初步研究

探索低碳发展的道路,既要注意到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也要考虑模式的适应性.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CO2的排放总量就不断上涨.但是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以及环境状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沿海与内陆、东中西部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差异较大,因此在实施低碳发展时,必须考虑影响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减排策略.本文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出发,基于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利用Kaya模型研究分析例如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并将此三项指标作为模糊聚类指标,将中国按碳排放驱动因素分为4大区域,并针对各区域提出实现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最后,本文对应用该方法将中国按照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区划的优点与不足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特征与演变

本文运用物质流分析( MFA)和IPAT分析方法,对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1990 -2008年间的物质输入与输出进行研究,并与同期广东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990 - 2008年间,海南省环境经济系统直接物质输入呈上升趋势,1990 - 2007年间增长速度平缓,年均增长6.88％,而区域过程排放呈下降趋势,年均降低0.95％；19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海南省物质输入强度、输出强度及物质输入效率均低于同期广东省水平,1994年以前,海南省物质输出效率明显低于同期广东省水平,1995年开始逐渐接近同期广东省水平.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可揭示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省的物质流特征与演变规律,能够为区域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促进海南生态省、新型工业省和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环境条件

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拉开了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新一轮发展的序幕.全面、深入地研究中部地区的原材料工业发展环境条件及其面临的问题,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原材料基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问题及其发展的经济政治环境因素分析认为,矿产资源种类多、优势矿种储量大、分布集中等有利的资源环境条件构成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我国所处的环太平洋地区矿产资源富集程度高,在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可以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补充;国内外产业转移、全球经济发展趋好以及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等将为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多样化的消费结构及其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等市场利好因素的驱动下,只要妥善解决资源保证程度下降、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等问题,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引起的资源安全风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等风险的防范,利用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有利地理区位和交通运输条件,中部地区原材料工业发展面临十分有利的环境条件.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隐含碳视角下的湖北省工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

着眼于如何科学促进工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优的"两型"工业部门,首次将产业安全和隐含碳纳入考量,分别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技术密集度、产业安全、区域优势6个方面选取了13项指标.在对所选指标进行相应说明后,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湖北省工业结构调整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对湖北省的24个工业部门进行了综合评分及排序,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几年湖北省应该大力发展三类产业:一是经济效益好、社会关联度大,但存在一定污染问题的产业;二是增长速度快、技术含量与外向度较高的产业;三是就业能力强,区域优势明显的产业.同时,三类产业的发展策略各有侧重.文章最后依据各项指标对于湖北省几个重点工业部门发展给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fluential Power of China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oft power, a basic judgment was mad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 development". The overall influential power of China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misunderstood. What we see is the role of "China Factor"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at economic system of capitalist market has seen is "China’s cheap labor", "China’s loose economic system environment", "earlier abuse of unlimited resource environment", "China’s broad consumption market"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global o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hat other countries valued was China’s "foreign currency"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In global governance or crisis management, w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pected was "China’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without the right of speech, etc.. All these are the "passive" roles produced by "a single factor" in definite fields. The active and initiative role China will pla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ill needs time an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China once was a big country tha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tial power on the world, and China’s renaissance is a norm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ings. What excessive talks about its influential power reflect may be the lack of China’s influence.     

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研究

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51个市(州/地)的面板数据,利用相关指标测度了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在对其时空演化基本趋势把握的基础之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及空间计量方法对其空间相关性和时空驱动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整体程度较低,但大部分市(州/地)存在逐步增强趋势,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日益凸显;2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存在块状联接分布,且城市密集区的驱动效应增长较城市稀疏区更为明显,空间自相关检验显示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产业结构演变的驱动效应空间相似值集聚,且低值集聚强于高值集聚,同时驱动效应的空间正向相关性呈下降趋势;3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一定的驱动效应,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支付能力弱、外向型程度不高和产业集聚水平低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驱动效应的强度;4本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多重因素在不断驱动自身产业结构演变的同时,还存在驱动效应的空间交互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对产业结构演变有着最为强烈的正向驱动,但区域开发强度、区域开放程度以及产业集聚存在的空间竞争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这一驱动效应。未来在通过加速城市化综合进程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还需加强西北地区城际间的协调联动发展。     

The Economic Effect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n Bijie Prefecture in Guizhou

Abstract

The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ining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Using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ve effect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o relevant industries, using national incom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pulling effect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and using graphs as well as tables to analyz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the article obtains active economic effect of mine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Bijie, Guizhou. Moreover, from the view of resources-cored eff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brought by mine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Through analysis, we find that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o some extent brings active effects includin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local financial revenue growth and relevant industries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negative effects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 negative effect can be lightened by diversify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longing industrial chain.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

在介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计算1985-2004年间,广西崇左市、安徽滁州市、江苏南通市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确定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表明崇左市经济结构较差,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且竞争能力较弱;滁州市经济中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总体经济结构较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竞争能力较强;南通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总体经济结构好,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且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建议:①崇左市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越"两廊一圈"经济带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吸收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国际贸易.②滁州市应融入南京都市圈,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注意生态城市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③南通市应把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模式和消费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An in-depth view of climate change: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hile making a trans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While fossil fuels greatly contribute to human society,they pose great challenges to natural resources,the environment,and climate change.Developed countries,like the United States,formulated strategic measures to ensur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eading positions in the world.These measures include new green policies,development of shale gas,revitalization of nuclear power,energy independence,reindustrialization,and new low-carbon development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renewable energy.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lso trying to introduce balanced strateg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lobally,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being transform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a global trend.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provides new strategic factors to further this development.China should take substantial actions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new road: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stage of changing its development mode,so it is vital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path.This extensive development comes at the high price of consuming too much resources and scarring the environment.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can help the transition of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data of developed countries,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two-type developed countries"with an understanding that not all developed countries must take the same development mode.He also holds the view that China should achieve modernization in a more energy-saving and more carbon-efficient manner compared with that of two-type developed countries.An analysis of"two competitions"that China is facing shows that changing the developing mode is urgent and China should grasp this opportunity in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which is a key period for this transi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three-step process.Low-carbon develop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trict economic development.It,however,can expedi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this is a low-carb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path.Tran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includes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green and low-carbon energy strategies,low-carbon society construction,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garbage sorting and utilization,innovation of urbanization,etc.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cludes water safety,environment and climate monitoring system,intelligent energy web,basic database,etc.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ation’s basic research level.In summary,it mitigates backward production capability,extensive development,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while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cientific development,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外向型经济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经济区,其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人口占6％,但GDP占全国的20%(2003年),为国家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22％。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的富庶之区,也是中国和东南亚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最早的地区之一;现代的科技、文化、教育亦比较发达。近25年来,长江三角洲的高速发展和外向型经济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①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本区的经济增长;②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③外资企业获得了丰厚利润,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和税收。目前长江三角洲对外经济联系主要是欧美、日本和韩国;台湾、香港、澳门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对该区投资也不断增加。东南亚在该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在苏州举办的新加坡工业园,已取得明显的成就,说明中国与东南亚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分析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资源与环境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问题作了分析。     

Multiple Effects of Energy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A Case of Shandong Province

Energy is now becoming the bottleneck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one of the most energy consuming province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uses quantity methods such as SPSS （Sta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cluster sampling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pplies quantity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energy issu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quick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and energy consuming per head, between the infinite energy consuming desire and the low level of managing system, and between the unstable world energy supply and the limited energy storage in China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energy crisis in Shandong, which not only results in energy shortage, but also becomes the barri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sure sufficient energy supply for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21 st century, we should tak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hang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pursuing a multiple and high quality energy strategy, improving the intensive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building a scientific energy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