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以快速城镇化的安徽省为例,在计算出该省1995~2013年生态足迹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其动态变化,并采用偏最小二乘(PLS)回归方法、STIRPAT模型研究了影响生态足迹的因素。结果表明:从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来看,该省1995~201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均较大,且呈不断上升态势,安徽省的城镇化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从生态足迹的影响因素来看,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因素均对生态足迹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技术进步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口总数的增加、三大产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增加均会造成生态足迹增加;城镇化的影响最大,城镇化率每提升1%,人均生态足迹就会上升0.210 5 hm2。根据分析,建议安徽省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防止城镇化过快发展,实施"紧凑型"城市发展战略,要注重利用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大力宣传绿色生活方式等多种途径降低生态足迹,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

提出"绿色人口红利"概念的目的在于分析"人口红利"是否带来环境问题,从而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成本纳入到人口红利中,以消除"人口红利"中的环境代价.通过人口红利兑现过程的定性分析,确定了人口红利包含着"环境代价",即兑现人口红利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利用Hartwick-Solow模型框架和新古典优化增长模型生产函数,设计了能够将"人口红利"调整为"绿色人口红利"的简要模型,模型调整的结果能真实显现出人口再生产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模型调整应用过程中,需注意几个问题:①防污支出问题,在把"环境服务"当作环境产出的前提下,把环境污染价值作为产出的减少,应从中扣除.②跨国污染问题,世界各国应确定一个统一的方法,按照一致的口径进行计算,并从人口红利中扣除.③技术变化影响问题,若把技术变化因素排除于调整人口红利的模型之外,将造成对绿色人口红利的低估.④新发现资源问题,建议采用按现行边际开采成本计价将新发掘量计入绿色人口红利.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本研究在全球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背景下,采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如何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基本构想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其时空演变

深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协调发展是推动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措施,作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以人为本"的信息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亟待加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信息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战略方向。本文通过构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2016年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已经逐步由不协调、不和谐、低协调向弱协调、中协调和强协调转变。(2)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程度内部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大致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呈现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各地区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呈现明显的δ-收敛和β-收敛。(3)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总体来看,考察期间内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正,而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信息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本研究旨在为评估我国人口信息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定量依据,从而为新时代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奠定一定的科学决策基础。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三峡坝库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以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为例

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作为世界级水电工程三峡大坝的所在地,必须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以生态体系建设、生态工程实施为抓手,严格落实生态责任,将生态文明融入区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生态夷陵",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和环境污染效应

文章匹配相关空间栅格数据与乡镇经济统计数据,整理10 796个乡镇2013—2017年间的经济面板数据和2011—2017年间的环境面板数据,并基于2014年全国重点镇建设名单增补调整的政策冲击,评估了乡镇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结果表明:第一,全国重点镇建设在提升乡镇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其空气污染,即积极的"乡镇发展效应"与消极的"环境污染效应"并存。第二,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效果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仅受到县级城市中心的辐射影响,而环境污染效应则主要限于远离地级和县级城市中心的较偏远乡镇。第三,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离不开工业化的配合,但却可能存在污染性生产活动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走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远离区域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区,不可片面为了吸引产业和人口流入,而放松环境规制要求。对于污染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改造力度,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

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测量水生态文明,指导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综述国内水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按水生态、水经济和水社会三大系统,从水生态、水工程、水经济、水管理和水文化等方面筛选了18项指标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平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沙、杭州、成都和贵阳的城市水生态文明综合得分靠前,上海、南京得分较低,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以体现不同城市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并按空间格局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水生态文明程度。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土地制度安排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分野、论争及引申

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城镇化学术主张,不断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伴随城市户籍改革的持续深化与相关障碍的逐步扫清,"半城镇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此,重新审视半城镇化问题的发生机制,是一个值得关切的议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两个典型事实:城市建设的规模偏向、农村人口的永久性迁移与制度性迁移分化,均明确指向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基于文献研究,本文凝练概括了两大经验假说:农村地权退出与土地财政冲动,并力图统一于一个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内,以寻求半城镇化的发生机制。现行土地制度以城市征用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提供制度庇护,同时,以村集体所有权配置土地权利,无法为农村人口的土地财产权实现提供制度通道。当前,关于土地制度与半城镇化关系及改革方向,出现了三类分歧:土地制度优势论认为半城镇化是制度运行的理想结果,土地制度扭曲论认为要重构土地私权;稳健的改革论认为关键是提防城镇化中的土地私有化陷阱与重构利益分配机制。本文分析认为,在现行土地制度框架内,"半城镇化"问题是农村人口微观行动策略与地方政府宏观政策选择共同的合意均衡。半城镇化向彻底城镇化的转型建设,不能以互相割裂的改革方案替代。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农地制度改革,国家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公权之上重塑私权,即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并逐渐向追求效率的经济功能与赋予权利的保护功能让渡,将人地依附关系转向人地保障关系。制度建设要允许偏远农村人口将退地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流动资产,可以有偿进行转让;要探索带"地标"城镇化方案,以构建建设用地指标物权化机制。一则纠正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与错配支持,二则赋予进城农民的土地退出权或市场化收益权。改革理想状态是,地方政府与非属地进城农民建立起激励相容机制,以走出地方政府增长选择与农民损失厌恶的博弈困局,实现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转型。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

从产业-生态复合系统的视角研究人类文明演进与生态安全变化的一般规律。现有相关研究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质变"边界、如何克服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性、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尚有缺陷。为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人类文明史和共生理论,将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的已知类型拓展成完整的模式谱系。由此揭示出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演化的本质属性:共生属性。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论断,由共生关系谱系分别推演出人类文明的产业属性、科学属性和生态安全属性等。研究表明,人类文明的演进包含以下几个阶段:本色文明(即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天然生物文明),黄色文明(即农业文明、人工生物文明),黑色文明(即传统工业文明、天然化学文明),青色文明(即新工业文明,包含人工化学文明、天然和人工物理文明),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包含防病式和健康式绿色产业文明,或天然和人工超生物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从产业偏利共生向产业与生态互利共生演进的模式,它使生态安全达到稳定的健康状态,是一种比新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最后,将以上成果在产业-生态二维共生空间中进行集成,构建出完整的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椭圆演化模型。该模型深化和发展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