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矿业权重叠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吗?

提升煤炭产业生产率水平,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推进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而矿业权重叠在引致煤炭产业要素错配、产能异质性和不完全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影响煤炭产业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化解矿业权重叠风险,正成为推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煤炭产业分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矿业权重叠、生产能力不足和要素配置扭曲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支持这一结论。在分别引入煤炭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煤炭资源税占煤炭产成品收入比重作为门槛变量后,发现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发展趋势表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曲线关系,当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跨越门槛值之后,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弱。由于煤炭产业集中度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集聚经济对矿业权重叠的"技术溢出"不足,并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损失。显然,矿业权重叠风险的传导受到了政策因素、产能因素以及创新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策上需要全面推进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内的统筹协调,减缓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风险传导。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矿业权重叠区正常生产秩序的监管,减少不完全竞争对煤炭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大气污染防治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河北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严重主要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重点行业产能过剩所致。从法律角度防治大气污染应从提高相关行业准入门槛、完善淘汰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产能过剩行业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强化执法手段入手。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技术差距变动、研发资源驱动与技术进步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在创新驱动实现的过程中,研发驱动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特别是,中国各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分析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技术差距为转换变量,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不同技术差距阶段研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对技术进步的差异化驱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发现,在技术差距的影响下,研发没有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率的驱动效应,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溢出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在不同技术差距间,存在着迅速和平缓两种转换机制。在快速转换机制中,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而在慢速转换机制中,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两个转换机制中各变量的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外,技术差距适度时技术进步的"稳态"特征十分明显,而技术差距过小或过大时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稳定区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各地区应根据技术水平的现状,选取适宜的高技术进行引进。关于高技术产业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大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来解决。必须依靠加大技术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为充分实现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还应着重组建协同创新机构,构建集成创新网络,进而形成区域内与地区间的功能互补与良好协作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城市化和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与预测

能源是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动力,城市化、工业化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国家,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模式、城市规划布局均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因此能源消费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的增长。本文在总结城市化过程中影响能源消费的增加因素-产业扩张、消费升级、动力交通、设施建设,抑制因素-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人口密度增加、设施共享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采用门限模型研究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于人均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因素对于能源消费影响的转折点并分析其阶段性变化特征,然后结合脉冲函数图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各变量对于能源消费的即期冲击。最后依据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城市化的变化趋势对能源消费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别以城市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过门槛点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拉动作用依次上升;以工业化作为门槛变量,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脉冲相应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的单位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持续性较强,收入增加对能源消费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人口密度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负向冲击。采用非线性函数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内我国仍面临较大的能源消费压力,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控制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     

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

行业异质性导致出口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采取不同的企业行为:被动型的"制度管理"或主动型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的调整效应。本文将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与"补偿效应"参数引入Hausman模型中构建环境约束下出口技术复杂度调整的理论模型,并在测算1995-2012年三位编码下27个工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此外,本文还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人力资本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替代变量在环境规制的出口技术调整机制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估计出我国工业行业人力资本的最优"门槛阀值"。研究结论显示:在"补偿效应"与"抵消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出先负向抑制、后正向促进的U型特征;行业异质性导致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调整效应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取决于行业自身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禀赋。其中,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是环境规制技术调整效应的门槛条件,即当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阀值(行业员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49年)时,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将促使企业选择主动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补偿效应";反之,即使在适度的环境管制之下,企业在行业吸收能力及调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选择被动性的"制度管理",从而对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较强的"抵消效应"。     

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水平迅速提升,但各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及结构水平差异颇大,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文章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中国各省份197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内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显著性相关得到东部地区数据的支持,而在我国及中西部地区的效应不够明显,这主要是由我国投入导向的增长模式和劳动力质量水平不高所决定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空间差异及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要任务之一。文章基于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及核密度估计法对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性进行定量刻画,并采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该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交互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低下,呈现扁平的“N”演变特征,其中,下游地区在2003—2012年阶段,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始终位于整个流域前列,而2012—2018年阶段,上游及中游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增长幅度显著高于下游地区,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呈现区域异质性;②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两极分化格局且区域差异呈逐渐缩小态势,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差异则分别呈现先扩大后缩小、先缩小后稳定及逐渐缩小的态势;③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交互效应,互促关系中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且二者在地理空间上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空间交互影响效应,上、中、下游地区也均存在互促效应,但两者间的空间交互影响效应则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中国未来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土地“存量管理”,创新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提升城市土地利用绿色发展水平,且应进一步统筹区域内及区域间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间的互促及空间交互关系,以促进城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率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交互上升。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开放则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本文用SBM模型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基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4个因素的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四个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都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两个门槛的跨越而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强;在跨越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前后,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都为正,但在跨越门槛之后进一步增强。出口贸易在样本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随四个变量门槛的跨越而逐渐降低,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2)沿线国家基于四个门槛变量的通过情况有所不同。跨越基础设施水平门槛和金融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较多,跨越制度质量水平门槛的国家次之,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还较少。(3)贸易开放整体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比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逐步提升沿线国家在此四方面的发展水平将有利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显现。     

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动态转换实证

迈入经济新常态,农业现代化发展仍然是"新四化"中的薄弱环节与战略焦点。新时期如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存在诸多争议,现有政策架构设计和任务聚焦虽然将农业现代化提到新的高度,但过多强调物质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四化"同步新时期以及"谁来种粮"困境倒逼下政策效果并不显著,而且随着"四化"同步深化,这种不兼容性可能还会凸显。现实困境与制度背离催促政策调整和路径创新。为此,本研究从人力资本视角探求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动态转换性,旨在对这种困境成因给予解答。基于相关量化数据,本文建立普通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样本跨期内,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相比其他变量其边际影响系数最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在不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的动态转换特征:具体来说,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深化或者说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强度亦会发生变化,但总体来说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工业化阶段层面来看,随着工业化阶段转变,人力资本作用与地位会愈发凸显,尤其是其跨越第三个门槛值后迈入第四阶段后,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将达到最大。研究不但揭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人力资本之谜",也为"四化"同步新时期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政策调整指引了方向。此外,从控制变量层面来,农业分工、农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显著为负,农业研发和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显著为正。最后,文章基于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基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

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时,忽略了行业固有的异质性属性,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剖析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而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2)对于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来说,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该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动态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日趋严格,当规制强度跨过拐点之后,则会对出口质量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小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出口质量升级会产生有利影响,并且呈现出边际影响递增的"J"型特征。(3)人力资本投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外资参与对不同要素投入结构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均发挥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升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以上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分层次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加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倒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路径应对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调整。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U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外延式、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而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即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转移但不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其中,东、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阶段,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最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保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保措施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工业用水强度的脱钩关系与动态响应

日趋紧张的水资源形式不断加剧对工业发展的束缚,而在当前新型工业化与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创新力度,缓解资源要素约束已成为支撑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源。据此,科学评价工业用水变化与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的关系对于推动工业升级及其水资源利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采用脱钩理论和Butterworth滤波技术对2002—2014年中国工业用水强度与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之间的脱钩状态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并通过构建误差修正、脉冲响应与预测方差分解模型,对上述要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及内在作用机理进行集成研究。结果显示:(1)工业用水强度与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之间呈"非理想-理想-非理想"的周期性脱钩波动状态,而对其进行Butterworth滤波后,工业用水强度与环境规制之间呈现"相对稳定-震荡波动-脱钩持续"脱钩阶段,工业用水强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则呈"波动调整-脱钩持续"的脱钩特征;(2)在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分别与工业用水强度具有协整关系,而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非协整关系的前提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用水强度引发的正向效应要大于负向效应,而技术进步对工业用水强度控制的支撑仍显薄弱;(3)后期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对工业用水强度的冲击虽然会产生短期的动态波动,但其长期效应则有助于实现工业用水强度的有效控制。这意味着,要想有效缓解工业用水强度,短期内要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对工业用水强度形成全面的"倒逼机制",并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的同时,提高工业节水降污技术成果的转化效率。     

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湘鄂赣皖地区城市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议题。合理产业布局、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国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该研究构建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双对数模型，以长江经济带湘鄂赣皖四省51个城市200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在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且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湘鄂赣皖地区城市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城市的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上述地区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优化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三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大于三线以下城市。     

中国工业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技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有文献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规范检验几乎一片空白。本文基于经典文献提供的实证方法,以工业全行业和大中型行业为实证对象,规范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首先,对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主导因素是细分行业内而不是细分行业之间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变化。其次,基于我国工业经济的特性,计量检验了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资本-技能互补性等因素对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影响,揭示了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两方面的结果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并为技能劳动力短缺提供了基于需求角度的解释。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及现实影响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以京津冀鲁为例模拟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且这种效应会发生由负向到正向的趋向性变化。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会弱化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